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步冲

太古仓码头，是广州近现代对外贸易和港口运输的重要历史遗迹

南海神庙码头遗址

南海神庙：从蕃鬼到神祇

7月初的广州天气暑热难当，虽然黄浦区穗东街已经算是郊区，但气温与市中心相比基本一样，并不算宽敞的珠江航道从此流过，江边是热闹非凡的黄埔电厂工地。站在南海神庙那块岁月斑驳的“海波不扬”的正门石牌坊下，很难想象1400年前，这里海天一线、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自从宋代之后，圩田开垦，海岸线因淤积而不断南移，进出广州的船只逐渐改行琶洲一带水面。不过就在正门石牌坊前，还保留着一处清代码头考古遗址，证明昔日此处曾经船行鱼贯的繁荣。

在神庙正门附近，是数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榕树，树丫上满是当地人祈福的愿签与金箔元宝，树下还有几名当地退休老人，以粤剧清唱自娱自乐。不过南海神庙本身的历史，比这几株垂垂老矣的榕树还要悠久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时年隋文帝下旨，于浙江会稽县建东海神庙;广州南海建南海神庙，南海神，其实即为祝融，祝融本为火神，而古人认为“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兼水、火神于一体。庙址所在，为古扶胥镇，位于珠江北岸，面临扶胥江，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背靠广州：“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

“唐朝天宝十年，玄宗还特地派使节前来册封南海之神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把南海神的地位不断提高，排在东海神前面，在海神河伯之上，反映了隋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以及各朝代政府对于海路经济贸易的倚重。”广州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程存洁告诉我们，到了唐代中期，这条始自汉武帝的南海道，被正式冠名为“广州通夷海道”，包括头门东侧的碑亭内唐代使持节袁州诸军事、袁州刺史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在内的诸多碑刻，都赋予了南海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庇护之神的重要作用。

广州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程存洁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在贾耽的《广州通夷海道》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他把从广州起航前往今日波斯湾港口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这一旅程要经过大约3个月的海上航行，并详细记录了途经的港口与国家，包括环王国（占城，越南中部）、门毒（越南归仁）、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狮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南部），最终抵达未罗（巴士拉）。随后又以倒叙法，详细记载了自东非经红海，绕过阿拉伯半岛至巴士拉的西线航路，途径三兰国（坦桑尼亚）、设国（也门席赫尔）等地，按照航行时间来看，唐代航海技术较之两汉魏晋之际，有了显著提高，昔日从雷州半岛至黄支国的海上航路需要一年之久，而在唐代则只需要大约51天。

唐宋之际，正是广州作为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与贸易集散地的黄金时代。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曾在其游记中说，寓居在广州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各国商人总计达到12万人。在当地人口中，南海神庙被俗称为“波罗庙”。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说：“舟往来者，必祗谒祝融，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风鼓舵以涉不测。”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波罗”一名的来源为民间传说，据说唐朝时，古波罗国（婆罗门）有个来华朝贡使，当其海舶抵达广州扶胥江时，登岸拜谒南海神，并将其从国内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内，因其十分迷恋庙中的景致，流连忘返，以致耽误了回去的海船，于是他只能望海悲伤。今日，不仅寺庙内外遍布着树龄古老、果实累累的菠萝蜜树，而且在在神庙仪门廊下的东侧，我们也见到了这尊俗名“番鬼望波罗”、被敕封为“助利侯达奚司空”的神像。他面部黝黑，深目高鼻，有络腮胡须，身穿宋代官府璞头，举左手于额前做遥望之态，传说其自成神之后，在海上经常辅助远渡重洋的外国商人船舶免于风涛之害，每当海上“裂风雷雨之变”，诵念其名，天气就会骤然转为晴霁，“舟行万里如过席上”。

而在南海神庙大殿里，南海神像两厢的“六侯”中，除了这位助利侯达奚司空，出身化外而又被本土民众神化供奉的还有一位顺应侯巡海蒲提点使，虽然衣袍容颜已经完全汉化，但据传其民间形象最早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为一名侨居广州的阿拉伯蒲姓商人。

从史籍中我们得知，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客居广州，12世纪末迁居泉州。蒲氏在广州富甲一时，饮食起居可谓富比王侯，极尽奢侈，每日进餐开筵时，室内必用沉香、冰脑、蔷露水等名贵香料熏香。堂屋中有四棵大柱，是由名贵沉香木雕成，其后蒲氏有一支举家迁往泉州，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得以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直至今日，泉州等地蒲氏子孙亦有部分从事制香业，开有“玉兰堂香室”等老字号。

