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民主的阴暗面》这一书名极具争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民主没有阴暗面，就算有也不是种族清洗），看上去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味道。读完这厚厚的800页，有些人的心中可能会涌起一个困惑：作者把土耳其、美国、纳粹德国、苏联、红色高棉、卢旺达等种种看似完全不相干的政体形式都放在一起，说是其种族清洗的行为都体现了“民主的阴暗面”，他这难道不是对“民主”定义的误用吗？

迈克尔·曼和他的著作 《民主的阴暗面》

作为一个著作等身、曾费时逾30年撰写四卷本《社会权力的根源》的知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当然不可能连“民主”的定义都搞不清楚。只不过不仅“民主”本身有诸多形态，其含义也有种种不同。他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世人通常理解的“民主=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而是“democracy”一词在古希腊根源中的原始含义，即“人民的统治”——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界定，“民主是多数而贫穷的人成为统治者”。他想要证明：“多数人的暴政”中往往衍生出一些可怕的后果，“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已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现代性、我们对进步的看法，以及我们引进民主的尝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担心的是“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

孤立地看待这本书，很容易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但如果放到西方的思想系谱里去，可知它具有深远的背景。迈克尔·曼的这种“恶乃生于文明自身”的道德怀疑主义的幽暗意识，显然是源于基督教精神：除上帝外无完美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罪人，哪怕是在他做好事的时候。而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看，在几乎一两千年的时间里，“民主”理念都是一个受到怀疑的例外，并不像现在这样被奉为准则。直至《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建国诸杰都还猛烈抨击完全平等的直接民主，认为那“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

为何在特定情形下，尤其在转折进入现代进程后，按说是在更文明进步的时代，“多数而贫穷的人成为统治者”这一看似分明是好事的制度，却反倒会带来黑暗的一页？原因可能是：当多数人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后，他们往往凝结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此刻如果不能加入他们，那么被他们选中为敌人的那些群体，往往就要倒霉。

这样的事例古已有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古希腊克基拉，在冲突中，占多数的民主派几乎屠杀了全部寡头阶级。然而那时毕竟只是偶发的，“民族”和“种族”也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认同对象。在中世纪，你属于哪个民族根本不重要，甚至直到近代人口普查时，很多人在被问到自己是什么民族时，也答不上来，而只说自己是“本地人”。因此，近代以前欧洲对“非我族类”的有计划清洗，基本上是针对“异教徒”，在宗教战争时期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等，都是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互相排斥反应。

或许是由于过多聚焦在“种族清洗”的“种族”二字上，作者不免将宗教战争中的“异端清洗”轻轻放到了一边。实际上如果对比分析看，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事前的原因机制、双方的伤害性互动、施害者的对暴力实施的有计划性及其“成就感”等等;像隔离、驱逐、骚扰、剥夺权利等手法也都已是惯用手法。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宗教战争中，施害并非总是多数派对少数派，更远未像后世那样计划周密、而施害一方占有压倒性的力量。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需要被进一步组织起来以实现进步的目标。此时，英、法这样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这一目标的组织形式，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要求其人民效忠。但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密团结，产生了一个组织动力学上的要求，那就是把一个复杂多元的国家加以整合、控制，达到数目字管理，这种同质性能在国家竞争中成为实现全国协调一致的一大优势。这就自然造成一个想法，即认为构成国家的“人民”应是一个个普通而均质的单位，最好每个公民都属于同一种族、说同一语言。这也是种族清洗在现代更恐怖的原因之一，因为相比起早先的宗教信仰之争，种族和民族身份是更为原生性的——一个犹太人可以通过改宗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可他就算在德国社会生活了几代人，也还是不能变成种族意义上的德国人，因为你只能“生而为日耳曼人”。

这样，有些社会群体逐渐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不同族群之间原本就有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土地空间等方面的矛盾，那一旦有人在这火药桶上点燃一根火柴，情势就会爆发。其结果是，施害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便决意把非己群体（out-group）清理出去——这种清理开始也许是温和的办法，但当这无法奏效时，越来越激进的手段便会接连出笼。按书中令人信服的分析，在纳粹德国，“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与其说看上去像一个偶然事故，还远不如说是无情克服其前进途中一切障碍的意识形态上的逻辑升级过程”。值得补充的是，即便是纳粹，最初也只是想把犹太人赶走、吓走，只是在德国东侵后俘获了更多犹太人，而又不可能将他们继续向东赶，才设立集中营进行大屠杀。

回顾这些惨史，值得记取的是：种族清洗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它总有其生发的机制和征兆，而其关键的要素在于那种想要造就一个在民族/种族/阶级等身份认同之上的纯洁、同质、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而把其他的“杂质”、“害虫”彻底根除的意志。从施害者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出，在他们眼里，“非己群体”早被进一步界定为“非人”——“他们”不但不是“我们”，而且是“寄生虫”、“吸血鬼”、“蟑螂”，设法把他们清理掉，才能让“我们”的社会肌体“恢复纯洁”。要反对种族清洗，就首先要警惕这种蛊惑人心的、把人类群体“非人化”的语言暴力。或许可以这么说，种族清洗的受害者在受到肉体攻击之前，就早已受到了语言上的暴力攻击。

不过，在这里所讨论的，无一例外都是“发生了的种族清洗”，但作为分析研究，另一个问题或许同样值得思考：那就是“那些没有发生的清洗”：清末排满主义激烈时，中国局势也一度非常紧张，但辛亥革命之际虽然也爆发了一些零星的冲突，却谈不上到西方这样的程度。而像巴西这样的社会，数百年来民族、种族各方面异质性极高，也没有发生美国这样的种族冲突，其原因又是什么？如果说“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意义上的“民主”应为一些种族清洗事件负责，那么“多元平等的公民社会”这一意义上的“民主”或许正是防范悲剧重演的关键——以往的悲剧，说到底，都是因为“种族/民族/阶级”的权利区分凌驾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