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龙成鹏

字汝民见证巍山打歌的传承与变迁

文·图 / 龙成鹏

2008年，“巍山打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巍山县被誉为“中国彝族打歌之乡”。得此殊荣，这其中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传习馆”这类民间组织的努力，而巍山众多民间艺人在不同舞台上对巍山打歌的传承和传播更可谓功不可没，字汝民就是其中一员。

1967年，字汝民出生在巍山庙街镇古城村委会一个彝族人家，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就对音乐颇有天赋。17岁那年，字汝民还在上初中，有一天他在村里用树叶吹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被一个军官看到了。军官对他说：“小伙子你会吹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当兵？”字汝民心想这是好事情啊，就跟着军官去了云南省边防文工团。几年后，字汝民退伍回到巍山县文工队工作，开始了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

2012年源生坊参加北京中国音乐节演出时，巍山艺人留影，后排左二是字汝民，左三是前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樊祖荫

赴日演出

1987年，平静的巍山迎来了这样一次机会，代表中国，受邀去日本演出，20岁的字汝民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回忆起这段经历，字汝民平静的语气依然难掩其内心受到的震撼。

“1986年10月，文化部带来6、7个日本人，要在云南选一些节目，代表国家到日本演出。他们认为巍山是彝族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地方，让我们跳给他们看正宗的打歌。我们表演了巍山的四种打歌，最后‘东山’和‘马鞍山’入选。确定了12个人去，我是一个。我们准备了一年，第二年在巍山县城集体排练了一段时间就被省外事办接到昆明又培训了两个月，培训我们如何吃饭睡觉走路，如何吃西餐。”说到这里字汝民不觉笑了起来。

“1987年8月，我们终于去到了日本。去日本感觉像做梦。晚上，我们住在宾馆，空调不会用，都没在床上睡。地毯那么厚，想着是毛毯。床用遥控操作，按遥控床会从地面升起来，很高级。日本人说，‘这跟你们邓主席的接待标准是一样的。’被子在哪里也不知道。一晚上同去的两个小姑娘就找不到被子，空调也不会关。副厅长说，‘感觉日本怎么样？’‘太好了，唯一就是没有床，没有被子，冻病了。’闹了笑话。日本的药也好，感冒吃了药打了针第二天就好了。那里吃饭用小木碗、小木甑子。米饭是白花花的，又香，我们来十碗都不够吃，餐厅的服务员被吓着了。”除了生活方式的冲击外，文化冲击也让字汝民有了更多思考。“我们和巴基斯坦，土耳其，日本的阿伊努民族同台演出。一站到台上，下面就掌声雷动，我们总共演出了22场。”

从日本回来后，字汝民开始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说：“我学传统文化，仅仅是学会，从日本回来，我意识到我要把它学得更好。”

字汝民1987年去日本演出时的海报

字汝民在昆明源生坊演出

勤学苦练

字汝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小伙。在军队，字汝民觉得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乐器，就买了把16元钱的小提琴，晚上去昆明龙翔街花鸟市场参加夜校培训，学乐理，学小提琴。学了一年多后，有个老师告诉他：“你是少数民族，还不如学点民族乐器。”于是，他改学了笛子。

去日本演出前，字汝民为了把东山地道的大刀舞呈现出来，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住到东山大刀舞保存最完好的大仓镇小三家村村公所里，找当地老艺人每天练习。他回忆说：“刀舞很有讲究，我爹他们讲，老辈耍刀的手臂上要绑上萝卜，刀子很快，要一片片地把萝卜削掉。舞刀的时候，感觉刀子贴在身上转，刀和人融在一起。打歌场上，人那么多，如果耍不好，就会碰到别人，伤着别人。开始学的时候，我学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我的两个腿不会走了。要往下蹲，腿也弯不了。我走回来的时候，走了4个多小时才走下山去。有个人搀着我，一步步滑下来。”

