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子

1919年，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在生物化学课最后一堂课上，教授正在进行期末总评。“第一名，”拿着名单的教授推了推眼镜，再看看讲台下的学生们， “恭喜你，李汝祺。”

话音一落，课堂上二百多名学生通通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鼓掌祝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更是欢呼雀跃。这次的期末总评，开创了这门课上有中国学生夺得桂冠的先例。

后来，李汝祺曾说：“这不只是我的光荣，也是中国留学生的光荣，祖国的光荣。我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知识学习和祖国荣辱兴衰的密切关系。”

四年后，这位名叫李汝祺的年轻学子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师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又过了三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位论文，成为了摩尔根门下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风华正茂，崭然头角

1895年3月2日（乙未年二月初六），天津。李汝祺在一个小商人家庭中出生，他在家中排行最小，还有三个哥哥。养育四个大小伙子的重任，无疑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担。也正是由于家境原因，李汝祺没能在正常年龄入学求知。然而，求学的渴望却在这个孩子的心中日益增长。

终于，在10岁那年，李汝祺如愿进入小学，与很多比自己小的孩子一起听课。

或许是因为天资聪颖，或许是因为勤奋努力，也或许是因为这二者兼备。总之，李汝祺并未与这些更年幼的孩子共用太久的课堂——他连续跳了三次班，在五年中完成了七年的小学学业。

在距离小学毕业还差一年时，李汝祺考入了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李汝祺毕业，进入美国普渡大学衣学系学习畜牧学；一年后，发生了文章开头的故事。

在摩尔根门下读博士的期间，李汝祺每天主要的工作是在实验室里，通过观察果蝇来研究发生遗传学。为了能够及时取得实验材料、不错过果蝇发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他工作起来往往废寝忘食、不分昼夜。

1927年，美国《遗传》（Genetics）创刊，该刊物刊登的首篇文章——《果蝇染色体结构畸变在其发育上的效应》，就是李汝祺于1926年博士毕业时撰写的博士论文。直到今天，这篇论文都被国际遗传学界公认为是发生遗传学领域的开拓性著作。这篇属名李汝祺的博士论文见刊8年后，美国学者才开始对黑腹果蝇发育致死胚胎学展开研究。

这次，李汝祺又是第一名。这个名字，再次为祖国争了光。

1926年，博士毕业的李汝祺决定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力。应蔡翘教授邀请，他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又被燕京大学生物系聘为教授。

李汝祺长达六十余年的科研教学生涯由此开始。

一丝不苟，孜孜以求

如果你翻阅李汝祺读过的文章或文献，就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注解与点评遍布满页，重点内容下标有横线。所有内容阅过留痕，无一疏漏。

李汝祺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平时，除了安静地读书和写东西，他会按时休息并到户外活动。文献、稿纸、文具……李汝祺的书桌上，东西并不少，但是，却被他收拾得干净而整齐，摆放得很有条理，让人一目了然。

当我们谈论科学家时，更容易看到他们的才学和能力，却经常忽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李汝祺深信，若没有不断学习的热诚，则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讲师。科研发展日新月异，稍不注意，便会落后于时代。因此，时常更新大脑的数据库，非常重要。“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不仅向老师学习，向同辈学习，还经常向他的学生们学习。李汝祺从不以师道压制学生，而是经常不耻下问，认真收集学生们对课程、对内容的意见，并将它们融入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充实并改进教学。

“我从学生身上所学到的东西要比我教给他们的东西多得多。”他曾发自肺腑地说。

在长年累月的教学生涯中，大部分的内容，已被李汝祺讲过无数遍。然而，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着备课至少三遍，才能上课堂的传统。第一遍，撰写讲稿，李汝祺从不满足于现成教材，每一次的备稿，他都能再次加进新的内容和见解；第二遍，默默背诵讲稿内容，在头脑中检查语言表达；第三遍，距离讲课还剩一小时的时候，再打一遍腹稿。

“师生关系好比一个战壕中的战友，同呼吸、共命运，相互间可以志同道合地建立起终生难忘、牢不可破的友谊。”李汝祺尊重他的学生们，因为尊重，所以认真。

这样的备课方式，让李汝祺的每堂课都严谨而风趣，受到学生们的无数好评。

日积月累，李汝祺编写的讲稿卡片填满了一个大抽屉。

“宁愿一生默默无闻地工作，但事无巨细永远要兢兢业业，做一名永不知足的小学生。”他说。

教而不包，诲人不倦

作为教师的李汝祺，对待学生非常严格。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某个实验室内，吴鹤龄（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正在培养着一批从匈牙利引进的果蝇，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初接触遗传学的年轻助教。在初期的培养过程中，培养皿中出现了几只体型比较大的果蝇，而年轻的吴鹤龄并未把这当回事儿。