出南海神庙正门西北方向不到百米，就是章丘岗，上有一座亭台名为浴日亭。宋时浴日亭所在的章丘岗三面环水，江水直拍小岗脚，是羊城观日出之最佳位置。小丘四周尚有海蚀遗迹，在浴日亭章丘岗的山脚下，环绕矗立着十几座形制古拙的明代神道石人石兽，岁月的侵蚀让它们的外表已经斑驳不堪，青苔遍布，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批石人石兽原本并非在此，而是移自上世纪70年代在广州姚家岗东山寺附近发掘的明代市舶司太监韦眷墓地。

根据《番禹县志》和残存的永泰寺碑记可知，成化十二年到弘治元年，韦眷曾任广东市舶司的监督太监。市舶司，是中国自唐代至明代，中央政府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僚机构。明代的市舶司，不仅要查验各海外属国前来朝贡贸易的“勘合”证明，也要对进口私人贸易货物抽取进口税。

明代正德年间之后，由于政府持续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对海外贸易进行“弛禁”，力图将其变为财政收入的正常组成部分，从中渔利。正如两广巡抚林富于嘉靖八年七月在《请通市舶疏》中指出的那样，对番舶朝贡之外的私人贸易货物进行抽税有数种好处，包括两广“用兵连年”，可以借此筹饷，发放官员俸禄，也可以藏富于民，兴旺经济（辗转交易，可以自肥）。到了万历年间，广东市舶提举司每年征收的进口商品税收已经达到银4万余两。

除了士大夫官僚出身的市舶司提举使，明廷在这个机构中照例安插了宦官，担任市舶提举太监，进行监督，实际攫取了市舶司的绝对权力，“内官总货，提举官吏唯领簿而已”。因身为明宪宗宠妃万贵妃倚重的宦官梁芳的党羽，韦眷获得了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肥缺”，中饱私囊，滥收中外贡使私商贿赂甚至侵吞他人财物。

韦眷墓室，后在清初三藩之乱中被盗掘，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被洗劫一空的墓室发现了一枚威尼斯银币以及两枚孟加拉银币，分别为15世纪中叶威尼斯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所督铸，以及同期孟加拉国培克巴沙所制。根据《明史·天方传》记载，成化二十三年，阿拉伯使者阿立从满剌加行至广州，携带“巨宝数万”，试图入京朝贡，然而这批价值不菲的财物引起了韦眷的觊觎，他先是设计侵夺了阿立所携带的巨额财物，然后又行贿至北京内廷，颠倒黑白，指认阿立为间谍，图谋不轨，将其逐出广州，这三枚银币，亦可能来自韦氏侵吞阿立进贡的珍奇。

南越王朝——富庶的背影

广东人说起本省水运与航海之便利，便有八字谚语，所谓“一江来水，八门出海”。这里兼有优良的季风气候，自3月至8月，自西向南的风向在南海海面上占据60%以上，来自阿拉伯半岛乃至东南亚的风帆船舶，每年夏季借助西南季风驶来广东，进而北上前往宁波、泉州，以及日本琉球、长崎等地，冬季又借助西北季风原路返回，北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就谈道：“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五月，六月，就南风。”并指出广东当地百姓与海上船户，称季风为“舶趠风”，苏轼即以此为名赋诗，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之句。作为省会所在与东西北三江汇集之地，广州更是得天独厚：闽西、赣南的外销陶瓷、丝货、茶叶沿东江而来，湖湘之地的丝茶沿北江运至，滇黔川桂等地的锦绣、粮食、木材则顺西江，汇集至广州。

有了如此天时地利，广州作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枢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在市中心中山四路的车水马龙之间，香火缭绕的城隍庙之旁，静静地坐落着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自1974年首次发掘以来，在此先后发现了宫殿基址、园林廊道、宫城城墙、园林池渠等遗址。博物馆一层，即为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从出土的南越王宫园林遗址的形制和文物来看，可以证明广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跟东南亚等国家地区通过海上沟通，有了频繁的商业和贸易往来。”博物馆馆长全洪告诉我们，首先，这片王宫园林的建筑方法，就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宫室院落截然不同。“这种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整体皆为石构的建筑方法，在我国秦汉时期的王家苑囿中尚属首见。两处遗迹中还有不少以石为材的造景，如石构水池的池壁用石板呈冰裂纹状密缝铺砌，叠石柱和八棱石柱也能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不少遗址中见到，这就不排除建筑形制是受海外影响的可能。”

