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闵勤勤



新常态，浴火重生的机遇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本刊记者 闵勤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笔者带着对经济“新常态”的诸多困惑和些许忧虑，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李扬。“这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机遇！”李院长从容笃定，谈笑间，困惑一一化解，离开时，笔者心中充满前进的勇气和慎行的静气。

记者：经济“新常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来，他本人以及国内很多学者对之有很多论述。我了解到，您以及您的团队是国内最早研究“新常态”问题的，您是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

李扬：习总书记对新常态的论述已经非常到位了。我想补充的是，从国际大的经济格局来看待新常态，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它用一个“新”字，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它用一个“常态”的概括，指示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新常态之前，全球曾经经历过一个被经济学界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旧常态以持续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为基本特征，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也明显弱化。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

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键节点。发生这一转折的基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但耽于大稳定的安乐，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长期不思调整；另一方面，全球分工重组后形成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导致了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记者：请您解释一下新常态的“全球共性”和“中国特性”。

李扬：全球经济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五大共性：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二是“去杠杆”过程中出现两难。此次危机根本上是由于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过高引发的。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要求降低债务率即去杠杆，但去杠杆过程却会产生经济收缩，反过来阻碍经济恢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四是主要国家政策周期不同步；五是全球治理出现真空。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下移并处于负值水平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效应，是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自2009年始进入了新常态，其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减速。我们预测，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三个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 8.7%、5.7%～6.6%、5.4%～6.3%。由于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经济的综合表现，它发生趋势性下滑，自然导致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货币供给、利率等均呈现新的性状。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创新能力滞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李 扬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

记者：新常态必定带来新挑战。主要的挑战有哪些？解决之道是什么？

李扬：新常态不仅暴露出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也会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一是经济增长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恰又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源头。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存在偿付能力短绌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应对债务问题，短期目标主要是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三是城镇化转型。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结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目标。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短期对策应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产规制，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对策应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特别是解决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战略中的租售比问题、住房与土地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开发主体问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房地产金融体系问题、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等等。

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治理金融乱象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目标有三：一是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三是摒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

习近平怎么描述新常态？

记者：您提出，新常态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如何理解这句话？

李扬：很多研究者较多地关注新常态的负面含义，更有少数研究者索性将之与“经济衰退”甚至“硬着陆”等量齐观，心怀叵测者更据此再次唱衰中国。其实，增速下滑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里面蕴含着发展的新动力。发现、挖掘并运用好这些动力，需要我们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对经济结构进行壮士断腕式改革。完成这种革命性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我们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说的新机遇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新常态有利于“去投资依赖”。前面我提到，我国除了面临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共性问题外，自己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问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复杂，但源头在投资，因此治理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减少投资，减少投资经济就要放缓。所以，如果经济放缓是因为减少了这些可能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的投资造成的，这个放缓就是好事。我国的投资增长率现在下降很快，我们预计今后几年会连续每年降2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我觉得也就是10%左右。我也知道，有很多省份一时接受不了，但我们还是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这个新常态，越早适应情况越好。我们跟踪研究上海经济大概有七八年了，上海投资增长率在全国三十几个省市排倒数第一或第二。2014年它的投资增幅只有4%，经济增长可能是7%。这就是一个实现了由投资依赖转向内需依赖的例子，它的经济结构顺利转型了，这条道路是我们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除了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的一部分，像杭州、宁波那一带，山东的一部分、福建的一部分、广东的一部分，特别像深圳那一带，还有中部地区，像安徽、湖北、河南，等等，现在发展都算比较正常，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到转变的必要性以及转变成功的可能性。

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新常态时谈到了我们要从原来粗放的、质量不高的经济变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学强调的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说你能否有效率地做。我们现在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30多年增长很快，但是老百姓真得到了那么大的好处吗？经济真得到了应有的改变吗？未必尽然。因为经济增速里确实是有水分的。举个经常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例子，我们门口的路会经常被挖，今天把它铺得很好，过几天又挖了，挖了以后又铺。从经济统计上来说，挖、铺、再挖、再铺都是GDP，但最后给我们留下的可能是一条未必通畅的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减速将不断压缩、挤出这些水分。

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新常态下，由于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因素不再可以依赖，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结果。从制度保障的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正向激励”机制，突出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人力资本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如推行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大力推进“技术资本化”，使技术人员获得强大的创新动力。二是理顺价格，指的是充分发挥要素价格的引导作用。目前，由于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要素价格被扭曲和低估，直接刺激了市场主体密集使用相对廉价的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自主创新。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而将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多项民生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期存在的“越位”“缺位”问题也才会有解决条件。

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我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据相关机构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有所降低，但仍然在4%左右。如果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率只有5%左右。新常态下的增长，需要用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将企业对环保治污等的投入尽可能统计为国民产出。美国目前就是这么做的。此外，我们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

新常态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如果过于追求速度，就要高度依赖投资，就会造成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所有者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这一格局若长期持续，会造成“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等现象，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新常态下，速度不那么被看重，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公平和包容性增长。

记者：经济继续放缓的大背景下，已出现要政府赶紧出台强力刺激政策保增长的呼声，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扬：我们一定要抑制住回到老路上去的冲动。要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治结构。放眼全球，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

新常态呼唤新心态

我们在心态上要作出哪些调整？

本栏责编：赵鸿文 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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