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涛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从1984年至今，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有了30年的积累。我们结合之前赵献涛和洪亮的统计，①赵献涛于2007年整理出《中国现代文学博士题名一览表》，收录论文778 篇。之后，洪亮又结合2008年之后的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博士论文，整理出《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题名一览表》，共收录论文1763 篇。再加上最近两年在中国知网上出现的博士论文，又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博士论文，应该远远超过了2000 篇。此前，秦弓先生曾对2007年以前的博士论文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之后洪亮又对2012年以前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②《人民政协报》(2008年4月21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6月17日)先后发表了秦弓的《1984—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 期)又发表了洪亮的《1984—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的整理当中，以洪亮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作为一个学科的尖端人才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博士论文对该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淀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这30年来的两千多篇博士论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它们不仅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该学科的成长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它发展的最新动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整个学科的视角，通过对这两千多篇论文选题的梳理，从守成、反思和拓展三个层面来分析博士论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格局，以期对今后的博士论文写作带来宝贵的启示。

一、守成

一个题目是否能够撑得起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首先取决于它的学术价值和阐释空间，因而最能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热点的，一方面是对学科中心问题的阐释和把握，另一方面就是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解读。在这30年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博士论文基本都是在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来做文章。这些问题的特点是，它们大都处在为主流研究公认的位置上，即便有些边缘性但也不会发生越界。虽然这些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不乏积累，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而这些未被展开的“区域”就成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因此这些博士论文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守成”意识，它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梳理。

(一)整体研究的宏观把握

对整体研究的宏观把握，一直是很多博士论文的写作冲动，在这30年中也从来没有退场过。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间的跨度较短，而且它的演变过程极为复杂，而宏观研究带有高屋建瓴的历史感，因此也容易使人看得清思潮流变的线条，对于很多博士研究生来说，可以说这是个极大的诱惑。尤其是在前两个10年中，宏观研究是占据主流的，像“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等关键词都是频频可见的。比如，1987年温儒敏先生的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陈学超先生的《中国现代典型理论发展史通论:从一个美学范畴的衍化看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到了1990年，又有了罗成琰的《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思潮》和解志熙的《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1993年李庆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和1994年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宏观性研究有不少让人称道的地方，尤其是对那些功底扎实而又眼光独到的作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也造就了不少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名篇。但是对更多的作者来说，它则是一口“美丽的陷阱”。再说，宏观研究毕竟视角有限，特别是对那些思潮类的研究话题而言，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在题目上出现雷同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虽然题目上的雷同并不能完全消解掉一篇论文的独创性意义，但它显然属于作者们始料未及的“撞车”。毕竟对于一篇博士论文而言，选题的独到是整篇论文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而选题的多元化也往往意味着视角更独到，线索更具体，这样也才更符合博士论文的写作规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年轻”首先就体现在它的时间跨度较短，因此刚进入研究状态的博士们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总想借助于某条线索或概念来把握现代文学，乃至整个20 世纪的文学。许志英先生就不主张博士生自选题目，“让博士生自己选题目往往有一个毛病，容易大而无当，动不动就是‘20 世纪’、‘百年文学’、‘中国现当代’，或者是那些内涵极其宽泛的‘现实主义思潮’等等。”［1］此外，所谓“年轻”也不光是从学科的时间跨度上来说，还体现在成熟的研究方法没有形成。在前两个10年中，很多论文基本上都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动辄冠以“某某概论”“某某论纲”“某某史”“某某研究”等等。在缺乏明确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有不少论文虽然做得很细致，但却很难成为精品。相反，稍不留神，就会堕入一种遍地开花的境地。因此进入第三个10年以来，博士论文的宏观性的整体研究明显减少，即便有宏观的视角，但是对线索和问题也都有了较为明确的把握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2年周惠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这也可以说是宏观研究的一个趋向。

