先辈定名公而雅后人开办“同仁堂”(下)

一六六九年，乐显扬定下了同仁堂的堂名和堂训。乐凤鸣于一七零五年在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这里为什么是“下洼子门”，“同仁”的深意打动了新张仪式上的贺客。

同仁堂老匾（孙岳颁题写）

第二节

第一篇 ：兴起和磨难（1669—1723） 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

长篇连载: 国宝同仁堂

京城前门外有条不长不宽的街道，名叫“廊房四条”，这是顺着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的顺序排下来的。明清时期北京的街口都有木栅栏，夜间一律关闭，还有士兵把守，以防盗贼。因为廊房四条聚集了“六必居”酱园、“滋兰斋”点心店等一批名气震天的大商号，为安全起见，栅栏也就做得格外粗大，老百姓就根据这一特点，称这里为“大栅栏”，时间长了人们倒不怎么提它的正名了。到了乾隆年间，就连官方的地图上也把这里标成了“大栅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年（公元1702年）的一个吉日，又有一家新店在前门大栅栏的路南开张了。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看吧，那家新开张的药店，还真是与众不同。”

可不是，这家新店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三间门脸的平房，彩漆梁柱，黑瓦灰砖，是常见的中国传统风格建筑。与众不同的是，它是“下洼子门”，也就是店面比街面低，进门时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这样下雨时街面上的水都汇集进来，象征着财源滚滚。为此，院子后边建了好几个很深的蓄水井，存水量很大，蓄下的雨水可以灌园泼街，这既是旧时商户崇尚风水的结果，又有节水的功能，很值得现代人借鉴。也有人认为，这种“下洼子门”，是考虑到药铺的顾客中有许多都是病人，身体不好，下台阶要比上台阶省力，买了同仁堂的药之后，出门上台阶则是图个步步高升、日趋好转的吉兆。

许多人看到这家新店的字号也觉着特别：“嘿，这家新开张的药铺有意思，叫‘同仁堂’。”

“怎么着，真有铜人儿吗？”

“不是铜打的人，是一视同仁的‘同仁’。”

“这家药铺的名儿好，抓药就到这儿来，准保不欺客。”

也有人议论道：“这‘同仁堂’是老乐家的买卖，可我怎么听说崇文门那边的‘万全堂’也是老乐家的买卖？”

乐凤鸣的一位朋友便解释说：“乐家世代行医卖药，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所制药味灵验，因此人们说到‘乐家’，都交口称赞。老三乐凤仪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开了万全堂，现在老二乐凤鸣又在大栅栏开了同仁堂，两家店都是老乐家的药铺。不过，来日方长，今后两家宝号谁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得看各人的本事了。”

听乐凤鸣的朋友一解释，有人就说：“同仁堂有大栅栏这块宝地托着，必然前程似锦，大栅栏也会更加红火。‘店靠地兴，地凭店旺’嘛。”

“您这话说的不错。”众人也都应和着。

原来，康熙年间，北京各业发展迅猛，当时在崇文门设有“商税事务衙门”，进入京城的货物必须在此通过，并按规定交税。因此这一带就形成了有名的繁华市场，不仅有酒行和花市，也成了药店、钱庄和说书卖艺的集中之地。有人写诗赞道：“海贷门（崇文门的别称）前傍两衢，布棚连接小行庐；游人到此围环坐，听唱盲词说大书”（褚维垲《燕京杂咏》）。

乐家的府第就在崇文门一带的打磨厂，也是占了地利之便。乐显扬逝世后的十四年间，乐家在这里为人解除病痛，配售药物，实现了乐显扬“济世养生”的理想。不过，乐凤鸣自决心投身于药业之后，为了更好地发展，还是决定另择宝地，开设同仁堂。有人劝乐凤鸣：“佛门说‘立地成佛’，俗话说‘因地制宜’，守着家门做买卖多好！这里本就是黄金宝地，又有令尊大人立下的根基，就地发展才是上策。”

