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濂

穿越海峡，穿越历史

要对这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水道形成直观的认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乘船通过海峡。一些游轮公司提供从新加坡出发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航线，它几乎可以驶过完整的马六甲海峡，但出发时间难以与我们的行程对上。经过比较，我们选择的是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小城杜迈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马来西亚马六甲城的渡轮。这是一种每天都有一班的渡轮，早上10点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就能抵达对岸。从地图上看，东南-西北走向的马六甲海峡像是一个张开的鳄鱼嘴。这艘渡轮就要穿过“鳄鱼嘴”中间最狭窄的一段水域。

能够乘船抵达海峡对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马六甲，几乎是旅行者来到杜迈的唯一理由。本来苏门答腊岛和整个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爪哇岛相比，游客就很稀少。这让我们出关的时候遭遇了小小的波折——印尼政府刚刚在6月12日宣布了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因此我们从印尼首都雅加达入关的时候，护照上只盖了一个允许停留30天的印章。杜迈港口的边检的工作人员显然还不曾在免签之后遇到过中国游客，在一通和上级电话确认之后才最终对我们放行。搭乘这趟渡轮的基本都是印尼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杜迈所在的印尼廖内省盛产石油，杜迈分布了不少炼油厂，它也是印尼最大的石油输出港口。有一部分马来西亚人在杜迈油厂里工作，乘坐渡轮定期回家。还有很多在马来西亚不同地区打工的印尼人喜欢乘坐这趟渡轮，因为船票比机票价格低廉，而且可以带较多的行李。渡轮人最多的时候是在开斋节前，打工者纷纷要返乡与家人团聚。

旅客运输只占到马六甲海峡航运量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今天的马六甲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每年有8万多艘货船要从海峡上通过，具体到每天则是200多艘。随着渡轮驶向海峡中心，海水由茶色变成了清澈的湛蓝色，我们也逐渐感受到了海峡上忙碌的交通状况：大型及超大型轮船络绎不绝，偶尔还看到两三艘巨轮接连航行，出现难得一见的“船龙”。一位船员告诉我，船只在马六甲海峡中航行要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比如速度不能太快，要保持在12节以下。还要按照分道通航的规则，来和去的船只占据水道的不同侧面。现在的船舶越来越大，它们又会根据吃水位置，进入深浅不同的航道航行。”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防止在船只这条“拥挤”的海峡中相撞和搁浅。马六甲海峡总长度660海里，最宽处200海里，最窄的地方不到10海里，而可通航的单向航道最小宽度只有1.1海里。并且马六甲海峡里还分布有沙滩和沙洲，浅于23米的地方就有37处。再加上一些过去的沉船可能形成的阻碍，在这样的水道航行，对航海者的操纵能力要求很高。

历史变迁，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里运送的不再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或是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干枣和皮革，以及非洲的象牙和宝石。按照统计，现在马六甲海峡承担着世界约40%的贸易输送量，运送的最主要的物资是原油或者是石油产品。一份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年的原油进口达到约25万吨，来自中东和非洲7个国家的石油供给总量约16万吨，占总进口量的64.5%，它们中的大部分必须经过马六甲到南海一线，到达中国的沿岸。而经由马六甲海峡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更是占到日本原油进口的90%。2013年，中缅天然气管道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2015年1月，中缅原油管道也进入试运行，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上的依赖。

左：马六甲居住有许多华人，他们晚上喜欢到鸡场街消遣娱乐右上：马六甲圣保罗山顶的教堂历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使用，浓缩了400 年的殖民史右下：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结合，形成了聚居地“葡萄牙村”

马六甲海峡从何时开始成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从中国方面的史料可知最初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南海商路并不经过马六甲海峡。《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南海商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资黄金杂增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话写的是汉武帝派遣宫廷官员，率领海员或者商人携带黄金和丝绸远航海外，换回大量奇珍异宝的旅程。学者基本对这趟旅程的终点达成共识，黄支国位于今日南印度的康契普纳姆，已程不国则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整条路线于是明确：商队从中国广东出发后，便沿着东南亚半岛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穿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终点。受到当时的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的限制，船只仅仅沿着东南亚半岛地区沿岸的浅水区域来航行。而穿过马来半岛，则是指登陆翻越马来半岛的南部。因此这条水路和陆路相结合的路线，又被史学家称作“马来半岛的联运航线”。

