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可以从理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层面来考察。“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存在历史学基础薄弱和研究成果需要整合等问题。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基础。“一国两制”理论内涵的新探索、香港政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史;当代中国史

“一国两制”史是指“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随着“一国两制”从理论变为实践，“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与当代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一国两制”史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拟对“一国两制”史研究状况进行如下梳理。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回顾

（一）港澳回归前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姜秉正的《香港问题始末》，杨奇主的《香港概论》，齐鹏飞的《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英国诺曼·J·迈因纳斯的《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罗伯特的《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吴志良的《澳门政治发展史》，黄嘉树的《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陈孔立的《台湾历史纲要》，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周毅之、施汉荣的《香港与一国两制》，肖蔚云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王立胜、张心立、李安增的《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王凤超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张同新、何仲山的《“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等。

（二）21世纪初出现一批研究力作

这期间研究成果的出现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及台湾问题的状况密切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刘曼容的《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1841—1985）》，齐鹏飞的《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王振民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王叔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徐博东的《透析台湾民进党》，潘叔明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等。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

（一）“一国两制”史的理论研究层面

学界尝试性从制度创新、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分析。许崇德指出：“一国两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黄易宇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过程是与提出并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同步完成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做出的两个重要决策[2]。王毅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由开创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要继续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积累更有利的条件[3]。骆伟建用系统论的方法解析了“一国两制”系统的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和功能。李浩然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香港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对抗，而是二者如何共容于‘一国之中的问题。”[4]

关于台湾政治，王英津认为部分台湾学者把“统独”议题与“宪政改革”相联系，使台湾的政治体制设计偏离了“科学主义”的轨道，且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发展、变化状态[5]。朱云汉从各个角度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对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①。 王为就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变更、政治转型、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政治文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②。李晓兵提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价值和地位，如何在坚持该原则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避免刻舟求剑，是“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的新要求[6]。李家泉结合新形势和已经变化的情况，提出构建一个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合情合理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③。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李非、蒋含明运用协整理论对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④。丁振辉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服务贸易门类发展很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台湾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强于大陆[7]。彭莉认为：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种体现[8]。

关于台湾文化与宗教，林秀琴指出：1980 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走向，基于“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理念的架构，逐步把“在地”文化的“产业化”合法化，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起和发展[9]。王仲、张东保从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台湾文化发展的脉络⑤。黄妙婉系统探讨了卫理公会在台湾的教会制度，以及所进行的教育、社会救济与福利服务等一系列宣教事业⑥。

（二）“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面

在“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面，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虽然其中很多成果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很难列入历史学范畴，但是有些成果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

关于一般法律，陈弘毅的著作从总论、历史足迹、法理探索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是港人对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史的集体回忆的一部分[10]。伍华军提出：“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11]

关于香港政治，陈佐洱指出：“1997年7月1日历史揭开新篇章，‘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终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12]刘兆佳聚焦于特区新政权的建设，提出：新政权的“终极”形态目前无从得知，但大体上原来的“一国两制”构思可望能够落实，而香港在保持其自由、法治、繁荣和稳定的同时，会享有比现在更高但又能与“一国两制”相配合的民主政治[13]。李晓惠在深入探讨香港过去和现实政制架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注重以建制的政治视野探讨香港的政制发展①。马岳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一书，收录了对李植悦、冯检基、李柱铭等10个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的访问。孙翠萍强调：全国人大第二次释法为香港政改问题奠定了法律基础，在香港政制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4]。饶戈平强调：“香港普选是‘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地方行政长官普选，受‘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制约。”[15]endprint

庄金锋把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作为研究切入点。孙翠萍回顾了澳门政治发展的十年历程，对澳门的政治发展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②。杨爱平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与治理能力进行了评估③。《政制发展与“一国两制”理论探索》一书汇集了来自内地和香港、澳门约30位专家的论文成果④。