(二)热点问题和时段

在整体研究的宏观把握之外，最能体现出博士论文对学科中心问题把握的就是对热点问题和时段的解读。在历年博士论文的题目中，有不少关键词如“启蒙”“乡土”“左翼”“女性”“现代性”等等，都曾反复出现过。以“现代性”为例，1991年苏冰的《幸福的诺言:现代性主题文学的文化透视》是讨论“现代性”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之后几乎每年都会有人涉及这一话题。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身而言，“现代性”既容易与学科的合法性挂钩，也有着强大的“理论诱惑”，因而也最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可是，“现代性”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其本身也没有固定的内涵，因此对“现代性”的研究又很容易堕入抽象化的境地。而以“女性”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则始于1996年钱虹的《中国现代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九一七——一九四九》。因为女性视角有来自西方理论资源的支撑，对于女性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来说，始终都让人觉得很有说服力，因此“女性”“女作家”等词汇也从来都没有从博士论文的选题中淡出。与这些富有理论性词汇不同的是，像“启蒙”“革命”“乡土”“左翼”等词汇，其立足点则是在于本土化的传统资源，它们大都侧重于源流性的探询和重新梳理，像1987年艾晓明的《左翼文学思潮:中国与世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思潮源流探讨》就是典型一例。

再者就是对一些热门时段的研究。这些时段也可分为两种:其一是该时段在文学史上有着“地标性”意义;其二是在该时段内的文学发展蔚为大观。以“五四”研究为例，文学史的标志性地位是其获得巨大学术价值的保证。自1991年张中良的《论五四文学与启蒙主义思潮》以后，探讨“五四”的博士论文已有八十多篇。虽然大家的研究视角各异，但始终都是在围绕着“五四”的地标性意义进行。而30年代和80年代研究的“热度”，则是因为在这些时段中，文学发展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三)经典作家研究

在中国现当代博士论文的选题中，作家研究一直都是个热点。作家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作家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它应该属于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研究的一种;另一类就是以个别作家为案例的专题研究，它一般针对具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作家。这里所说的作家研究往往也是就后者而言的。作家研究的博士论文动机往往有两点，一是重塑经典，即对经典作家的再阐释，从而丰富其文学史意义;二是发现经典，即从某个作家的创作中发现经典意义，从而完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的勾勒。一般来说，大家比较倾向于前者，因为经典作家有着较为深厚的积淀，容易撑得起一篇博士论文。

以鲁迅研究为例，1984年王富仁先生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成为了鲁迅研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以后出现的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高达数以百计，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其中以《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野草》为多。尤其是后两部作品，因为它们有充足的文本阐释空间，易于进行跨学科研究，就非常引人注意。特别是《野草》，无论是从心理学和哲学，还是从佛学都可以进行解读，因此有了2010年崔绍怀的论文《中国鲁迅〈野草〉研究史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大家，每届博士对其都不乏研究的热情。研究的方向也从创作研究扩展到了思想、理论、翻译、以及史料研究等各个方面。在思想研究方面，心理分析、存在主义、魏晋风度等等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此同时比较研究也成为了鲁迅研究的视角，像周作人、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茅盾等人都成为了用来与之比较的对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比较研究也开始从作家的比较滑向了作品的比较，2014年就出现了陈彩林的《民族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现代重构——〈野草〉和〈朱虚〉的比较》。我们也不妨猜测，作品的比较研究可能会成为鲁迅研究的新方向。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研究的格局不大，也不免会导致研究成果的价值有限。就鲁迅研究的整体而言，历年出现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因而这一方向的选题很有些“虎跳峡”式的风险。作者的独到眼光和深厚积淀更是缺一不可，否则，就很容易会重复前人。