“联运航线”成就了扶南古国的崛起。3～6世纪的时候，扶南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国家，版图包括今天的越南南部、湄公河中下游、湄南河流域的大半以及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根据史料的记载，扶南和中国通使至少26次。523年，梁朝更授予扶南国王“安南将军扶南王”的称号，充分显示出扶南在东南亚的地位，特别是和中国朝贡贸易的频繁。其时扶南不仅以东南亚的特产金、银、铜、锡、沉香木、象牙等去换取中国的丝绸和印度及其以西各国的产品，更利用在南海商路上的居间地位发展中介贸易。例如扶南经常把从印度运来的西方产品，如苏合、郁金香、玻璃等再转贩于中国，以获得巨额利润。

扶南古国的衰落和航运路线由半岛向海岛区域转移有关。如果不突破马来半岛的陆地阻隔，东西方的贸易总是存在障碍。随着人们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的不断提高，便有越来越多的船只改从离岸较远的深海航行，并试图摆脱马来半岛的阻挠而直接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南部。不过，要完成这种变化，却是经过了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也许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不断的冒险和探索，直到最后才完成这种变化。其中一个例子便是东晋高僧法显由印度、斯里兰卡两地求得佛法后取海路回国时遭遇险情的过程。《佛国记》中写道，法显在411年8月从斯里兰卡登上能载200多人的商船启航，只航行两日后即遇到风暴，大船已破渗水，他只好改乘小船。经过在海上90多日的漂流后，法显到了耶婆提（今天爪哇岛，或有主张苏门答腊南部），在此停留了5个月等待季候风的转换，再登船航行。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法显所走的路线，正是取道马六甲海峡的深水航线。

到唐初时，经由马六甲海峡的商道已经完全成熟。从唐代贾耽所著的《广州通海夷道》可以看出，当时航船从中国广州出发后，绕过海南岛东北，再沿中南半岛海岸到达今天越南南部的昆仑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外国人称作“质”），然后进入印度半岛南部。由于这条商道，中国商船和阿拉伯帝国商船定期往来于中国广州和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巴格达）之间，广州和缚达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

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道，也造就了海峡两岸港口城市的繁荣。事实上，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必须要在这里停留，才能继续航行。在风帆时代，商人们需要依靠季风来驱动船只，每年12月到翌年3月，他们可以利用东北季风南下，等到5月至10月期间，他们再借着西南季风返回家乡或者继续北上。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因而也被称为是位于季风吹拂之下的“风下之地”。在等待季风变化的日子里，马六甲海峡就为过往商船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它们停泊在这里就仿佛是停在一个内陆湖上，免受了大洋之上惊涛骇浪的颠簸之苦。商人们在这里检修船只、整装休息，也同当地人或者他国商人交易本地土产或者异域货物。马六甲海峡的港口成为贸易集散地。

马六甲海峡两侧的海岸线提供了诸多天然的港口，它们都能够作为商品集散的地点。不同港口之间的竞争出现了，它们相互之间争夺贸易的霸权。周期性的，一个港口确立为地区贸易中心，博得了外国商人的频频回顾，它的邻居们就不得不作为二等集散中心，为它提供商品货物。这种关系的保持取决于贸易中心是否能够通过松散的政治、经济联系控制其他分散的港口，不论中心和附庸都承认这种联系是对双方有利的。当附庸开始质疑它所得利益是否充分时，它和中心国的联系就被削弱了，整个区域再次分裂成许多小王国，争夺霸权，直到另外一个港口重新确定它的优势领先地位。这种力量的浮沉消长，被形容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节奏”。但是，这种“历史节奏”仅仅发生在马六甲海峡早期的贸易时代。它并不能解释马六甲王国的衰落，和后来新加坡的崛起，因为从地理位置来讲它们相隔非常近，新加坡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都是马六甲苏丹王朝及其后续王朝的藩属。今天我们提起马六甲海峡，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新加坡这个国际大港，为什么？