可是乐凤鸣一方面考虑到，老三乐凤仪在崇文门大街路西开设“万全堂”，自己再在附近开设“同仁堂”，岂不是同根相煎？另一方面，乐凤鸣独具慧眼，他看到这时的前门在经历了清初的衰落后，又开始走向繁荣。过去的“大明门”已经改名为“大清门”，从大清门、棋盘街到珠市口一带，已经形成了京城的商业中心。经过多次踏勘和走访，乐凤鸣认定，虽然崇文门一带也是繁华之地，但是位于中轴线的前门商业区档次更高，更有前途。尤其是大栅栏，尽管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却已经是前门一带最繁华的地界，前途无量。可是在这地方开店，不仅要有巨额投入，还得有过人的胆魄，因为树大招风，大栅栏一旦成了“日进斗金”之地，也就成了商家的鏖战之所。不过，为了实现“养生济人”的目的，就要知难而进，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乐凤鸣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栅栏作为店址。

新店开张，同仁堂门前自然是张灯结彩，鼓乐暄天，贺客不断，还有好些人聚集在同仁堂门前看热闹。一位眉目周正，穿着考究，十字披红，举止大方的男子正喜气洋洋地迎接着贺客，他就是乐凤鸣。

在进出不断的贺客中，有一位长髯飘飘，鹤发童颜的贺客朝乐凤鸣拱拱手说，“恭喜恭喜，宝号必将大展宏图，前程无量啊！”

乐凤鸣以为他只是说客套话，并没有往心上去，也就随口答一声：“谢您的吉言。”

那位贺客看出乐凤鸣只是应付他，便凑近了一些，郑重地说道：“我可不说那些虚情假意的应景话。”

乐凤鸣一听，也就认真起来，拱拱手说：“请先生赐教。”

那位贺客说：“宝号占了天时地利，要紧的便是这‘人和’了。如今的店铺常以‘万发’‘茂源’‘隆盛’等为字号，图的只是自己财源茂盛，生意兴隆，即使是药店的字号，也是宣扬自己的药味如何齐全、怎样灵验，而贵店却是以‘同仁’为字号，不是求钱财，而是聚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此既是治国之术，也是经商之道。因此，我才说贵店必将大展宏图。”

乐凤鸣听了，连说：“先生过奖了。‘同仁’二字，是先父早已立好的堂号，在下不过是禀承先父素志而已。”

同仁堂在大栅栏的新店开张了，买卖兴隆，可是乐凤鸣还是于心未甘，他要让“同仁堂”三个大字更加耀眼、更能聚人气。

那是康熙乙酉年（公元1705年）六月的一天，同仁堂前鞭炮脆响，锣鼓喧天，热闹程度不亚于开张之日。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一块新匾被高高悬于大堂之上，白漆底上，是三个端庄隽永的黑字——“同仁堂”。匾额的上款是“康熙乙酉年六月吉旦”，下款是“孙岳颁题”。

众人一见，纷纷议论起来：“瞧见没？孙岳颁给同仁堂题的匾。他深得皇上信任，是专门替陛下题写御碑的，像普济堂碑，就是当今圣上所撰，孙岳颁书写。”

“他还是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呢！”

“可不是，听说皇上还在孙岳颁的桑梓之地苏州，为他赐建了一座府第呢。准是同仁堂的药已经在宫里享有盛誉，孙岳颁才给乐家题写店名。”

“孙岳颁为官清廉，不好声色，多少巨商大贾，费尽心机也求不到他的墨宝。他能给同仁堂题匾，不容易啊！”

他们说的都是实情。孙岳颁（1639-1708），字云韶，号树峰，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宫廷书法家，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孙岳颁曾奉旨参与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是康熙皇帝的书斋。康熙喜爱书法，尤喜董其昌的字，孙岳颁的书法因深得董其昌之妙，而获康熙皇帝的喜爱。因此，书写御制碑文，多由孙岳颁代笔。孙岳颁为官清廉，康熙称赞他“室无媵妾，家绝管弦，政事之暇，唯焚香读书及临池选韵，笔歌墨舞而已”。

从此，这块由孙岳颁题写的匾，就被称为“老匾”，成了同仁堂的传世之宝。

乐显扬不仅因为在太医院任吏目时积累了丰富的宫廷秘方、古方和验方，还通过丰富的实践，掌握了许多独到的配方和炮制方法，为开设同仁堂打下了基础。他更以极高的立意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为“同仁堂”立下了堂名，也定下了“养生济人”的理念，创立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医药观。用今天的话说，同仁堂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好的基因，一个高的起点。因此，乐显扬被乐家认为是同仁堂肇始之祖，而乐凤鸣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在大栅栏开办了同仁堂药店，因此，乐凤鸣是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实际创办者。（未完待续）

早期的同仁堂药铺门脸

清末时的前门外大栅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