从日本回来后，他发愤要考云南艺术学院。1988年他凭借笛子考取了云南省文艺学校。学校可以带薪读书，但巍山文工团是合同制，人一走就没有工资了。那时，每年的学费要600块，家里的一头牛才能卖500多块，还不够交学费。为解决生计，字汝民在昆明一个歌舞团找到了工作，主要负责每天中午为就餐的客人表演歌舞，他还记得那时每天工作一小时就有10块钱的工资，车费、伙食费、学费都有了。两年后，他从学校毕业，拿到了职高文凭。

上世纪九十年代，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办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它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民间艺人，此后颇为成功的《云南映象》，其节目内容大部分就来自于传习馆。字汝民27岁时，成为传习馆最年轻的老师，比他的学员大不了多少。

回归巍山

在字汝民的职业履历中，“歌舞伴餐”是其最具标签性质的工作。从1988年在艺校读书他就断断续续地一直活跃在歌舞伴餐的舞台上。“演出改变了原来那种从村子里面习来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演出久了，就想着找更有表现力的方式表达，想创新、想改变自己。”

2013年，字汝民选择从昆明回到了巍山，他说：“我现在倒回来了，想要做传统文化。原来是把民族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我觉得民族最传统的东西更好。我86年开始学习，20多年的时间人生分几个阶段。在村子的时候，我仅仅会打歌小调。出去之后，学到的东西更丰富了，更能体现我的舞台价值、个性价值。现在，我感觉传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大，我现在要倒回来做民族的东西，并且要做深，做出特点。”

回到家乡的字汝民有许多想做的事。“我想找几个东山的民间老艺人，懂得唱调的，把他们唱的整理出来。东山的唱词像长诗一样，3天3夜唱不完。为一杯水可以唱半天，说走路也可以唱半天。当年在艺术学院，有一个叫杨帆的老师，他找我去录音，录小闷笛。他跟我说：‘阿诗玛这个长诗，是唱了整理下来的。’我就跟他说我们巍山那个词调是说3天3夜说不完。我想尝试着把这些词调记录下来。东山是用词汇来表达，马鞍山是用歌舞来表达。东山就是开天辟地和打歌，两个调。大刀舞就跟着打歌的形式走了。真正的马鞍山就是12个调，一个唱调一个动作，不同的唱调对应不同的动作，要变唱腔就要变动作，但唱词可以说成一样的。马鞍山打歌原来有12种打歌，现在我也掌握不了12种，他们也掌握不了12种，大概就只剩8到10种，慢慢消失了。”

我们采访的地方播放着巍山东山大刀舞的演出视频。字汝民自豪地说：“这个是我教的，州庆还是县庆的表演。我们村最起码失传了30年。我爹手上没有了，我爷爷手上也没有了。现在我学回来，我去教他们了。”

今年出一盘专辑也是字汝民心愿之一。“小时候我们放羊，会用泥巴捏成一定形状，一吹它就‘呼吐呼吐’地响，我们给它取名‘曲曲拐’。2008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做民歌栏目，开始研究乐器，就根据小时候做‘曲曲拐’的经验不断尝试，做出了完整的可以直接吹奏的乐器，一个老师给它取名叫‘呼土土’。今年我就想出一盘用这个乐器演奏的专辑，有几首自己写的歌。只要别人说这声音好听就OK了。”

不久前，字汝民刚刚拿到了大理州颁发的“民间艺术大师”证书，他觉得很满足，这代表了政府对他们这些民间艺人的关心和肯定。虽然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然而，传统依然在消逝。字汝民为我们介绍：“现在比较活跃的艺人，都是四五十岁这些。年轻人就跳点骑马舞，不想打歌了。我们传统文化演变快得很，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就消失了。我觉得要保护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护语言，语言一消失，传统文化就消失了。”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路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但是，因为有了像字汝民一样千千万万对民族民间文化有深厚感情的民间艺人，我们前行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总是充满希望。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