印尼巨港的穆西河畔是整座城市最生机盎然的区域

印尼巨港：室利佛逝国的荣光

如果要搞清楚马六甲王国盛极一时的原因，一定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开始探寻。这正是我们奔赴杜迈乘坐轮渡之前造访的一站。马六甲王国建国的过程并没有中国旅行者记录下有关信息，因为当时是明朝初期，皇帝禁止臣民私下南洋经商。葡萄牙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和另外一本糅合了神话和现实的《马来纪年》都认为马六甲王国的建国者来自室利佛逝王朝的中心巨港，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不少差异。在马六甲的苏丹王宫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个当地通用的说法：室利佛逝王朝末期，王子拜里米苏拉因为不满意爪哇岛后来兴起的满者伯夷国的控制，企图恢复室利佛逝荣耀而被从巨港驱逐，最终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成为第一位国王。某种程度上说，马六甲王国就是室利佛逝国的延续。

今天的巨港是一座雄心勃勃的城市。它是苏门答腊岛上仅次于棉兰的第二大城市，是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因为周边的石油资源而兴旺。最近一些年，巨港也积极在承办各类运动赛事和会展活动来拉动经济。比如它和雅加达一起，在2011年主办了第26届东南亚运动会，又在2013年举办了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巨港有不少华人。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先到邦家岛挖锡矿，后来因为生活艰苦，陆续又去到印尼的其他地方，相邻不远的巨港就是不错的选择。从早年的咖啡和橡胶种植，到现在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和提炼，处处都有华人的身影。现在，中国在这里投资的项目也很多，发电厂基本都是由中国投资建设的。

不过，像我们这样来到这里探寻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本地旅游局官员倒是头一次接待，他们平时遇到的都是商务考察团。这位旅游局的官员告诉我，巨港的历史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朝郑和在下西洋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剿灭过盘踞东南亚的海盗王陈祖义。当时室利佛逝国已经解体，巨港无主，祖籍潮州的陈祖义和他的海盗集团在这里劫掠过往商船，祸害一方。郑和的海军在这里生擒了陈祖义并带回京中斩首，之后又在巨港设置了宣慰使司来保护当地华人。因为郑和是回教徒的缘故，也在巨港传教，当地建有郑和清真寺来纪念。本地还有一处旅游景点也和华人相关——传说一位叫当布安的华人男孩爱上了本地女孩弗提法提玛，他为了去打捞彩礼跳入水中，弗提法提玛也跳下水追随，两人同时遇难。之后水面升起一座小岛。当地华人在岛上建有寺庙，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本地青年男女前来祭拜，祈求感情忠贞永恒。

葡萄牙人为东南亚带去了天主教的信仰。图为印尼雅加达的一间天主教堂

古代室利佛逝国的繁荣也和与中国的交往有很大关系。中国对于室利佛逝商品的需要主要是乳香、没药和其他一些用于制作熏香类产品的芳香类树木。这种香料与之后吸引西方殖民者到来的侧重于食物防腐和调味的豆蔻、丁香以及属于辛香类的胡椒有所不同。唐代社会，用香已成为日常，宫廷筵宴、婚丧喜庆、佛道祭祀、茶楼酒肆都离不开香。一些芳香类的树木比如檀香，来自苏门答腊岛的腹地和周边岛屿，上好的乳香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室利佛逝王国在中间正好扮演一个贸易枢纽的角色。

