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夏

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们常用“地大物博”来形容这片广袤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到底生长着多少种植物，我们又怎样来区分它们呢？这道浩大的题目并不是无解，有一个人他能准确地说出上万种植物的名称，拿来一株小草或是一朵小花，他张口便能说出这些植物的科和属，就犹如一位父亲在说着自家的孩子。

这位“父亲”的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他用了10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3万余张的中国植物卡片，装满了整整80个标准的卡片盒，重达300公斤。

由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他被称为中国植物“活字典”。他是，吴征镒。

自序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极言行程的最后艰辛境界。我今忽忽九十有六矣。这才体会到九十以后恐怕也是人生历程的艰辛阶段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在九十六岁时作半生总结时的目的，应该如此吧！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达九十六，看来这是因为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少而壮，又逢二战，中间先是军阀混战，十一岁还在家塾又遇到第一次大革命，十五岁（1931）‘九·一八事变又起，1937年我二十一岁时，即遇八年抗战，而后三年内战，好不容易在1949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却戴着‘乌龟壳（石膏背心）在清华校医院中躺着，时年三十三岁，还是独身。这以后，又有抗美援朝，加上列强长期的封锁；‘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内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我幼年多病，虽在成年以后，因逃难、调查考察和四处奔走，身体反倒好了……八十二岁结束国内外考察工作，以六年时间折节读书，到2006年完成四种自主创新著作。总之可以说：我是患难余生，幸逢盛世……”

这是吴征镒《九十自述》的一部分，字里行间只看出了谦卑与轻松，看不出任何艰辛，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地做到，“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然。”

如今大师早已不在，但他对我国乃至世界植物学以及其他有关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将他铭记于心。

“灰色”的童年，“绿色”的底衬

1916年6月13日，吴征镒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他自小便知晓母亲家“五之堂”的由来，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并将其奉为自己的人生格言。10岁左右，吴征镒经常游走在父亲的小书房中，在那里他翻阅过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照相印制的《神州国光集》，看过吴小如用“工笔画”石印的《点石斋画报》，在他读过1919年商务版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后，他便迷上了植物，萌生了要穷其根本的念头。

兄弟们不爱和吴征镒玩耍，觉得他整个人呆呆的没有意思。吴征镒却不以为然，当同龄孩子忙于嬉笑打闹时，他就在家中荒废的后园——芜园中看花、看草、看叶、看竹、看竹笋破土，采榆钱儿、剥新鲜的豌豆吃，好奇舂夏为何繁花满枝，而冬来却又叶落枝头。

芜园是吴道台府第的私家花园，占地15亩，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50米。其中，吴氏祠堂占地4亩，花园11亩。园门朝西，与吴道台宅第、信成女子中学隔街相对。芜园的布局大致分为三段：“南段种有李树、石榴和桃树，中间一段种有竹，夹有松、柏、桑、榆等乔木，北段的东北角建有魁星阁，与西边的‘测海楼遥遥相对。阁下有一不规则的长方形池塘，池内植有青莲。池塘西边之狭长地带种有广玉兰、紫玉兰、白玉兰、绣球、紫薇、丁香、牡荆、凌宵等木本花卉，还种有皂角、柿树、枇杷、小叶杨等乡野常见树木，尽显不事雕琢、清新纯朴的田园风光。”

这个天然的植物园成为了吴征镒最好的老师，吴征镒也常常风趣地说：“我选植物学作为专业，我家的后花园‘芜园应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芜园在童年吴征镒的心目中，神奇得就像一个谜。

随着吴征镒对植物了解越深，他就越觉得植物的世界难以穷尽，于是，才上初中一年级的他便立志，长大后要专攻植物学，将来有一天能将万水千山走遍，将没看过的植物全看完。

摔跤冠军

1975年5月，吴征镒首次进藏考察，他们沿着青藏线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面的植物区系，历时3个月。3个月后，考察结束，吴征镒自觉尚有余力，便与助手武素功等人前往黄山疗养。可是在他的助手看来，这可不是一段纯粹的休闲时光。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就这么“疗养”一个月，吴征镒编写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西藏植物志》做好了基础工作。

