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长

中国人将绿化植被提到国家层面，要从孙中山先生说起。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便设立农林部，随后又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在他的倡导下，每年清明时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有组织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自此中国有了植树节。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时，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国民政府特别举行了植树仪式，并将植树节改到了他逝世的那天，也就是3月12日，沿袭至今。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孙中山与植树节的故事，而是一位来自孙中山一手创办的中山大学的“中大学人” （中山大学对杰出校友、教师的统称），一位将一生情怀寄树草的植物学家，一位只要提到植物就不能不被想起的大师——张宏达。

“他唤起全世界对中国植物的注意，全世界植物学家都非常钦佩他。”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彼得·雷文教授这样评价张宏达。张宏达是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植物群落学等3个主要方面都进行了奠基性的基础研究。他发现植物新属7个、植物新种300多种。他是“亚热带起源说”的首创人，提出“种子植物新系统”，并且开创性地提出华夏植物区系学说，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种子植物系统学专著……

作为植物学家，张宏达十分注重野外考察对植物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从1935年进入国立中山大学开始，考察足迹踏遍全中国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为了考察特殊地区的稀缺植被，他71岁登上喜马拉雅山南坡；76岁越过海拔3600米的当金山，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青海湖。

张宏达用一生行走，发现广袤土地上无数植物并为其找到组织，为普洱茶命名并让其“归”国；著书立作，为中国的繁杂植物留下宝贵记录；教书育人，让中国的“揭秘”植物工作薪火相传。

苔痕阶绿

张宏达与植物结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生活环境。张宏达的老家在广东省东部的揭西县，由于北回归线横贯县境，那里光热充足、雨量丰沛。就是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草木繁盛的地方，张宏达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在山野间嬉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不喜欢被约束，非常好动；加之“天性接近植物学”，因此，学习生物植物学专业便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我喜欢念生物，因为老家是农村，对生物比较熟悉，就考上了。”张宏达所说的考上了，就是1935年他报考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并成功被录取。而生物学这个专业，张宏达不仅选对了，而且还选好了。在他入学的时候，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还没有把植物学与动物学分开，两门学科都是该系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还是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生物学系之一。不仅如此，他求学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植物学最兴旺的时期。“此时期，专研植物分类学之研究所有四，此外上有大学之植物标本室，遂使斯学之进步，有一日千里之时，分类学家已有多人，皆能独立研究，不徒赖国外专家之臂助。关于中国蕨类植物之研究，且驾多数欧美学者而上之。即在具普遍性之形态学、生理学、细胞学诸学科，亦有卓越之贡献，此种常组织进步，殆非20年前所能梦见者也。”这一段话来自中国植物学分类的奠基人胡先骕1934年发表的《中国植物学杂志发刊辞》。

入学后，张宏达度过了一段安静平和的学习时光，跟着导师一起去野外考察，直到1937年，日寇进犯。在日军轰炸机多次威胁破坏下，中山大学被迫将校址从广州临时迁至云南澂江（现澄江）。战乱迁徙中，学校多年辛苦积累的珍贵标本大量损失，实验仪器严重不足，学生的毕业论文只能就地取材。

大学期间，张宏达针对大株高等植物进行了研究，他利用4个月的时间在澂江境内采集1000余号标本。但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他只鉴定出其中的170种标本，最终撰文《澂江植物之研究》，这篇毕业论文便成为张宏达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开端。

1939年，张宏达大学毕业。由于当时战乱纷飞，很多毕业生被留校担任助教，其中便有张宏达。后来，无论因战情变化的学校校址如何变化，张宏达几乎未离开过中山大学，从助教到讲师，直到1961年晋升为教授。

在此期间，张宏达的考察足迹主要在云粤一带，当然也会去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偏远地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西沙群岛。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军舰永兴号宣示接收西沙群岛；次年政府派遣科学考察团登岛调查，张宏达便负责对西沙群岛植被的调查工作。经过对植物的生态特性、区系群落以及动态发展的研究，张宏达最终发表了第一次对西沙群岛全面系统的报道《西沙群岛的植被》。文章的发表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为张宏达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国外一些植物学家纷纷向张宏达写信咨询数据。

作为老师的张宏达，承担过很多学科的授课工作，如植物形态解剖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普通生物学、高等植物分类以及低等植物分类等。而在研究领域，张宏达主要有三个身份。其中最首要的身份是植物分类学家，他对紫珠属植物（Csllicarpa）、鼠刺属植物（ltea）、金缕梅科植物（H am am elidaceae）和山茶科植物（Theaceae）的发现与研究有突出引领性的贡献。但其实，张宏达最开始研究的是植物生态学，他对西沙群岛植被的研究就属于植物生态学领域。而张宏达对植物区系学的研究，可以从1962年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的《广东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说起，该论文有两大创见，其一是认为被子植物起源于侏罗纪，否定了此前在植物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白垩纪”的起源学说；其次是认为广东植物区系是本地发生的，而非来自热带。“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发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夏植物区系学说”。