室利佛逝王国存在于7～13世纪，对应了中国的唐、宋、元三个朝代。唐朝的“安史之乱”前，国力强盛，与海外的贸易形式以朝贡贸易为主。这是中国政府与海外诸国官方的进贡和回赐，讲究“厚往薄来”。宋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这句话道破了古代中国与域外诸国关系的实质。《马来西亚史》的作者芭芭拉·安达娅在书中写道：“室利佛逝充分理解了朝贡贸易体制的价值，为了确保有利可图的贸易持续下来，愿意承认中国为最高宗主。在960～983年间，室利佛逝王国至少派出了8个使团出使中国的宫廷。当佛教徒义净朝圣印度的路上到达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的时候，他受到正常应有的礼遇;但是当统治者意识到这位游客来自中国的时候，表现出的尊敬增加了一倍。1003年室利佛逝的使臣到达中国，告诉中国皇帝他们已经建造好一个寺庙，为中国皇帝祈求长寿。应他们的要求，中国皇帝赐予了庙宇一个名称，还附带了一口钟。”

郑和到过巨港，当地建有纪念他的郑和清真寺

室利佛逝国的遗迹基本已经荡然无存。想看最集中的一片，就要去到位于郊区的“室利佛逝国考古公园”。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曾经是王国中一片热闹的生活区。考古公园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该地出土的罐子、碗碟、珠子、绳索等日常用品的碎片。最多的展品还是各种石刻碑铭，其中一块石碑上的文字记载了国王在此地修建花园的过程——国王笃信佛教，要修建花园回报子民。花园里种植的都是可以食用的经济作物：椰子、西米棕榈、甘蔗等等。博物馆外面有一些运河河道的旧址，它们在过去用于排水、灌溉或者与城中最主要的河流穆西河之间的往来交通。让人奇怪的是在这片区域只发现过一条长30厘米的砖头建筑遗址，其他建筑物都没有留下痕迹。讲解员告诉我，过去这片地区都是河道和森林，很难找到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房屋都是用木头和土烧制的砖头搭建的。这些有机物质不到200年就朽坏了。何况这里只比穆西河的水面高两米，在过去难免遭受水灾并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她这样解释。如此看来，在这附近能够找到的巨大石料都用作了铭文的雕刻。也是这些铭文能够让考古学者确定室利佛逝王国真的在这片土地长久地存在过。除了修建花园的铭文外，博物馆里的重要铭文还包括两块：一块记载了在一次征伐后室利佛逝建国的过程，另外一块则写着咒语，告诫子民一定要服从国王统治，否则就会遭到诅咒。

“室利佛逝国考古公园”之旅让我意识到了室利佛逝国能够成为海上贸易强国的另一个原因——它在过去是个河道纵横的城市，还有个称号叫作“东方威尼斯”。本地的物产能够通过河道网络汇集到宽广的穆西河边，而从海上来的商船也会进入穆西河边停泊。现在穆西河边有个码头，用于乘坐摆渡船去到对岸，也用于乘坐游船在河上观光。巨港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瑞图·普尔瓦蒂告诉我，他们认为室利佛逝国的港口就在这片区域。曾经有另外三条河流也在这里汇入穆西河，但是在殖民时代，荷兰人将三条河道填上，用于一个市场的修建，如今只有穆西河水还在滔滔流淌。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瓷器碎片，还有船的残骸。那时的船是用一种当地盛产的叫作“铁木”的木材制作的，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泡在水里反而会变得更加坚实，不沾水的时候则会朽坏。考古人员只把其中一块船舵的部分放起来收藏，其余的残骸为了保存持久，仍然将它们沉没在水底。“光是船舵就有8.2米长，你可以想象整条船有多大，当时室利佛逝人的造船技术有多发达。”