其实，非独鲁迅研究是这样，对于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现代作家们的研究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大写到小写，从个案到比较。这些选题本身当然都有着它的独特意义，它们从不同的方位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作家完整的文学史形象。如周作人的研究，先是1998年韩国留学生赵恒瑾的《周作人论》，接着就有人从对其文学思想、创作、翻译以及与日本文化的比较等方面来解读周作人的文学史形象;沈从文的研究也如此，1995年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研究》和1996年李亚林的《沈从文研究》都是较为宏观性的把握，而后来的博士论文则主要是从小说人物、乡土精神、地域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甚至还出现了将沈从文与老舍、福克纳、劳伦斯的比较。对于博士生们而言，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分量的作家就像一块块宝地，多元化的重复开发成为了很多作家研究的特征。尤其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这样的大牌作家，交集时常发生，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就作家研究整体而言，胡适、梁启超、王国维、张爱玲、郁达夫、茅盾、巴金、郭沫若都频频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针对这些作家在博士论文选题中出现的频率，大致归纳如下:

鲁迅沈从文周作人胡适老舍梁启超张爱玲钱钟书王国维郁达夫林语堂茅盾郭沫若巴金宗白华134 30 29 21 18 18 18 12 14 11 11 11 11 10 10

博士论文强大的积淀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个作家频频成为选题的背后，其实也是对该作家经典性的最为有效的诠释。相反来说，一个作家能不能撑得起一份博士论文也是对作者学术眼光的考验。因此在前两个10年中，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基本上没有出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只是2004年以来，像王安忆、铁凝、莫言、贾平凹、阿来、刘震云、迟子建、残雪等才开始在博士论文选题中有了“出镜率”，并且越来越高。尤其是关于莫言的研究，已经达9 篇之多，完全可以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比肩。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博士论文已经开始试图对当代作家进行经典化的勾勒。

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来说，守成是主流，它也最能体现出博士论文选题的学科中心观念。可是，这些研究往往也容易为成规所局限，这样一来，作者想要有新的突破就非常困难了。温儒敏先生以前这样说过，“许多现代文学专业的学位论文都带有这种重新研究、重新归纳、重新概括的倾向。而从大家熟悉的研究对象上发现出新的历史线索和内涵，使‘老问题’有新认识的文章，并不多见。”［2］对于当前的博士论文写作来说，“老问题”是个普遍事实，如何获得“新认识”才是一篇论文成功的保证，这也正是博士论文“守成”艰难所在。

二、反思

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一种前沿性研究，现有的研究状况对博士论文的选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体制的开放，一些曾经被有意掩盖或忽略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从传统研究中发现“盲区”，以及对过去未被充分呈现的研究的展开，也就成为了很多博士论文的创新所向。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进行，但是它们的侧重点一般都体现在对传统研究的重新梳理和重新发现上，因而也就具备了强烈的反思意味。

(一)带有还原性研究

就还原性研究而言，一方面它表现为对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内容的研究，如1998 倪伟的《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就表现出了探询“禁区”的勇气，在这之后，与国民党相关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相对于主流研究而言，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可以说带有了某种“异端”的气息。另外，还有对鸳鸯蝴蝶派、学衡派、战国策派、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也都含带了相当明显的反思意味。二是从新的视角对现代文学进行再梳理，比如在以往的研究中讳莫如深的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人道主义等都曾先后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中盛极一时。到了2000年后，“性爱文学”“妓女形象”“同性恋话题”，甚至“文革”也都出现在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当中。三是对过去意识形态气息浓厚的话语论争的研究，比如对过去的文艺论争和批评进行新的梳理，像“第三种人”“民族形式论争”“十七年的文学批评”、还有“第一次文代会”，也都得到了深刻的关注。与此同时，对体制的反思也有了新的深化，像“解放区文学”“延安体制”，以及共和国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博士论文的关注焦点。

