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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雄鬼

2015-07-24

文史博览·文史 2015年6期
关键词:缅甸

戴安澜,字海鸥,1904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1942年5月26日,牺牲在远征缅甸的战场。国民党中将杜聿明曾在回忆文中用“惨绝人寰,欲哭无泪”,形容戴安澜牺牲前后的惨烈。当时,国民革命军抗日殉国的将领有160多位,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只是少将,却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可见其非凡。

今年已87岁高龄的戴复东,是戴安澜的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所长。

谈起父亲戴安澜,老人甚至对80年前父亲带着三四岁的他去学游泳的场景都记忆犹新。他更忘不了父亲牺牲后,灵柩抵达云南省腾冲县时,全县父老乡亲20万人,沿街跪拜父亲遗体的撼人场面。“从昆明到广西全州,沿途各城市家家户户摆满了烛案,倾城祭奠。作为家属代表,我从灵车上下来跪谢百姓,就这样一路不知道跪了多少站……但我们和母亲都不知道,其实棺材里,并不是父亲真正的遗体……”

誓与同古共存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1933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军25师145团团长的戴安澜,奉命率部赶往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主力展开激战。这是戴安澜抗战生涯中,第一次与日军交锋。战场上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士兵却多为农民出身,不懂战术,有的士兵枪还没摸热,便上了战场,死伤惨重。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戴安澜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火力封锁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当时很多人批评父亲,说你是团长还跑到顶上去,太不安全。他说我如果不亲自去,就不知道敌人到底什么情况,在利用哪些不同的兵器作战。”戴复东说。

1937年,戴安澜总结他4年抗日的历程,写下战地纪实——《痛苦的回忆》。“父亲提出‘三个不打等战术,看不见敌人不要打;瞄不准不要打;打不死不要打。父亲说因为每每回忆起牺牲的士兵,都极为痛苦,因而起了这个书名,以表纪念。”戴复东说,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严,“那一时期,他还给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要读200本书,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历史、文学的,同时还要制敌,还要学英语、学数学。”

除了必要的文化素养,对于属下军官的军事考核,戴安澜的把关也相当严格。戴复东曾亲眼看到过父亲考核军官,“一个大长桌子,上面放一挺轻机枪,被测试的军官用黑布蒙上眼睛,在规定时间内把机枪全部拆成零件,再全部装起来,做不到的就没法升级。”

1939年,戴安澜接替杜聿明升任国民党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刚刚35岁。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切断中外海陆交通线。武器、弹药、油料、装备极度缺乏的中国军队,拼死也要打通缅甸的公路,好让美国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迅速输送到中国。

1942年年初,国民党10万远征军杀入缅甸,戴安澜出征前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3月7日,为营救被困英军,200师直抵同古城。此时,英军不敢留在同古,慌张逃退,只剩下戴安澜的200师孤军镇守。3月20日起,200师与5倍于自己的日军在同古城激战12天,歼敌5000人,我方牺牲1000人,以1∶5的战绩创造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然而,戴安澜不会想到,就在西方为中国军人善战而兴奋时,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中国远征军身上。

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雄鬼

在同古战役后,由于西线英军一路大败退,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表明,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雄鬼,绝不到印度去听洋鬼子使唤。他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

戴安澜率领与他出生入死的200师官兵,进入缅北野人山,开始向祖国方向艰苦突围。5月18日黄昏,200师官兵隐蔽在缅甸朗科地区。戴复东后来听大人们讲,“父亲一共要穿过5道防线才能回国,两道山路,三道水路。敌人对父亲恨之入骨,前四道防线父亲都闯了过去,最后到了河边,一部分官兵已经过了河,父亲走在后面掩护,被日军发现,腹部连中三枪。他身边当时就剩下18人”。

士兵们背着身负重伤的戴安澜,走了一个多星期,5月26日到达缅甸茅邦村,眼看距离祖国只有三五天的路程了,但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别说药品,连口吃的都成问题,戴安澜的伤口开始严重化脓甚至生蛆。戴复东后来听士兵们讲,他们好不容易从老乡那里要了点米,给父亲煮米汤,父亲开始还吃了两口,后来发现他的士兵都没有吃,就明白过来,也坚持不吃了。他在弥留之际,让身边的士兵把他扶起来,朝着北方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并喃喃地说:“反攻……祖国万岁!”

士兵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师长,他们砍下木头做成简易的棺材,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向走去。“然而,缅甸的高温让尸体几日后开始腐臭,不得不就地火化。我后来才得知,他们取了一些父亲的骨灰带回祖国。”戴复东说,回国后,一位老华侨还专程找到他们,把本是留给自己的最好的楠木棺材,送来给父亲用。

杜聿明在《悼念戴安澜将军》一文中写道:“当我听到他殉国的噩耗,正在缅北荒无人烟的野人山麓行军。虽然没有感到大敌和猛兽毒蛇的侵袭,而在原始森林,却有无数不可胜数的蚁蚊蚂蟥,足以杀人。眼看着成千累万的将士,忍受着饥饿的挣扎,恶虐的传染,蚂蟥的吮血,甚至一经倒地,几小时之内,就被这些昆虫吮吸成枯骨,此种残酷的情景,简直无法形容。想到将军负伤前后的经历,正同这是一样,真是惨绝人寰,欲哭无泪!”