上：在马六甲的贸易中曾经使用过动物形状的锡制货币下：马六甲曾经是东西方商品的汇聚之地，香料、丝绸和瓷器都可以见到

在我看来，怀想室利佛逝国昔日荣光的最好方式不是去考古公园，而是乘船在穆西河上观光。考古公园完成于1994年，当时还是苏哈托总统亲自主持完工典礼。但之后它疏于维护和宣传，甚至当地人很多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去的时候，整个博物馆都没有其他参观者，空调未开，里面闷热无比。与此相对的，穆西河畔是整个城市里最凉爽和生机盎然的区域：河边布满了立在水中的高脚屋，屋顶和墙壁都刷得五颜六色;孩子们赤着脚在岸上放风筝，嬉笑的声音顺着风一直传到耳边;渔民立在水中撒网，一挥动手臂便是一片银色的光芒;不断有画着斑斓图案的木船从我们身边经过，船上满载着货物，掌舵人向我们友好地招手。这一切仿佛和古人看到的并没有太大区别。《明史》中就写室利佛逝：“庶民皆水居，编筏筑室，系之于椿，水涨则筏浮，徙则拔椿而去。”

室利佛逝国在12世纪左右开始显露出颓势。这正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节奏”在起作用——离心力贯穿了室利佛逝王朝发展的始终。自然资源随处可得，处于马六甲海峡贸易线上的地区都有可能在贸易中居于有利地位，这些都诱使一度向室利佛逝国低头的臣属附庸渴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一个变化的契机是南宋末年和元朝时期（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中期），那种只允许以使团朝贡方式进行的贸易模式暂时结束了，虽然在之后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恢复了朝贡体制，禁止民间贸易。短暂的贸易松绑造成了一些港口的兴起，比如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波罗甘巴和巴勒斯，因为商人们可以去到原料产地进行直接采购，而不需要先把货物汇总到像室利佛逝那样的贸易中心，这都对室利佛逝国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威胁。1331年，位于爪哇岛上的满者伯夷王朝开始向外扩张，逐步征服了马都拉岛、巴厘岛，势力范围扩展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满者伯夷就控制了马都拉群岛的香料，然后将爪哇岛出产的稻米换取香料，再运送到马来半岛出售，获得了丰厚的利润。1377年，随着明朝再次确立朝贡体制，室利佛逝的统治者要求中国授予属国封号而重建贸易地位。朱元璋表示恩准，他并没有意识到爪哇的满者伯夷已在苏门答腊岛东南享有最高统治地位。而后，爪哇人诱骗了中国的使臣，将其杀死在爪哇，朱元璋龙颜大怒，拒绝室利佛逝再派使团来华。1397年，明朝档案记载：“时爪哇已破三佛齐（宋朝开始对室利佛逝的称呼），据其国，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10年之后，郑和出使西洋到达苏门答腊岛，看到那里仍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只是控制者是来自中国的海盗头目陈祖义。

马来西亚：马六甲往事

仿佛是追寻马六甲的开国者、巨港逃亡的王子拜里米苏拉的足迹，我们由苏门答腊岛乘渡轮穿过海峡后，由马六甲河进入了城市。马六甲河是马六甲城市的灵魂。古代的港口城市都有河道，这样商船才能够从海洋驶入港口。书上记载河道入口处有密布红树林的沼泽地作为天然屏障，它又是马六甲海峡上位于最狭窄处的一个点，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今天，河道上最主要的一段被抬高了水位改造成一条景观河，人们可以搭乘游船来观赏古城风景。河两旁的老房子上画着本地艺术家创作的涂鸦作品，能找到卡通版郑和，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峇峇娘惹（华人和马来西亚人通婚后的后代），正在翩翩起舞的印度女子等形象。它们和远处的教堂、神庙或者佛寺相互辉映，展示着一个昔日贸易之都的多元文化。

相传马六甲的名字是由一种叫作“马六甲树”的植物得名。当年拜里米苏拉在“马六甲树”下乘凉，看到一只母鹿面对猎犬的攻击毫不示弱，认为是天降祥兆，停留此处建立国家。今天马六甲城的核心是一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它以马六甲河分开，右岸围绕着圣保罗山，有不同时期统治者的府邸、行政管理机构和防御工事;左岸是由店铺、民居构成的老街巷。保护区里的老建筑和博物馆非常集中，步行就能走遍，也可以乘坐一种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人力自行车。我们先去的是苏丹王宫博物馆，它讲述了这座城市最早的历史。