此外，对作家的“发现性”研究也在进行。2000年以前的作家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的研究上，而在这之后，作家研究的选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元化，像2000年田丙锡的论文《徐卓呆与中国现代大众化》就很值得注意。再往后像严复、陈季同、苏曼殊、包天笑、李定夷、李涵秋、邵洵美、陈铨等，这些作家在以往的文学史中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的(甚至可有可无)，却都成为专题进入了博士论文。尤其是像林纾、吴宓、冯至、穆旦、无名氏、徐訏、师陀等，这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作家，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显然就更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文学史研究的不足。其中穆旦的研究多达9 篇，徐訏的研究有7 篇，废名和张恨水各有6 篇。可同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不少作家虽然在主流的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他们的专题研究却很有限。比如艾青，我们只见到一篇周翔华的《艾青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绘画》，显然这与艾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匹配的。另外，与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这些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发现的作家相比，茅盾、郭沫若、巴金这些作家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则显得较为冷清，这些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报刊杂志的梳理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大都是以思潮、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它们的特点是侧重于线性的勾勒。与此相比，以报刊杂志为中心的研究，侧重点往往在于局部面性的具体呈现，其本身就暗含了对于文学史线性思维的反思，因此对报刊杂志的梳理和研究，也最能体现出博士论文的反思之力和发掘之功。1997年汤哲声的论文《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期刊史论》是第一篇以期刊为中心的综合性论文。之后出现的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是以某一份具体的杂志或报纸副刊为主题，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和《晨报·副刊》等。像这些报刊，在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大都起到过巨大的助推作用，对它们的研究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也有不少论文把目光放在了《点石斋画报》《北洋画报》和《妇女杂志》这样的通俗刊物上。像这些报刊虽然在历史上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它们的文学价值却不是那么突出。尤其是其中不少研究发掘的重心都在于对当时的文化想象上，从而越出了文学的边界，就更难为人看好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报刊杂志的梳理工作也在向当代延伸，比如《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和《文艺报》等大型文学刊物自然是博士论文不可错过的选题。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其意义也不容低估。与此同时，也有博士论文瞄准了像《今天》这种在当代思想领域颇受争议却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刊物，它们更容易唤起博士研究生们的学术热情。比如2013年陈昶的《寻找民间:〈今天〉知识分子研究(1978—2012)》和2014年崔春的《论北岛及〈今天〉的文学流变》，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反思意味也非常强烈。只是像《今天》这样的刊物毕竟有限，有时也很容易闯入意外的“禁区”。倒是那些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期刊，比如《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也同样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相关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现。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巨大的消费性的休闲读物，比如《知音》和《读者》等，也是值得考察的对象。

(三)对理论和方法的梳理

对一门学科而言，拥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其成熟的标志。在这3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中，有以下几个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其一，现代文学史上很多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本成为了选题。在这3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中，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钱钟书、宗白华和胡风都可以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另外关于梁实秋的文艺思想研究论文也有5 篇，瞿秋白和周扬的研究各有4 篇，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3 篇。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增多，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学科意识和反思意识。值得称赞的是，在这些论文选题的背后，含带了年轻学子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新的思考。

其二，研究之研究也开始盛行。比如钱基博和李何林的文学史著作、李长之和李健吾的批评，还有刘师培、朱英诞、傅雷等都成为了研究的专题。另外，海外汉学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成为了热点，比如竹内好和丸山昇的鲁迅研究，还有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曾进入过博士论文的选题。对于我们传统的研究观念和学术体制来说，这些研究所蕴含的反思意味是不言自明的。同时也有人开始对现代文学史写作方式的关注，像2000年唐利群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叙述》和2010年王瑜的《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都是引人关注的论文。

其三，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被引进到现代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作品版本的研究也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方向，最引人注意的就是2002年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篇版本校评》，10年之后的2013年又出现了孟文博的《郭沫若前期文艺论著校勘与发现》。因为版本校评和校勘一方面要有充足的史料准备，另一方面操作起来也较为繁琐，这两点原因都足以让年轻学者望而生畏。因此，虽然这种研究在现代文学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是这两篇论文在这30年的两千多条论文选题中仍然显得形单影只。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也在越来越多地被融入到了论文的写作当中。

