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衲

在建筑学家齐康的眼中，他的建筑首先是要有生命的，他会把他的人生经历、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通过他的建筑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建筑，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材料堆积，建筑应该是有温度的，应该是与生活在其中的人和周遭的环境相呼应的，否则，再好的建筑也只是石头森林里一棵棵没有感情的植物。

齐康曾说：“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有坐标的。比如说一个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南京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山陵、夫子庙等一些特色建筑，也就不能区别于其他城市。而现在的城市建设太突飞猛进了，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这一观念必须贯彻到规划和建设的每一步中，因为万一一个建筑建起来了，再想把它拆除或炸掉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而，建筑师或者说城市建设者必须研究一个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

孤独的旁观者

“我的童年现在回忆起来全是苦难，就算有快乐，也是零星的。”齐康原名齐毓康，祖籍浙江天台，1931年10月28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齐家有兄弟姐妹6个，他是最小的，大姐、二姐都夭折了。在他的记忆中，大哥是受宠的，二哥是不被喜欢的，三姐是被溺爱的。他在三姐出生后的第二年来到这个世界，成了“多余的”。而他出生后，母亲就去乡下养病了，6岁之前，他们母子再未谋面。孩童时期的齐康很少感受到温暖，他敏感、孤僻。齐康的自传《建筑笔耕》第一篇《爱哭的孩子》这样写道：“有一年要拍合家欢，在庭院里我正和表姐争一个玻璃盒子，爸爸见到了，用皮鞋狠狠地踢了我，我痛得在地上打滚。在那张合家欢上，我站在当中，泪痕满面，手上还捏着那个玻璃盒子。”

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6岁的齐康跟着哥哥投奔到天台姨母家避难。浙东山水的秀美与人民的苦难，给了幼时的他最强烈的刺激，这种感受也一直影响着他的审美和建筑创作。齐康的姨母是一位中学美术老师，虔诚的基督教徒，从齐康7岁开始，姨母常从教堂里带回画片，让小齐康照着临摹。这些图片深深吸引了他，也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爱。他最喜欢的画是米勒的《拾穗者》和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两幅作品都同时表现出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宗教般的美感，在他后来的创作中经常能够看到这种苦难与肃穆的美学意象。

齐康的父亲是工程师，南京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在南京，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下收留街头难民。3年后，齐康为了与父亲会合，登上了一艘由浙江返回南京的日本轮船。“在船上，我亲眼看到日本兵用皮鞭抽打我们的同胞，我在船舱上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皮鞭把汗衫都打破了，伤口里面都是红肿的。下船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两个人，我才10岁吧，他比我大4岁，我们把小铺盖一个一个往下扔，扔了以后，找接我们的父亲，不停地喊‘爸爸、爸爸，同时听到日本皮鞭的声音也是‘啪啪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对日本人有一种深深的痛恨。”

回到南京，齐康住在金陵中学。由于身体不好，他在家自学了两年。父亲会教他一些古文，父亲的朋友还会指点他绘画，金陵中学的音乐老师教他钢琴。“自学的初中，我看了大量的书。回首少年时期，书是我最宝贵的，我开始不再感到孤独。同样，那段期间让我执着地喜欢了绘画，绘画表现了这个世界，也反映了这个世界。有一幅画让我迷恋，画的是一个人坐在海边沉思，那优美的姿态，那浩瀚的海洋，画出一个未知的世界，也画出了人类的沉思。”

研究土木工程的父亲见他钟爱绘画，就教他用比例尺。齐康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家里的每个房间、楼上楼下都测了个遍。很快，他看懂了父亲画的图，也知道了建筑图中的平面。对于建筑最初的热爱，由此生发。

齐康认为，在家的这两年对他影响颇深，让他学会了自主学习，也极大地提高了艺术修养。而少年时的孤独，让齐康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与同龄人比多了几分成熟与自觉。

金陵中学当时被日本人改名叫同伦中学。1945年8月15日，所有驻地日本军人都站在操场上举行投降仪式，齐康见证了这一大事件。然而，赶走了日本人，南京被汪伪政权接管，还是不太平。后来，汪精卫死在日本被运回南京埋葬，他亲眼看到炮车拖着棺材到梅花山下葬。再后来，国民党又将墓地全部炸毁。

战争的燃息，政权的更迭，历史一幕幕的兴衰，就这样在一个少年眼前上演。如果说18岁前，齐康对世界是个孤独的“旁观者”，那么这之后，他是个热情的“参与者”。

热情的参与者

创立于1927年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后更名为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科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大师辈出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建筑四杰”的建筑大师就有三位曾长期在此执教。从18岁进入东南大学到如今，齐康在东南大学已经66个年头。66年，在时间的长河中是短暂一瞬，在生命的轮回中，这里却几乎是齐康的全部。