在博物馆二层的文物陈列室里，我们还看到了几块出土的带釉砖和筒瓦，釉彩为青灰色，有细碎的开片，在灯光下散发出一种宛如玻璃的质感与光彩，全洪说，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的鉴定，这种釉被称为“碱釉”，也来自同时代的中亚与波斯地区。而在距离这些砖瓦不远的陈列柜里，还有十余件于遗址南汉文化层中出土的蓝釉器残片。蓝釉，又被称为孔雀釉或者波斯蓝釉，从蓝釉器残片的造型、花纹、釉色和陶质等看，都与在福州市五代十国闽国王延钧妻刘华墓中出土的施孔雀蓝釉大陶瓶相似。

左：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一层展出的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右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上）和红梅乳香右下：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波斯蓝釉陶片

这些出自遥远国度的珍宝，是如何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广州的？在宫署博物馆一侧，还有一方不起眼的回填考古探坑，在这座规模宏大的宫室发现之前，考古工作人员在此找到了一处时代绵延秦汉两朝的造船设施遗迹，若按照遗址所出土造船台的尺寸，并参考其他汉代陶船模的比例，可推算当时所造船只的长度可达20米左右，载重约25～30吨。其形制，根据广州其他西汉墓葬出土的陶制船模推测，可能已经拥有多个舱室，上有甲板与帆、橹、舵、瞭望台等设施，具备了在内河乃至近海长期航行的能力。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在两汉之后也依旧存在：三国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65），孙权将合浦、苍梧、南海、郁林四郡为广州，“以舟楫为舆马，以海岛为夷瘐”，专门负责督造船舶的官位“建安典船校尉”，最大船名“舡”舶，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这种大型船舶可能长达二三十丈，船体建筑最高距离水面两三丈，最多可乘坐六七百人，载重量达到“万斛”，前后拥有4张可以活动的巨帆，以适应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力。

根据史籍记载，南越国由于三面临海，坐拥海运交通之利，加之岭南地区物产丰富，所以迅速富甲一方，《晋书·吴隐传》即称广州“负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物，可资数世”。距离南越王宫遗址不到10分钟车程，就是解放北路。1983年，在这里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在这个占地100平方米的“早”字形大墓中，考古工作人员曾发现了多件价值连城的舶来随葬珍品，包括焊珠金花泡挂饰以及一件银盒。挂饰为半圆形，焊有金丝图案和小型珠，而银盒表面有锤揲而成的蒜头式纹样，以及鎏金的穗状纹带，带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与汉代中原流行的金属器物迥然相异。

与这件银盒一同出土的，还有4件铜质熏炉。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告诉我们，当时在一件豆形熏炉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堆灰粒与碳状香料残存，而在另一件漆盒内，发现了大约26克乳香。乳香，为乳香树渗出的树胶与树脂凝结而成，可用于熏香，也可入药，亦被称为“薰陆”，译自梵语“Kunduru”，意为“香”，在《三国志·魏志》、《后汉书·西域传》曾被提到。这一批乳香遗存的发现，证明产自中亚、阿拉伯的外国香料与熏香风俗在西汉时，就经过海路，从今日苏门答腊中转，进入我国。

