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无论如何，这场反腐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系统性最强的活动，它已经改变了政府官员做事的方式，官员的腐败将大为减少。

现在人人都知道，腐败——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在中国是个严重的问题。习主席就任后认识到，腐败威胁到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因而将反腐当作政府的首要任务。

这种担心过去的政治领导人也表露过。值得问一下的是中国领袖为什么这么担心腐败。毕竟，在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腐败也是问题。而且，中国的腐败并不比其他地方的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更大。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说，印度的腐败“是古老的‘寻租，人们竞相从现有财富蛋糕上切下一块儿”，而中国的腐败是分享利润的腐败：把稻草放进泡沫牛奶中以便“他们从泡沫牛奶越来越大中获得利益”。

但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领袖并不担忧整个政治体制面临崩溃的威胁。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腐败现象也很猖獗。当然，腐败被认为是严重问题，但并非涉及体制核心的利益攸关的大问题。

毕竟，对付腐败的最好办法是发展经济。在某个阶段，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普通的、非腐败的经济活动就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实证性研究显示在东亚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控制腐败的能力也得到改善。

那么，为什么不等几十年（假设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乐观），到了中国更富裕时再说？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领袖现在如此担心腐败问题？反腐运动的时机与腐败问题的规模和可见性有关。腐败的总体水平在过去30年有了爆炸性的增长，由于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政治精英的炫耀性消费，它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看得见的政治问题。

腐败在中国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与政治体制有关。在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选举，如果民众不满意，他们能够在下次选举中更换领袖。如果下一批领袖仍然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就需要责怪自己了。民主社会的腐败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不够民主。

相反，中国为自己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即领袖选拔完全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贤能政治的价值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研究表明普通中国人期待他们的领袖是品德高尚的人，意味着执政者应该使用权力为政治共同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政府腐败程度越高，政治体制中的贤能政治因素就越低。

因此，如果官员们被认为腐败无能的话，政权将失去合法性。中国领袖认为腐败是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并不算错，因为腐败破坏的不仅是共产党的合法性，而且破坏了建设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精英组成的贤能政治的目标。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大部分不满主要指向低层官员的腐败，但是周永康等案件显示高层腐败更加直接地威胁了政治体制的基础。

简而言之，根据选贤任能原则选拔的领袖，很显然比民选领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清除腐败，因为政权的生死存亡就建立在它能否控制腐败之上。权宜之计只能把麻烦往后推迟而已。那么，该怎么办呢？纪律检查体制已经被整合，被赋予更大的独立性权力去调查地方官员的滥权问题；高层官员的腐败已经得到揭露和惩罚；公务员的工资得到提高；进行了更加透明的城市预算实验。最终来说，腐败问题只有在腐败被视为更深层次的羞耻的源头时才能真正解决，因而需要复兴儒家教育来培训公务员。

虽然如此，政府反腐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强化法治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香港式的独立廉政公署有待于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同时需要减少私有领域对公共机构的依赖性，还应该给予媒体揭露腐败问题的更大自由。政府需要表明反腐运动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无论如何，这场反腐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系统性最强的活动，它已经改变了政府官员做事的方式。如今，任何官员在接受贿赂时都要三思而行。本文预测如下：再过10年，官员的腐败将大为减少。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