博士论文的“反思”倾向也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些论文是从另一个视角完成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思考。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研究者们通过其他学科的经验来“催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努力。这些论文固然丰富了学科中心问题的传统研究，可有时也会消解掉一些传统的观点和看法，因此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既需要作者有客观而独到的眼光，也要求有充足的史料为依据，并能够做到从文学史的现场出发。最当忌讳的就是，“秋后算账”或“事后诸葛亮”的姿态，那样的研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三、拓展

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是时间的跨度短，因而它的研究空间就不免显得有些“拥挤”;其二是影响创作的因素较为复杂，这又为研究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进入第三个10年以来，每年都有近200 篇上下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再加上学界最新出现的研究成果，这就对博士论文的独创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们来说，研究领域的拓展不仅出于论文创新的需要，也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使命。拓展性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

(一)打通与整合

“打通”研究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进行。纵向打通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的链接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一开始就体现了这种冲动，比如1987年陈平原的论文《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和1988年方锡德的论文《现代小说与古代文学传统》都是带有一种打通性质的研究。后来，庄子、屈原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也成为了关注的对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很多博士研究生来说，最富诱惑力的还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随着现代文学史研究思路的多元化，尤其是在海外汉学界对中国近现代研究思维的启发下，从晚清、民初到“五四”这段时间成了一段颇受热议的“地界”。自2000年以降，可以说每年都有论文以此为题，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是大同小异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在从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素来。

横向打通则体现在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的，从外来视角追寻现代文学的流变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像2003年李怡的《“日本经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之后，大到像俄国、日本、英美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小到像卡夫卡、契诃夫、艾略特、尼采等个体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成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尤其是日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比较研究的重要选题来源。

另外，打通还带来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新的整合。随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也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比如1991年黎湘萍的《叙述与自由:陈映真的写作和台湾的文学精神》、2003年彭志恒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研究论纲》和2004年王春伦的《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身份》都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此外，现当代作家的民族身份也进入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像2008年刘大先的论文《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和2011年罗四鸰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与小说创作》都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台港澳文学、华文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分支而已。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又该如何整合，才能去容纳那些被传统研究所遗漏的现象，显然也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二)跨学科研究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他们的知识结构较古代作家更为复杂，促使他们进行创作的动机中也有着更多的现实功利性因素，因而这也成为了跨学科研究的契机。再加上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发达，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盛行，更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条件。即使在第一个10年中，博士论文数量极为有限，但还是出现了1989年尹鸿的《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1990年解志熙的《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1993 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这些论文都分别成为在心理学、哲学和宗教领域跨学科研究的“第一次”。到了第二个10年中，跨学科的论文又有明显的增多，跨宗教研究方面，除了基督教之外，佛教也成为了一个重要方向，同时也有从道教、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甚至萨满教的角度来阐释文学。

与此同时，翻译学、传播学、语文教育和出版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开始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了从经济学、服饰方面对现代文学进行的研究。跨学科研究的优点是能够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它自身也有致命的缺陷，就是当研究者沉浸于自己新视角和新观点的时候，很容易脱离自己的学科。温儒敏先生早在3年前就曾指出，“有些学校最近十年的博士论文选题，起码有半数以上脱离了文学，或者把文学当成社会史、思想史的材料与中介，‘跨学科’成为一种风尚。”［2］其实，在这两千多条博士论文题目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让人觉得不是从文学专业出来的。即便是把它们放在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学中，也不会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对于一篇文学博士论文来说，这非但不能说是优点，反而是致命的缺点，因为它使论文丧失了文学的本义。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如果没有一个本位观念和参照标准，就很容易沦为一个泛泛空谈的“伪命题”，最终会让人觉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尤其是当前各种“亚文化”信息的泛滥，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就更应该慎重。