随着海路运输进入广州的，不仅有来自各国的珍宝与其他独特物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州农林下路、三育路等两汉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员不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托灯胡俑”，在今日广东省与广州市博物馆中，就可看到这些陶俑的原件或者复制品，他们头顶或手托灯盘，造型深目高鼻，宽鼻厚唇，胡须浓密，赤脚缠头，与其他各地汉墓出土的陶俑截然不同，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海道辗转贩运至此的外族奴婢，可能为中亚与波斯人。东汉人杨孚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岭南之地富豪权贵家中即以豢养“瓷人”以为炫富，这些外来人“齿及目甚鲜白”，面部与皮肤“异黑若漆”，“为奴婢，强劳力”。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之际，逐渐演化为陶瓷与丝绸并行输出，部分原因即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终于通过中亚陆路丝路习得养蚕制丝技术。在广东省博物馆三层的陶瓷馆中，展示有数量丰富的外销瓷器。迄今为止，发现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共有28处，包括广州西村窑、湛江雷州窑以及新会官冲窑等。程存洁告诉我们，在瓷器变为大宗出口海外产品之后，需求剧增，然而瓷器脆弱易碎，从岭北、中原运至广州，数量受限，损耗极高。于是唐宋以降，广东外销瓷生产业逐渐兴旺，制造水平亦逐渐与中原平齐，以西村窑为例，在中后期已能仿制众多名窑的典型瓷器，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雕花、景德镇白瓷、磁州窑彩绘瓷等。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经来中国游历，于其游记《中国志》中提及，广州“市场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瓷器有些极粗糙，有些极细致，有些公开出售是非法的，比如红色、绿色、涂金和黄色的，因为它们只能供官员们使用，出售瓷器最大的市场在城门附近，两旁是两层楼的木质建筑，有带顶的通道，每家商铺都在门口有一张巨大的牌子，详细写明他们出售的货物种类”。

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怀圣寺负责人王官雪阿訇

矗立在蕃坊中心的怀圣寺光塔

西来的信仰——佛寺与光塔

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位于越秀区光孝路上的光孝寺，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根据寺志记载，这里最早是南越国第五代王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又为骑都尉、江东名士虞翻讲学的“虞苑”，后改建为佛寺。寺院中迄今可见诃子、菩提等参天古木，广州民间有谚语“未有广州，先有光孝”，光孝寺大殿据说为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时所建，后历代都有重修，清代更扩建至七开间，但依旧保持了南宋时期建筑抬梁与穿斗式结合梁架、三跳华拱、出檐夸张的风格。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金刚般若经》、《楞严经》等著名佛教经典的译文，皆始于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东亚海运贸易的中心港口，广州亦是各种文化与宗教信仰交融的中心，据说早在唐代贞观初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即派遣使节前往唐朝传教。这段轶闻史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但有阿拉伯文献指出，628年，一批阿拉伯人从麦地那城港口乘船出发，由海道来到广州，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呈上了来自穆罕默德的信件，中国皇帝“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还帮助他们为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

直至今日，许多广州本地穆斯林都相信，这座清真寺，就是今日位于越秀区光塔路上的怀圣寺。寺中有一座高达36.3米的光塔，这座宣礼塔用青砖砌筑，表层涂抹灰沙，南北各开一门，塔内有两道螺旋状楼梯，绕塔心盘旋而上，直通塔顶。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怀圣寺负责人王官雪阿訇告诉我们，近年来文物考古单位对光塔年代进行过勘测，根据从塔身上部砖块取样进行年代测定，断代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据文献记载，在唐宋两代的农历四五月，蕃舶乘季风而来的贸易旺季，塔上每天有蕃客专人定时登塔：“嘀晰号呼，以祈南风。”光塔的修建，一则便于宣礼，二则便于导航，历史上光塔顶部曾建有用于测定风向的风信金鸡，可惜在1387年被飓风吹毁，以后塔顶改用铜铸葫芦，但不久又坠于风，加上随着珠江航道南移，以及水罗盘等导航技术的普遍，其后再无重装，日渐失去导航作用，则专注于礼拜宣礼。

今日的光塔路，除了怀圣寺周围的一些清真饮食商店之外，只是一条外表毫无异常之处的街巷。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繁华富丽、外国蕃客聚集的蕃坊。程存洁告诉我们，唐代蕃坊的大概疆域，即是以今日光塔为中心，南至惠福路，东至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至中山六路，根据遗存至今少数文献资料，蕃坊的建筑形制与唐宋时期其他大城市别无二致，每个坊四周都设有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垣墙，建筑样式也应该倾向于阿拉伯与波斯风格，货栈店铺靡集，所谓“戎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为了便于管理外国居民，唐宋蕃坊内还建制了蕃坊司，在外侨中选举“蕃长”，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和邀请外商贸易。《萍洲可谈》中记载了大量广州蕃坊及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