（三）“一国两制”史的经济、社会研究层面

关于CEPA，学界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对粤港澳更紧密合作进行了研究⑤。封小云运用区域整合理论探讨了粤港澳三地合作利益逐步分化、合作结构从互补性走向替代性的客观原因，以及目前产生的区域博弈的现状⑥。

关于港澳经济与社会，陈秀珍论述了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及演进的特点，并提出了政策建言⑦。刘祖云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香港模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探讨⑧。李德、黄颖提出：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构建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结构深化的内地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16]。赵宇红提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区不光有降低碳排量的义务，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内地向低碳社会转变[17]。袁持平等人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的各个产业关联条件⑨。郭永中指出：“澳门应充分利用开发横琴的契机，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步棋走好，闯出一条具有澳门特色的多元化发展之路”[18]。霍慧芬提出：回归祖国以来，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各项社会福利有了明显的增长，这在本质上是由澳门特殊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19]。

（四）“一国两制”史的文化、教育研究层面

关于“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文化，马汇莹介绍了“一国两制”环境下大众传媒话语特点的转变，以及大众传媒如何推动“一国两制”的进步和发展①。冯雪松提出，未来的中国新闻学将以我们的新闻实践而添加一个新的科目——“一国两制”报道与实践[20]。阎立峰指出：“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要厘清、归纳出 “一国两制”条件下信息跨地区采集传播活动所适用的一般原则和规范[21]。

关于教育，程介明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设计、实施的全过程做了描述与分析②。方骏、熊贤君的《香港教育史》叙述了香港教育的发展，从英国统治前写到香港回归后十年，是涵盖面较为完整的一部香港教育史。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评价

（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纪念史学特色。在“逢五逢十”的大年份，学界通常会组织相关专题的研讨会，推出不少研究力作。第二，具有敏锐的现实指向性。“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区际关系、两岸关系及中美台湾问题、中英香港问题、中葡澳门问题等。它虽然不同于现实性对策研究，但是其研究对象与现实性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具体研究对象受到现实性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对现实性问题具有导向作用，会对现实问题产生一定影响。这就决定了“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第三，融汇多学科、多领域。“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发展性和复杂性，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一国两制”史研究既需要历史学的“论从史出”，又应汲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

（二）“一国两制”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学基础依然薄弱。这既有研究对象距离现实过近、涉及学科过多等原因，又有该领域研究力量过于分散的原因。国内开展“一国两制”史研究的机构不多。“一国两制”的通史性著作急需推出。第二，“一国两制”史的研究成果分散在多学科、多领域中，需要整合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等学科，并推出法制史、政治史、经济史、新闻史等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尚具有浓厚的本学科的特点，需要经过沉淀、加工才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的有益养分。吸收、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是发挥历史学研究长处、深入研究“一国两制”史的重要途径。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首先，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释了“一国两制”。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做出决定，明确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框架。9月26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22]9月30日，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些重要文件与讲话的精神为进一步开展“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国内外的有关文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国内文献资料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台湾事务法律文件选编》《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等。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是英、美等国的解密档案。英国的解密档案包括亚当·马修公司出版的数据库《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的文件（1949—1980）》、撒切尔夫人基金会公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等;美国的解密档案为《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相关卷册。

其次，“一国两制”的理论内涵、香港政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长期来看，政党（社团）问题及区际关系研究可能成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学者对香港政党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朱世海系统阐述了香港主要政党的历史和现状，促进了对香港政党演进与香港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关于区际关系，朱松岭认为：“进一步发挥澳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作用尤为重要，有非比寻常的价值。”[23]endprint

再次，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当前，“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性强、操作性强、理论要求高的特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化、分散性的特点。李晓惠的《困局与突破——香港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一书，全面探讨解读当今香港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香港与内地、台湾关系等各方面情况，是“一国两制”史研究从分散走向综合的有益探索。阿尔文提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香港和大陆的政治与经济整合方面，这种整合需要综合法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推动[24]。历史学研究具有时段性、积累性特点。要坚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对焦”，汲取多学科的营养，增强“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系统性。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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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