没过多久，李汝祺突然在某天的工作中提出了这个现象，并让吴鹤龄解释原因。措手不及的吴鹤龄想了想，回答：“可能是营养造成的个体间差异。”结果，李汝祺批评他：“你不要马上回答我，说话要有根据，有没有可能是遗传变化引起的？它们的后代是怎样的？实验验证后再回答我。”

于是，吴鹤龄将几只较大的果蝇分开饲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它们的后代的体型都是正常大小，这才证实果蝇并没有发生遗传变化。他把这些数据向李汝祺汇报，李汝祺笑着说：“你初学遗传学，要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说话一定要严谨，养成良好的科学习惯。”

在科研界，李汝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果蝇发生遗传的学者之一；而在教学界，他着实是第一位将细胞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对于教学，李汝祺有着深厚的感情。

李汝祺通过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他众多的学生当中，有谈家祯、刘承钊、张作干、金荫昌等，后来他们均成为我国遗传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骨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客观规律，否则，这个教师在教学上就是一个失职和失败者。”在李汝祺看来，给学生讲课，才是他工作的核心任务。

“我深知一生最幸运的一点是，从我1905年开始上学起，一生未脱离过学校。”

李汝祺经常在类似的小事中启发学生们科学的思维方法。他着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告诫年轻教师和学生们不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遇到问题，一定要多参阅文献，得到间接经验，再根据自己的实验工作，进行思考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种教学方式被他称为“教而不包”，带着这种独特的风格，李汝祺在大学讲台和实验室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生活中的李汝祺是个内向而低调的人，他很少说话，也并不喜欢表现自己。在他和学生共同工作的办公室里，几乎全天都落针可闻。

“我就是个数苍蝇的。”李汝祺这样评价自己。而就是这位“数苍蝇的”，成了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第一位中国博士生；就是这位“数苍蝇的”，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遗传学界的研究骨干；也正是这位“数苍蝇的”，书写了众多鸿篇巨著。

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坚持原则、豁然大度……李汝祺门下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总是充满了敬仰之情。

这样一位科研大家，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人书迷。

李汝祺觉得，小人书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包含各方面的知识，人文、历史和传记……内容应有尽有。李汝祺为自己的大量小人书分类、编号，按照顺序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对国内小人书的发行，李汝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几乎是出版社每出一本，他便买一本。

他还热衷于收集并珍藏这些小人书。有些时候，某本小人书会出现短缺情况，李汝祺就会不遗余力寻找货源，为的只是买齐配成套。比如，如果有在外出差开会的机会，李汝祺总会抽空去逛书店，寻找还未被自己“收编”的小人书；如果有学生到外地开会，李汝祺便会列出一个书单，让学生替自己代买那些在本地买不到的书。

他用他的执着与耐心完成他喜爱的每一件事，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李汝祺的这些“宝贝”散落丢失，再也无法补齐。

耄耋之年，壮心不已

20世纪70年代，遗传学在国际上飞速发展，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时代。

1977年，为了追赶现代发生遗传学的国际水平，82岁高龄的李汝祺重建了北京大学遗传教研室，带领教研室年轻教师们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耄耋之龄的他重新走上讲台，为青年教师上课。

1981年，凝结李汝祺多年心血和经验的著作《细胞遗传学基本原理》出版，被国家教委定为大学通用教材。

1982年，李汝祺出版《谈谈遗传学中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业内评论：他对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思考已升华到历史与哲学的高度。

1984年，近90岁高龄的李汝祺写就的《发生遗传学》 （上、下册）终于出版，这本书历经了七年精心写作，通篇近90万字。在这套书里，李汝祺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他终于将遗传学、胚胎学和细胞学的基本规律融为一体，将更加易于学生们学习遗传学。该著作被誉为我国的遗传学经典巨著。

同年，李汝祺将自己多年积蓄的1万元捐赠给中国遗传学会，设立了“李汝祺动物遗传学优秀论文”奖金，以鼓励遗传学界的后起之秀。

李汝祺晚年时，一度致力从历史与哲学角度撰写著作来批判生物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他晚年久病卧床，未能如愿。1991年4月4日，李汝祺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汝祺的一生，勤勤恳恳，默默耕耘，他将毕生精力完全献给祖国的遗传学事业，其治学、为人风范，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2015年3月2日，李汝祺诞辰120周年，特此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