清真寺内众多国内外穆斯林前来祷告

阿拉伯学者麦斯欧迪在《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中这样描绘广州：“广府是一座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这条大河是流入中国海的。城与海之间，相距六七日的途程。”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祆教徒就有20万人。在麇集此地的蕃客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居多，正如《岭外代答》中所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若大食国。”前来广州的海舶蕃商远较唐朝为多，其强大可以从税收方面体现出来。1077年，广州所收购的乳香，占杭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收购总数的98%。税收“唯广最盛”、“课入倍于他路”。

虽然在1300年后，昔日盛唐时期的繁华已经荡然无存，但光塔寺周边的许多街巷名却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带有古老的广州蕃坊留下的痕迹：诸如古老的甜水巷，“甜水”即阿拉伯语“中国山冈”的音译。附近的海珠路，原名鲜洋街，即阿拉伯语“送别”之意，朝南可直达古珠江的岸边，是唐宋时送别商船的一条主要干道。从这些残留的街巷名中，我们还可以获知当时商业行为的种类及具体地点，如玛瑙巷、玳瑁巷（疑为今崔府巷）等。这与历史记载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擅长从事的珠宝珍奇贸易一一印证。

怀圣寺光塔究竟建于何时？尚无定论。上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认为，怀圣寺光塔，即为客居广州、信仰伊斯兰教的蒲姓阿拉伯商人所建，其根据在于蒲氏族人保留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中记载：“叔祖吗哈珠，吗哈嗼两公倡筑羊城光塔，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进而得出结论，光塔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

根据其家谱记载，蒲世的故宅，在邻近玛瑙巷、朝天路西侧的玳瑁巷，根据考证，可能就是今日的崔府街一带。光塔寺附近的普宁里，原名“蒲宜人巷”，在华居住的阿拉伯人，若名字带有“Abu”前缀者，则常常会择“蒲”字为汉姓。

珠江边的外国人（摄于2009年）

作为佐证，南宋著名文学家，名将岳飞之孙岳珂在《桯史》中，记载广州蒲姓贵人之堂，“后有萃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璧为大址，余而增之，外圆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文中提到的萃堵波，即是怀圣寺光塔，北宋神宗、哲宗朝诗人郭祥正在《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一诗中，也称颂了光塔的雄伟景观：“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

尽管如此，学界主流意见依旧是怀圣寺与光塔皆为唐代所建，蒲氏家族之“倡筑”仅是修葺，而非建造。蒲氏家族二三代墓地，即在今日广州越秀公园内。距离此不远，就是广州先贤墓清真寺。其中心就是古称“回回坟”或“大人坟”的赛义德·艾比·宛葛素陵墓。相传赛义德·艾比·宛葛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母舅，于唐初来华传教，怀圣寺与光塔即为其亲手创建。

当我们赶到位于越秀区兰埔附近的先贤墓清真寺时，门口的道路上已经人山人海，许多头戴白帽的本地穆斯林与外国商贩已经支起了摊位，贩卖从波斯风格地毯，到阿拉伯水烟，以及南亚精油等形形色色的商品。清真寺负责人魏国标阿訇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五，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主麻日，在下午13点左右，通常有两三千名本地与寓居广州的穆斯林汇聚在此，在这里进行礼拜活动，自明清以来，这里就被各国穆斯林视为“小圣地”，许多信徒不远千里从中亚、西亚专程来广州朝觐，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一家茶叶出口商店门前正待运往欧洲的货品（约摄于1900年）

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中午，但在寺院中心位置，圆顶方室的宛葛素墓室中已经有几位虔诚的非裔和阿拉伯穆斯林在顶礼诵经。这种穹形圆顶墓室结构，在阿拉伯和波斯被称为“拱拜尔”，由于墓室内空，圆顶穹窿，颂经的声音回响洪亮，余音不绝。在宛葛素墓室周围的树木之间，还有12方自元代至民国初年的穆斯林先贤墓碑，石制墓碑都被信徒们供奉的绿色锦缎所罩住，其中一位逝世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土耳其汗志·马罕默德，就是从土耳其东部专程来广州瞻仰宛葛素陵墓的虔诚教徒，后逝世于广州，特遗嘱恳求将自己葬在先贤古墓之侧。不多时，墓室周边与大礼拜堂中，以及寺院内的绿地内，已经挤满了肤色衣着各异的各国穆斯林，在盛夏的骄阳之下，随着礼拜堂中的宣礼之声，齐齐跪倒。——在一刹那之间，1300年间的岁月仿佛骤然回流，盛唐时期的广州蕃坊，似乎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