(三)与当下的紧密联系

作为一门与当下现实有密切联系的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越来越体现出它与当前生活现实的密切联系。首先，与影视相关的研究开始增多，从2004年董华锋的论文《中国民族电影结构》和李红的《困守与突破:20 世纪意识形态境域中的夏衍和他的电影文学实践》之后，电影开始成为了博士们热衷的话题，在每年的研究中都有出现，并呈逐年增多的态势。从新文学早期、左翼、40年代、十七年时期到当前的新生代电影和电视剧都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同时受到关注的电影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宏大主题的叙事，也有像喜剧类、恐怖类这样的娱乐性电影和电影短片等。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学与影视的“姻亲”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学和影视之间也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正是博士论文在选题时需要慎重对待的。

另一方面，网络也开始成为了博士论文关注的对象，2005年葛涛的《互联网上的“作家迷”虚拟社区研究:以“鲁迅论坛”和“金庸茶馆”为中心》成为涉及互联网的第一篇论文，这之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2012年出现了张斯琦的博士论文《微博文化研究》，这的确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从当前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网络价值的学术开发空间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只是网络文化毕竟不像电影那样，有较为稳定的模式和规律可以把握，并且网络本身所携带的大量负面性东西也是很难轻易消除的。至于网络文化的学术价值是否能够撑起一篇博士论文，很多人恐怕还是抱有一种犹疑态度。

不容怀疑的是，当前生活中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正在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生长点，它与普通大众日常的生活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像2012年胡璇的《赵本山现象论》，还有2014年孙大志的《当代二人传史论》都在向我们证实这一点。虽然这些论文很能体现作者冲破学术禁锢的勇气，但是却会让人觉得偏离文学有点远，想要赢得广泛的好评，恐怕也不大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说守成和反思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进行的研究的话，那么拓展则主要集中在那些界限模糊的区域。可是我们也须明白，拓展也不能是无目的无方向，而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学科观念，不能以模糊或消解学科的分野为代价。否则，拓展不但会失去应有的学术价值，恐怕也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

四、几点启示

通过对这30年的近两千多篇博士选题的梳理和分析，让我们从中深受启发的是博士论文在选题时该如何去把握研究对象。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它们不只是从选题上点拨了我们，也在整篇论文的写作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从这些优秀的论文当中，我们汲取了以下几点宝贵的启示。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而言，研究的方式和方法越来越规范化，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再有大的“空白”需要填充了，博士论文只能越来越突出问题意识。但这也并不是说，有问题意识的论文就是好的论文，还需要看问题本身的容量和意义。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陈平原先生曾这样说过，“博士论文跟别的文章不一样，在我看来，必须是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3］说到底，问题意识既是在考察作者对整体研究形势的把握，也在考察作者面对具体研究内容时的聚焦能力。比如2003年李怡的《“日本经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2013年沈杏培的《小说中的“文革”:当代小说对“文革”的叙事流变史》等，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这些论文的成功都在于对具体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发现本身就来自于作者自身的厚实积淀，它不仅需要作者有独到的眼光，更需要有对整体研究的全面认识才能做到。

问题确定之后就是论文的写作。就论文的写作而言，陈平原先生有句话是很值得借鉴的，“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3］换句话说，论文不是要去告诉别人什么，而是说服别人认可自己的观点。但凡优秀的博士论文，一方面固然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否独到和明确，另一方面也在于它对问题的论述是否到位。许志英先生是这样说的，“一篇论文的论点不在于多，对重要论点要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把这个论点说深说透。”［1］因此，我们所说的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仅是说作者要会寻找问题，也是说在我们提出问题之后，在实际写作当中能否把自己提出的问题“说深说透”，并让人被自己的观点所折服，这才是问题意识的真正内涵。