博物馆位于圣保罗山脚下。它是王宫的样子，但其实是在1986年按照《马来纪年》里对王朝第五任统治者苏丹满速沙居所的描述来复建的，位置也由能够俯瞰马六甲河过往商船的山顶变为了山脚。1456到1477年满速沙在位期间，马六甲的国力达到最盛。虽然王宫博物馆不是遗迹，它大致还是能让我感受到一个海上贸易国家财富积累的程度：热带民居一般都是低矮的建筑，但这座宫殿一共有三层高;苏丹的卧室用绫罗绸缎装饰，桌子上摆着纹样复杂的金器;宫殿外面是一座巨大的花园，种满了颜色艳丽的花卉。《马来纪年》里还提到了这座宫殿的一些细节，比如它所用的木料是三种不同的稀有木材，木头之间采用榫卯结构拼接;屋顶铺着红色的鹅卵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宫殿的外墙还贴着从中国运来的镜子。博物馆里来自马六甲王朝的文物很少，也许是后来经过战争洗礼的缘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组油画，表现了马六甲王朝施行的严刑峻法：偷盗的人要被剁手;偷情的男女要被埋在坑里让其他人用乱石砸死;如果被怀疑说谎，就要把手浸入油锅以证明清白。马六甲王国海上贸易的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机构很有关系。马六甲法律早在第三代统治者的时候就开始汇编，主要关注商业事务管理。还有另外一个的海事法规专门处理航海贸易事宜，譬如债务收缴、海上行凶以及船长和税收的责任义务。

马六甲海洋博物馆一艘仿葡萄牙的“海上之花号”船模。它路过马六甲海峡时在风暴中沉没

马六甲能够迅速发展成贸易大国，同样得益于他对室利佛逝传统的继承。其中之一便是继续承认中国对它的宗主关系。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他采取了和祖辈相同的政策，只主张以政府的形式来进行商贸交往。根据《明史》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马六甲古名），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米苏拉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据《明太宗实录》里讲，朱棣大加赞赏，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亲笔写碑文和赐以铭诗，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中国对马六甲的关注赋予了这个新的贸易中心以地位和声望，同时使它免受邻国暹罗的侵扰。

马六甲由于商业设施发达，对过往商人也很有吸引力。一个例证就是马六甲王朝协助郑和船队进行“官场”的修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巨大，需要在中途有一个物资的存运站和补给站，他便根据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所提供服务的便利程度，选择了马六甲。按照推测，郑和的“官场”位于马六甲河的左岸。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描绘“官场”的盛况：“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只是面对今天一条不到20米的马六甲河，很难想象郑和的庞大船队如何从这样的河道里鱼贯而入。

还好现在河左岸的甲板街上有间“郑和文化馆”可以弥补一些想象的空白。这里的讲解员说，馆长陈达生也是一名商人。本来他想在这条街上来修店铺，没想到在施工的过程中挖出了一些碎瓷片。于是请专家鉴定，认为此处就是“官场”所在地，里面曾经有的几口老水井，也被认定是提供郑和及其水手吃水所用。不过另外一位郑和研究会的成员就告诉我，左岸很大一片地下都有埋有瓷片，“官场”的位置不一定就是文化馆的所在，“并且这些瓷片都是明末清初的，明初的很少，还没有官窑的瓷片。作为明成祖的特使，怎么可能不携带任何官窑？”没人能很好地解答这个疑惑，或许是当时官窑数量极少，全部作为礼品馈赠给各国皇族，或者是埋藏得更深没有被发现。这些都不妨碍“郑和文化馆”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文化馆的展览是关于正史以及野史一切虚虚实实的汇总。它里面空间奇特，还有一只长颈鹿突然从二楼探出头来——那是郑和到达东非后当地人进贡给明朝皇帝的“麒麟”兽。

