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菊芬

西盟旧事

文 / 董菊芬

老县城

时光飞逝30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进入不惑之年，目睹着家乡西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感激今天幸福生活的同时，儿时的场景也时时在梦境中出现，西盟的过去和现在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县城

西盟老县城坐落在勐卡山头，我的家在县城山顶处，学校在山脚。上学时我只需一路小跑十几分钟就轻松到学校了，而放学的路就得爬呀爬，一路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这条路也给予了我们这代佤山学子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由于回去的路途全是爬坡，我们几个女同学总把父母给的早点钱悄悄留下，以便下午回家时能顺路吃碗凉粉，有时能幸运地碰上父亲单位的牛车，就可以搭便车回家。老县城的街就几百米，从街头就能看见街尾，由于县城人家少，大家都很熟悉，我最怕随母亲上街，从街头到街尾都是熟人，每见到一个熟人就要停下来，张家长李家短善意地说说笑笑很长时间。街上卖凉粉的就三家，我们几个学生很能影响客源，到了谁家那里的凉粉就卖得快，所以街上卖凉粉的大妈都想讨好我们，见了我们的父母净是夸奖的好话。

广播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这首《阿佤人民唱新歌》是每个西盟人最熟悉的旋律，也是西盟县城广播站的固定节目，每天早晨和下午响遍县城的每个角落。我认为广播是西盟的一大亮点，我从小就是听着佤山广播长大的，先是汉语、佤语、拉祜语各一遍的地方新闻，后是国家新闻。在那个手表、闹钟、收音机、录音机是奢侈品的年代，即使是广播的大喇叭就装在家背后，也从没觉得吵，反而广播成了生活作息的“闹钟”，信息的“发布器”，每天早晨的广播是起床的“号角”，下午的广播则是暮归的“号令”。在广播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时候，停电或转播人员的失误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早晨的广播没响我准迟到，一次，工作人员失误把广播时间由平时的六点半提到了五点半，害得我和妹妹急急忙忙跑到学校硬等一个多小时才进教室。听广播也是人们的一大乐趣，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很快知道每天县里或国家发生的大事，甚至播音员们背后的故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比如播音员传出的“不好意思，刚才是麦克风掉下去了”等等。现在，广播仍然可以算作西盟的一道风景，人们听着广播，漫步勐梭湖畔，或者闲步大街观赏特色建筑群，享受幸福的生活。

用品

在西盟生活，有三样东西是不得不预备的——伞、火盆、电炉。西盟是云南省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春节一年四季几乎都有雨。商店里最畅销的就是伞，无论到谁家都有大黑伞或雨衣，出门少了伞或雨衣，就像没带钱包一样。记得上学时，由于人小伞大，我们经常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有时一阵风吹过来，伞经常“翻鸡”，而喜欢打闹的孩子也以此为乐，这样损伤雨具的行为难免惹来父母的责骂。由于雨季长，一年四季几乎见不到阳光，西盟湿度很大，现在老县城很多建筑上的霉斑就是见证。由于湿度过大，当时家里的家具、衣物、米等发霉已是常事，所以城里几乎家家都有火盆、电炉用于取暖、烘烤衣被，农村用“火塘”减轻湿度。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西盟的雨季缩短了，降雨量也大不如前，火盆、电炉已经看不到踪影，而伞则成为爱美人士的遮阳用品和装饰品。

老师

“老师，老师，阿佤的亲人，您把文化带上山，阿佤人民热爱您。”这是我的一位学长写给老师的歌，它代表了我们一代代佤山孩子的心声。在我心中，老师是佤山最敬重的人，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黄成英的老师，在黄老师那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课——《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天，黄老师和往常一样戴上她的老花镜，让我们翻开课本，这时仍然有很多同学在悄悄打闹。但是，黄老师的朗读声和满脸的泪水渐渐吸引了我们，特别当她念到人们在表达对周总理深深的思念之情时已泣不成声，而教室里一下子静得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我们仿佛置身于长安街……若干年后，我和女儿、丈夫走在北京长安街时，回想起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泪马上涌出来，心中有了更多的感慨和感激：是什么让这些老师放弃内地优越的生活，把青春、生命献给了阿佤山？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盟商品经济仍不发达，别说肉，就连蔬菜也很少能在街上买到，县城几乎每户人家都自力更生自己种菜，这可苦了这群年轻教师。开始去老师宿舍，我们还取笑老师只吃腌菜汤，后来发现他们每顿都吃腌菜汤，才知道老师买不到菜，碍于情面又不好向学校反映。之后，我们开始将家里多余的蔬菜送给老师。

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而来

改变

去年一部由佤山本土演员自主创作和演绎的剧目《佤部落》红遍大江南北，观看这部舞台剧给我的震撼不是炫目的舞台背景，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舞姿，而是揭下神秘面纱，追求美好生活的阿佤魂。小时候就去过寨子里的阿佤人家，记得他们茅草房里除了火塘、锅、木拉（佤族木刻盘子）和变了色的被褥，最多还有一头牛，几乎就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当。寨子里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就是酸笋煮稀饭和水酒。

旧时的阿佤人，很少与外界来往，习惯了“有饭大家吃、有酒一起喝”，吃光喝光、没有积累的生活，只有借贷而不能买卖是自古的“定律”，改变这些习惯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已经兴起，而主导佤寨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动员下，一个佤族寨子里有户人家杀了自家养的猪去卖，结果猪肉没卖出还让寨里其他人笑话了很长时间。

如今的佤寨，在政府的扶持下，整齐的砖瓦房代替了茅草房，农家乐、小卖部随处可见，在县城做生意的阿佤人越来越多，看着他们用带着佤族口音的汉语老练地和别人讨价还价，我不禁感慨万千。还有更多的阿佤人选择了走出大山，前几年到深圳出差，乘地铁时旁边坐着一对时髦的小姑娘，仔细听她们好像是用佤语交谈，忍不住一问才知是从西盟去打工的佤族姑娘。

改变已经悄然发生并且还在继续，而那些曾经或困窘或美好的回忆已然成为永恒，见证着我们成长的足迹，也见证着西盟的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