张宏达的这些成就，很多资料都有记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普洱茶之父”。“普洱茶”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茶叶品种，但它有个曾用名叫“阿萨姆茶”，一度被认为是产自印度阿萨姆。张宏达在《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从地理分布上，对这一茶属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这一茶属分布在印度阿萨姆的可能性很小，而由人类活动传递过去的可能性更大。张宏达通过大量的标本研究、文献研究和长期的野外考察，最终用大量证据证明了阿萨姆茶是中国原生茶种，并在《中国植物志》中将其正式更名为普洱茶。因为这段让普洱茶“回家”的经历，张宏达多了一个身份——普洱茶之父。

从与植物结缘到踏遍万水千山，张宏达一路驰骋于中国的植物天地。宏观看来，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到学有所成，张宏达的研究之路走得十分顺利；相应地，他的人生路程本也可以相对顺利一些，如果没有下面这段经历出现的话……

惟吾德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批斗狂潮横扫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山大学也未能幸免。“反对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响彻校园。时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副主任、承担系里主要行政工作的张宏达自然被列入批判之列。同时，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参加过国民党，与“资本家”任国荣又是亲戚关系，因此，他的成分问题也成为被批斗的“罪证”。

随后，张宏达被拉到校园里游街，被关进“牛棚”，被下放到天堂山干校接受改造。劳动改造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砍柴、运柴、劈柴；后来干校迁到了一个城镇，他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采茶和制茶，这或许是他劳动改造时期，少有的将自己的研究应用于生产中的经历。1970年，张宏达通过组织审查，重新回到学校，恢复教学工作。

对于这段经历，张宏达看得很开：“我在‘牛栏里老是说笑，那个法学系的老李总是说：‘老张，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我说：‘有什么？没有啊，我又没有做坏事，如果你有问题，那你就交代，没有问题，那你就别理他。我就这样子，（那时候）斗了我两三场，无可奈何，就算了。”张宏达在2004年接受中山大学电视台采访时坦诚表示了自己的豁达与乐观。

虽然这一段路走得有些坎坷，但张宏达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科研工作。著名的华夏植物区系学说就是在那段时期不断完善进而成熟，并于1975年成稿的。还有《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出版前大量的研究工作，也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虽然窗外批判的叫嚣声此起彼伏，但张宏达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自己在实验室中的研究工作。

往来鸿儒

虽然张宏达在后来回忆那段不堪的经历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学贯中西的教授竟然被下放到“牛棚”接受劳动改造终归让人心生疼惜。他的学生吴七根便有此感，吴七根在当时负责管理“牛棚”，因此在能力范围之内会给予恩师一些照顾。而纵观其一生，张宏达似乎也总能在关键时候遇到雪中送炭之人。

张宏达在高中二年级时，著名的动物学家任国荣专门在他所在的班级开设进化论的课程，这使张宏达对生物学的兴趣大增。随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收集生物学的知识，并渐生报读生物学专业的愿望。在确定生物学志愿的时候，张宏达去咨询同乡张梦石的意见，当时的张梦石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副教授，著名的儿科专家。张梦石认为生物学非常有发展前景，加之中山大学的生物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张梦石的分析让张宏达报读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决心更加坚定。

张宏达在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植物研究所主任陈焕镛。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森林学系学成归国，几经辗转最终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他还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对华南植物区系有深入的研究，也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而张宏达在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奠基时期，正是因为得到了陈焕镛的指点，才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很快有所建树。“归根到底，我是陈老的学生，我的老师董先生（董爽秋）、张作人先生反倒是次要的，因为我的研究工作是以研究所为主的，所以我还是认陈老是我第一老师。”张宏达始终以自己是陈焕镛的学生为傲，上世纪90年代，他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怀念陈焕镛老师》，文章总结了陈焕镛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还有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师生之情。

正因为有伯乐的出现，千里马才能够成为千里马。正是因为有这些知遇之人，张宏达才能够成为今日的张宏达。

张宏达将一生都奉献在中国植物学研究中，将67年壮年时期奉献在中山大学生物学系。2002年12月，张宏达正式走下讲坛。退休初年，在精神好的时候，他会回到办公室写写文章，出席一些学术会议。而如今已经101岁高龄的张宏达，更多回归到生活中，时常会回忆起小时候在家乡和哥哥下河抓鱼、在坪石打老虎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