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7月16日，希腊议会通过了关键的救助议案，计票显示希腊多数议员投票支持紧缩措施。图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议会发言

经历了全民公投、财长辞职、德国逼宫等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之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于7月13日宣布：接受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欧盟历史上干预性最强的救助方案，以换取三年共86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16日上午，希腊议会在外有示威游行、内有执政联盟分裂的困境中，通过了债权人所要求的改革和财政紧缩提案。同一天，欧盟确定将向雅典提供第一笔70亿欧元的过渡融资，以确保希腊不会出现新的债务违约。

为防止新一轮救助计划像过去6年里的两个旧方案一样难收实效，欧元区各国要求希腊政府将其最具价值的公共资产（上限不超过500亿欧元）注入一只设在卢森堡的私有化基金，由欧盟监管，并将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此举相当于一种财政抵押，目的是对雅典当局后续的改革措施施加外部约束。齐普拉斯在议会投票前表示：“我受到了敲诈——当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我只能选了最不坏的那一个。”

然而对揪心于是否让希腊“退欧”已有数月之久的欧盟领导人来说，最后时刻的妥协同样只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在希腊民众已经通过公投拒绝债权人集团的要求之后，欧元区领导人利用一场17个小时的谈判，重新把带有无数附加条件和保险条款的纾困方案兜售给了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并诱导其在议会投票中确保提案通过。而该方案包含的财政紧缩和资本管制条款，意味着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希腊经济将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到其复苏的前景，普通国民的福利待遇也会遭受重大冲击。换言之，欧元区各国迫使希腊政府接受了一项其国民明确反对的计划，并通过从外部施加压力，直接干预了雅典当局的决策程序。仅此一项，就将欧盟国家“有限主权”的内在悖论暴露无遗。而施压者收获的仅仅是保全最后一块遮羞布——欧元区表面上的完整。

德国领导人在这当中的表现，尤其值得玩味。长期以来，柏林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非政治化”的地区政策基调，把欧元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首先视为巩固和扩大自身经济优势的工具。但希腊债务危机对这种“闷声大发财”式的政策构成了挑战：倘若雅典当局基于主权独立和全民公意、拒绝欧盟提出的紧缩要求，同时也没有被勒令“退欧”，希腊背负的债务负担就将转嫁到欧元区其他国家头上，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德国。默克尔尤其不愿被激进左翼联盟的民粹路线所绑架，使全欧洲感到德国愿意无条件充当“奶妈”。

另一方面，假使希腊就此退出欧元区，对德国同样弊大于利：它将向全欧洲宣示，让渡货币主权并不能带来相应的财政和政治保障;欧元区也远不像它的创立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何等优越的共存共荣性质，而只是一种无感情的经济存在。既然负债累累的希腊可以被“切割”出欧元区，其他同样存在财政隐患的“欧猪”国家也有步其后尘的风险。为了提升政策自主性，包括预防债务问题突然恶化，这些国家甚至可能主动提出退出欧元区和欧洲自贸联盟，从而使欧元区的声望和稳定性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同样是重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默克尔所不能也不愿接受的。

从这两层意义上说，7月12日的布鲁塞尔最终会议对德国一样不存在“好的选项”：它承担不了希腊强行“退欧”的后果，但又不愿表现出会被这种倾向所胁迫。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提出的所谓“暂时退欧”方案，不过是故弄玄虚的说辞：希腊在“退欧”之后将使用何种货币、积欠的欧元债务此后又将如何偿还，各方连基本的共识都未达成。默克尔虽然口口声声宣称“不会有一份不惜代价的协议”，骨子里仍然希望避免大规模动荡，以维护德国的经济利益。在最终达成的救助案中，争议最大的“500亿欧元资产私有化”条款便是出自德国的动议，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在这一问题上的不依不饶，彻底暴露了柏林“非政治化”对外政策的实质——对经济层面“德国至上”（German Primacy）的无条件维护，并力图借助欧盟达成这一目标。

讽刺的是，德国本身便需要对希腊的困境承担责任。1998年，正是对一体化前景信心十足的柏林力排众议，吸纳并不被看好的希腊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三年后又“保送”希腊成为欧元区正式成员国。在那之后的8年里，柏林主导的欧洲货币联盟（EMU）始终让希腊享受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使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从外国借债。德意志银行（DB）前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迈尔在2009年抱怨说：“德国好像在欧元区张罗了一桌大宴席，他们出售食物并提供贷款，结果客人们喝醉了、吃多了，德国人手里攥着一大堆账单不知该找谁买单。”当纵容演变成巨额债务之后，柏林的态度迅速转冷，当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敌意。

不仅如此，柏林在希腊危机中的两面派手法，同样令国际舆论感到困惑。在经过两轮为期5年的救助计划之后，希腊政府在2014年实现了19亿欧元的财政盈余，而法国和意大利的财政赤字率分别是4%和3%（欧元区国家平均为2.4%）。依据2012年签署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条约，所有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不得高于3%，但柏林显然不曾对巴黎或罗马提出任何“整改”要求。这不免给人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厌恶感。

重要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并未因此就对德国心怀感激。在希腊救助方案的谈判过程中，巴黎与柏林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凸显。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和欧洲央行（ECB）行长、法国人德拉吉（Mario Draghi）爆发了激烈争论，甚至说出了“别当我是傻瓜”这样的气话。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宣称，让希腊留在欧元区符合“我们的欧洲理念”，并暗示德国并未对此做出足够努力。卢森堡财长甚至公开表示，倘若各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欧盟的“法德轴心”之间将爆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冲突，最终导致“整个欧洲的灾难”。

对法国而言，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原初动力在于限制德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和安全空间，使其永远无法像1871～1945年时那样，自行其是地伸张利益诉求。但在希腊危机期间，巴黎察觉到了：单是经济优势同样可能导致柏林的单边主义。为了维持并扩大经济领域的“德国至上”，柏林不惮于诉诸政治手段，甚至还能得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托庇于“德国至上”的东欧新兴经济体的响应——换言之，即使只是为了相对“柔性”的经济利益，德国同样有动机和能力挟持整个欧盟，干预已经为全民公投所确认的某个成员国的内政。而在此前的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出于整合东欧区域经济以及获得能源优惠的考虑，力促欧盟放松甚至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更是令法国充满担忧。希腊救助案在最后时刻得以达成，并未使奥朗德获得多少成就感，他只是见证了一个欧盟成员国所能达到的最惨淡结局：既丧失政策自主性，又无法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在7月13日的文章中指出：希腊危机的长期原因在于，“法德轴心”将欧洲一体化的远景（Vision）凌驾于现实之上，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取代了处理现实问题应有的审慎。政治家单单看到了单一货币制度可能造就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却对经济学家提出的“琐碎”警告不屑一顾。而当这一政策在现实中遭遇挑战和考验时，作为欧盟经济龙头和政治双核之一的德国却选择诉诸本民族利益，使欧洲处在了新一轮分裂的边缘。希腊救助案的达成带来的是一国的暂时解脱，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它却可能是新一轮经济和政治“内战”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