(二)瞻前顾后

在这30年的博士论文历程中，有不少篇目都成为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名篇，比如王富仁先生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温儒敏先生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陈平原先生的《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等。这些论文不仅在当时就好评如潮，更成为了后来的作者们学术研究格局的重要组成。所以，一篇优秀博士论文选题的背后也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格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作者要有“独立之精神”，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理论热”风气中，温儒敏先生却选择了看似“过时”的现实主义。再如陈平原先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虽然他们当时已经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但是他在选题的时候却主动回避了这一热点。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热点问题是不大适合做博士论文题目的。一方面，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写出来，一般要经过一到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很“热”的东西很可能会变“冷”;另一方面，就是热点是否真的具有学术价值，还要经过时间的冷却。

至于什么样的题目才适合做博士论文，陈平原先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题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积累指向这里，以后的研究从这里出发。”［3］陈学超先生在评述温儒敏先生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时，曾经提出方法和人格与选题的必然关系。因此，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不只是在于问题本身的学术价值上，还在于这些问题是否适合自己。可以说，博士论文在确立问题的时候，作者需要慎重地“瞻前顾后”。所谓“瞻前”就看看自己写的东西以前是否有人写过，并且前人积累的程度如何，自己的突破点又在哪里。而“顾后”，则是指要清楚地意识到，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后，将会如何影响自己的学术格局。有了这两点，我们所写的博士论文不但对现实有意义，更会对自己有价值。

(三)打破范式思维

经过30年的积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有不少问题都曾反复被人论述过。博士论文的写作正在越来越规范化，可同时范式化的思考方式也在慢慢形成，有不少博士论文一写就陷入了千篇一律的窠臼之中。如今大多数的博士论文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危机，论文刚刚通过答辩就被人们(包括作者本人)忘却了。在成千上万篇的博士论文当中，我们要想使自己的论文不被淹没，就需要在自己的写作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像温儒敏先生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就是回避了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以“史述”的方式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勾勒。还有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也是很有特色的论文，它通过“新诗集”的成集和接受，从文学史的现场出发，进而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念提出质询。

博士论文要拒绝被遗忘，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创新。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创新，陈思和先生给出的说法是很有启发性的，“我所认为的理论创新，应该是既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又有充分的独立见解;既有丰厚的前人成果的依据，又能在科学研究的崎岖小道上努力奋进;既不动辄以原创自居，又能够打开新的研究空间。”［4］可见，创新的实现并不是从理论或观念入手的，而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融入自己的主观体验来实现的。在博士论文的写作当中，首先应当突破的就是“范式化”的思考模式，多深入吸纳前人的成果，多掌握具体的史料，少一些因果式的逻辑推理。如果我们处处能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从文学史的现场出发，那么“范式危机”就会不攻自破。

(四)学科本位观念

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这两千多篇博士论文可谓是一笔殷实的财富，其中有不少篇目都能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从这些优秀的博士论文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篇优秀博士论文无论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它创新的方向在哪里，以及它是以哪种方式论述的，最终它都不能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这条主线。学科本位观念，不仅是一篇文学博士论文成功的基础，也是它在具体研究当中获取创新和拓展的前提和归宿。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尤其是近些年来，跨学科研究在博士论文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跨界研究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此时，学科本位观念非但不会丧失它应有的意义，而且也成为了当前博士论文写作的一条红线。温儒敏先生以前就此曾提出过警示，“跨学科也不等于完全打乱和取消学科分野。”［5］尤其是在当前的论文写作当中，我们所采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视角的借鉴，切忌忽略“宾”与“主”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尤当避讳的就是“喧宾夺主”。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从何种角度切入，首先不能丧失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科主体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拓展和创新才会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比如2002年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和2008年冷川的《20 世纪20年代的外交事件与中国现代文学民族话语的发生》，虽然它们都是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但是他们最终的立足点却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篇博士论文只有先对自己本学科的研究有所贡献，才能谈得上后来的广泛影响力。我们再看前辈们留下的那些经典佳作，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也无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许志英．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J］．黄河，2003(12)．

［2］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1)．

［3］陈平原．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N］．中华读书报，2003－03－05．

［4］陈思和．研究生论文是否需要有“原创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5(2):31．

［5］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文艺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