吴征镒的女儿吴玉回忆曾说，他的父亲工作起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常常坐在植物标本室里鉴定标本，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觉得是麻烦事。她不得不和妈妈订下计策，骗吴征镒去洗碗，才能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植物学家听上去工作“很轻松”，可以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工作研究。但根据植物学家周俊院士回忆说，野外考察的时候，吴征镒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低着头观察植物。有一次在云南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里跌了一跤。“跌倒了他不是想着马上爬起来，而是左顾右盼地观察植物。他忽然见到了一株白色寄生植物，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这可是这种植物在中国分布的新纪录！”

吴征镒是平足，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跤，大家给他送了个“摔跤冠军”的雅号。即便如此，吴征镒的足迹还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花甲之年两次进藏，爬上了喜马拉雅山北坡；80岁高龄时还亲自到台湾考察。吴征镒经常自嘲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能发现新种呢！”

滇之情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一幢老旧的住宅楼里，吴征镒在一楼的一套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8年。窗外是四时不谢的绿树和花枝。有抬眼就可见的植物作伴，吴征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的终稿工作，并在这儿折节读书，完成了自主创新的4部学术专著。”

云南的植物多样，对于一位植物学家来讲，云南就是他科研不竭的源泉。

吴征镒与云南结缘于1938年，几经辗转，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云南落户。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荣誉加身的吴征镒在旁人眼里，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资历走上仕途的道路。可是，此时的吴征镒却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事实上他的内心从未远离植物，“他怀念在研究室看标本和在野外搞调查的日子，他时常回想起1938年横贯云南之行，怀念那里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他心中怀揣面对云南秀丽风光时许下的。一定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1958年夏天，42岁的吴征镒携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7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飞抵云南，与植物学家蔡希陶一道担负起建设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任务。

回到云南的吴征镒，如回归自然的鸟儿，开始纵情融入到天地之间。在云南，他从西双版纳到丽江，从德宏到大理，从干燥炎热的河谷到潮湿寒冷的高山，到后来他的足迹开始踏遍全国所有省市区，随后又从国内到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哪里有植物，哪里就会留下吴征镒的身影。

博闻强识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研究所的‘当权派，‘文革中必然是‘走资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进‘牛棚理所当然。我失去了做科研的权力，只有接受批斗和参加体力劳动的义务。年已半百的我，在‘日日批斗和‘天天劳动中，受尽磨难和苦难，家里被抄，不得回家，在‘牛棚中‘闭门思过，还要无止境地写‘交待‘检查材料。所幸在坚强毅力的支撑下，总算顶过来了，劫后余生。”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为响应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我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

那个时代农村缺医少药，医务人员的到来无疑提高了农村的医疗水平。但是这些仍然无法改变少药的现状。1970年全国掀起了大搞草药运动之风。此时，吴征镒的“历史问题”基本被弄清楚了，但还没有获得自由，他被分配到开水房烧开水。但即便如此，没有比他更了解植物的人了，“研究所组织人员赴各地州县调查中草药，调查中遇到一些疑难种，经常来问在开水房劳动的我。一来二去，成了常事，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借此又捡起鉴定植物的本行。”

吴征镒在没有参考资料可查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对中国本草书籍内容的记忆，利用劳动之余对当时云南省中草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的订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名赤脚医生的“中草药小册子”，他很高兴并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类型的小册子，以便对各地的民间中草药植物展开订正。就这样，吴征镒一边在锅炉房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随后，他把植物的名称和中草药的名称统一起来，在古代医术和植物学有关书籍中加以考证。两年间，吴征镒整理了关于各地中草药植物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可靠的依据。

1983年，吴征镒再一次凭借着他的博闻强识引得人们的夸赞。年近70岁的吴征镒来到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期驻华英国公使在中国采集的至今无法鉴定的标本，吴征镒经过观察后用流利的英文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名称，包括拉丁文的名称，它们的科属种和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和资源开发的意义。英国人叹服不已，对于这份赞赏，吴征镒只是回答不足挂齿。

“幼时，我对植物有天生的稚趣，‘梦中竹林舂来发笋，节节上长让我惊奇。经过中学、大学，稚趣渐变成志趣，志趣在演变成终生志向。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我逐步树立起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体魄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也锻炼了坚实的生物学、地学和化学等方面的基本功。我奉行凡是实践为先，科学实践中产生的创造性思维，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个人独立形成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持续攀登的结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我一生以此立身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