戴安澜牺牲时,戴复东只有14岁。他还记得母亲在贵阳得知消息后,整个人几乎不能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抱头大哭,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让戴复东感慨的是,跟随父亲出生入死的士兵们,并没有回到部队,而选择留在他的家里,帮助家人一起种地,共同谋生。

写给里根总统的一封信

父亲去世后,戴复东担负起了照顾母亲和抚养弟妹的重任。他坦言,外界的条件如何艰苦,他都能扛得住,但内心深处,却有一块无法言说的“伤疤”。

原来,1942年10月29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向其颁授了一枚懋绩勋章。戴安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43年,美国又为戴安澜颁发了由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陆军部长签署的授予懋绩勋章的荣誉状。

“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然而‘文革中,我受到同济大学红卫兵的批斗,只好将这份珍贵的纪念放在墙洞里,但形势越发严峻,藏在哪里都躲不过红卫兵的眼睛,最终不得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一直觉得愧对父亲,愧对整个家族。这个事情几十年来,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大的疙瘩。”

1982年,戴复东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赴美国考察。到达美国后,他一直心事重重,念念不忘失去的传家宝——美国懋绩勋章和荣誉状。

戴复东抱着一线希望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陈述先父戴安澜在缅甸作战并荣获美国政府颁发懋绩勋章和荣誉状,以及后来不幸遗失等情况,商请里根总统理解他作为抗日先烈后代的心情,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和一纸荣誉状存根复印件。信写好了,戴复东却苦笑,“不知道该怎么写地址,寄到哪儿”。

“后来,我简略写下‘华盛顿白宫里根总统收,因为太笼统,连挂号信都无法寄,就这么塞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筒。没料到20多天过后,突然收到一封印有‘美国陆军部字样的挂号信。我第一反应是紧张而不是兴奋,以为自己惹出什么事端。一个很大的A4信封,拆开来一看,里面是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他代表里根总统处理这件事。随信寄来了硬壳子绿色封面的荣誉状和当年美国陆军部的功勋档案记录复印件。信中还说,他已通知美国陆军有关方面,将再铸造一枚军团功勋章直接寄给我。”

“我不敢相信,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周后,戴复东收到了美军军事授勋部核准处塞耶尔主任寄来的一枚崭新的、金光灿灿的勋章!“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寄了一封信,竟然总统能这样帮助我”。

黄埔情结贯穿一生

在和戴安澜共事最久、相知最深的杜聿明眼中,戴安澜有着“雄伟的仪表和刚毅的个性,他的态度似乎孤傲而不受缚羁,内心极度敏感而热情奔放”。对于杜聿明的评价,戴复东坦言,他眼中的父亲充满生活情趣,也很热爱亲人和家庭。

让戴复东敬佩的是,父亲对自己的妻子始终不离不弃。“我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很小的时候便和父亲定了亲。父亲从小学习成绩突出,思想敏锐,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入学后,他便把母亲接到了广州。母亲本来没有名字,缠着小脚。父亲给她取名王荷心,他说荷花的心是很苦的,但出淤泥而不染。父亲耐心地教母亲认字,后来又给她改名荷馨,散发着荷花的馨香。”

黄埔军校的爱国情怀,贯穿了戴安澜的一生。“ ‘安澜这个名字就是父亲在1924年入黄埔军校后重取的,意为要在乱世中力挽狂澜,报效国家。不仅如此,他为我们4个孩子所取的名字,都与国难和抗日有关。”戴复东说,他原名戴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妹妹叫戴藩篱,意为筑起一道藩篱,抵御日本侵略;二弟叫戴靖东,平靖东洋鬼子;三弟叫澄东,澄清东洋鬼子。在父亲眼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死敌,永远跟他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正如蒋介石在同古之战胜利后所说:“此役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2011年4月,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曾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终于圆了自己的心愿,找到了父亲的遗骨。他说:“这么多年,我忘不了一个场景。母亲生前每每说起父亲殉国,总是念叨‘他死的时候,怎么连个梦都没托过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想去缅甸寻找、凭吊父亲的遇难地,让父亲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史料记载戴安澜的牺牲地名叫“茅邦”,但地图上却找不到。戴澄东来到缅甸后,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先找到了“莫罗”,“据《第200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师长于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罗渡瑞丽江归国。与茅邦不一样,日志在记载莫罗时配有英文注译‘MOLO,在缅甸地图上能够找到。”

戴澄东先找到了当地3位中国远征军的后代,最终辗转抵达莫罗。“此地是距父亲牺牲最近的一个村庄,我们从3位80多岁的老人那里听说,当时从南边下来一支军队,步子很紧,到了江边。部队在江边扎木筏、竹排,准备渡江。”戴澄东还得知,父亲是在莫罗附近瑞丽江的一个江心岛上火化的。

“在莫罗附近确实有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我们大喜过望,第二天一早便启程向茅邦进发。那里根本没有路,汽车无法通过,大家租了7辆摩托车。然而到达后,我们却非常失望,这个叫茅邦的地方和史料上记载的父亲遇难地在地形、地貌上相差很大。”戴澄东说,他们再次寻访村里上了年岁的老人,“一位老人突然记起,还有个老茅邦村。那里全是深山老林。”戴澄东一行人几经周折,多次迷路,最终在当地副村长的帮助下,找到了老茅邦村。

“几乎快要到我生命的极限了,终于见到了与史料上记载的戴将军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两棵榕树、老寺庙——寺庙虽然已毁,但旧迹尚存。”戴澄东说,大家一到这里,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不约而同喊着“就是这个地方”!

铺开席子,点香、燃烛、烧冥币,烟雾缭绕间,戴澄东已经哭成了泪人,这位已届七旬的老人呼喊着:“父亲,我带着母亲、先辈们的遗愿来看您了,不要做他乡之鬼,您跟着我们回家吧……”戴澄东下山时,从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他说要带回父亲在芜湖的墓前,祭上这些土。

相比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便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战士,戴安澜的儿女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普通的远征军战士,历史更应该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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