1949年齐康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南京大学建筑系，当时的建筑系有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张镛森、刘光华等11位当代建筑史上的杰出人物任教。而学生却只有三届，加起来师生总共20多人。齐康说，他们班是非常幸运的，得到诸位大师手把手的指点。南京大学建筑系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国人办的建筑系，在49级这个共8个人的班级中，诞生出了齐康、钟训正、戴复东3位院士。

1952年7月，齐康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一边尽心尽力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完成好，一边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拼命地画画。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文革”中他成了最先被打倒的人。就在一夜之间，学校出现了40多张大字报，“打倒齐康”四个字铺满了校园。系里用作教学的石膏像成了“封资修”，统统被砸碎。齐康编的书也成了“反动教材”。“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作为陪斗100多次，被抄家7次，被打到耳膜穿孔，至今仍有听力障碍。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齐康抓起稀疏的白发说：“头发就是那个时候被揪坏的。”那年，齐康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在南京大学中大院扫了整整3年的厕所。时过境迁，齐康回望历史时也就一句：“人就像飘在漩涡中的落叶，让你搞不清怎么回事，常常是一会儿漂浮在水面，一会儿又被水卷下去，有的就这样看不见了，消失在另一世界。”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建设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大量新的建筑作品层出不穷。齐康应该是最早搭上这班车的建筑师。齐康的建筑作品，特别是他的纪念性建筑，以其强烈的人文情怀获得了学界与社会的极高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优秀建筑创作十大作品中，他设计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福建武夷山庄”分获第2、3名。199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他又当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他以最高票数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如此之多的殊荣并没有让齐康自满，更没有令他停止思考。在“梁思成奖”颁奖那天，齐康的获奖感言与众不同，他直指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弊病。“我的发言是即兴的，但内容是我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必须在那种场合说出来引起重视。”

城市建筑的反思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的王澍，在中国建筑界关于他的“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的言论一直广为流传，王澍所说的那半个建筑师就是他的老师齐康。流传真假难辨，亦或是年少者的轻狂。但是师徒二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反思，以及对建筑以人为本的坚持。王澍凭借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在中国建筑界闯出了名堂，并最终拿走了世界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而他的老师齐康，早在十几年前就直言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弊病，如今看来，这些弊病依旧存在，依旧没有引起社会的共识。

在齐康看来，首先必须端正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看法。他说：“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觉得城市化是灵丹妙药，越快越好。但其实它只是一个现象，而不是本质。它的本质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城市化四者的结合。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也不是越快越好。城市发展过快会带来很多恶果，例如环境污染、土地扩张、城中村、城乡割裂、户籍问题、基础设施跟不上等等。说到底，城市化应当是人的转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不光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更是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齐康认为目前统计的我国城市化率，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理想，反而恰恰是“急性病”和“狂热病”的体现。

“第二个是城市形态的问题。过去有句话叫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现在被丢掉了。近年来的现象是大城市、超大城市恶性膨胀，像北京发展到六环，再扩张下去就要到天津了。可现在的北京美吗？适合人居吗？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老师去北京做规划，那个时候北京真美啊，爬上墙头一看，全是绿的。再看全国，每个城市都想做大、做强，但实际上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根据它的人口、土地、环境、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情况而定。该做大的做大，不该做大的就不应做大，有时还要做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究竟什么样的形态适合人居？这有个临界状态，需要科学的研究、规划。”

“第三点是城市运行机制的问题。我国普遍存在着城市运行机制不良的现象，就是没有达到整体化地统筹研究城市。条、块分割太严重，政府机构还没有达到科学运作的状态。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层次。一个城市应当有关于城市建设的科学的研究组织，而不是成天开会。开会有一点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除了十几年前就预言般地指出中国城市三大弊病，在最近的中科院院士座谈会上，齐康又公开讲了中国建筑的“三宗罪”：一是没有经典，虽然如今全国都在大兴土木，但是真正算得上经典的凤毛麟角；二是崇洋媚外，不仅建筑风格在趋同，而且几乎所有特别重大的建筑项目都落到了外国人手里（直言鸟巢、央视大楼），中国已然成了国外设计师的试验场；三是规划无序，他说城市建设中各自为政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的总规划设计师往往就是这个市的书记、市长，没有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齐康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建有感情的城市，住有记忆的城市。一个建筑师能够建一座有感情的城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一个建筑师“沦”为一个仅仅设计建筑的角色，那么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这几十年，中国所有人的生活几乎都在重新计划，建筑师已经远远不是扮演着一个设计房子的角色。建筑师如今有一种权利，他可以设计一幢建筑、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如果作为设计师，没有批判性和自觉性，就好比手握危险的权利。而齐康，这位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在城市森林中发出的这一声叹息，究竟又能让多少人重新审视自己手里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