马六甲王朝的兴盛还与一个室利佛逝所不具备的原因有关：拜里米苏拉在1414年72岁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以后的马六甲统治者都信奉伊斯兰教。第四代国王穆扎法尔沙当政后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又把国王的称号改为苏丹。为什么是伊斯兰教？统治者看到它能带来经济的繁荣。阿拉伯商人沿着印度洋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首先带来的是伊斯兰教在苏门答腊岛西北沿岸的传播。那里有个叫须文达腊·巴赛的村庄第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很快成为穆斯林商人的荟萃之地。马六甲国王也想仿而效之，把穆斯林商人吸引到马六甲来。他们为穆斯林商人提供了种种商业特权，还专门为他们兴建了住宅区和清真寺。统治者能够迅速接受伊斯兰教，当然也和它本身的教义相关：当时流行于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对于早已深受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熏陶的海岛地区，包含着印度神秘论和哲学思想的苏菲教派听上去并不陌生，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词汇表达旧的概念，让人感到它不纯粹是一种外来宗教，因为能够被广泛传播。

总之马六甲苏丹王朝在15世纪时已经成为马六甲海峡上一个耀眼的王国，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它绝不会短暂如流星一般只存在一个世纪。正在马六甲王国最繁荣之时，葡萄牙人来到了这里。

1830 年前后，马六甲海峡的一处栈桥景象

在马六甲河边有一艘按照原比例仿做的葡萄牙“海上之花号”大型远航船，里面是马六甲海事博物馆的所在。这艘船在从暹罗前往葡萄牙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在马六甲海峡遭遇风暴沉没，今天仍旧躺在海底。一位美国的寻宝专家估计，这艘船里装有约20个铁柜的宝石，从半英尺到拳头大小的都有。在马六甲城游访的过程中，我几次在烈日下走过“海上之花”的旁边，常会望着它雄伟的船头、高耸的桅杆陷入遐想。它巨大身躯投下的阴影仿佛是马六甲城命运的一个隐喻——葡萄牙人改变了马六甲的发展进程，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导致马六甲作为港口的衰落，但却带来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后马六甲以缓慢的速度坠入深渊，这个过程又花了300多年的时间。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上，葡萄牙最先登上东方扩张的舞台。15世纪的时候，当其他欧洲大国都还有严重的国家组织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已经是独立民族国家的葡萄牙已经准备好了向地理发现和缔造帝国这一步骤前进。由于有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不断争取独立的历史，葡萄牙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伊斯兰教的情绪，更热衷于参加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宗教动机被一些史学家看作是葡萄牙海外探险的主要动因。另外就是经济利益上的驱动。葡萄牙和整个欧洲为购买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支付了大量的黄金。香料以及购买香料所需要的黄金成为葡萄牙人东来的推动剂。

按照推测，应该是葡萄牙人最早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用马六甲这座王国的名字命名了海峡。1488年，迪亚士航行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这意味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已经出现;1498年，达·伽马航行到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从那一刻开始，陆上丝绸之路便不是通往东方的唯一一条商道。1503年，达·伽马强行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科钦，那里成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葡萄牙商船在这个胡椒贸易中心买断了所有的存货，以至于威尼斯商人在1504年到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进行每年一次的交易时，几乎已经没有香料可买。在完全夺取了印度洋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后，第二任印度总督阿丰索·亚伯奎仍然渴望继续将帝国向东扩张。一种传闻是西班牙正在从相反方向航行接近马六甲王国，葡萄牙必须抢先行动。亚伯奎说：“我确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以外还有另外一条航线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上说得出来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

从1511年7月24日葡军对马六甲发动第一次总攻，到8月10日末代苏丹马哈茂德带着家眷和财宝逃跑，马六甲不到一个月就亡国了。马六甲由于经济繁荣长期缺乏战争的经验。马六甲王国的社会又是由马来统治者阶级和大部分外侨商人组成的。他们对王国很少有归属感和献身精神，一旦王室不能对其提供保护，他们便会寻求新的庇护。

马六甲苏丹王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马六甲作为港口的衰落。马六甲对于葡萄牙人的战略布局来讲，非常重要。殖民者开始修建城堡。他们拆毁了苏丹王宫、清真寺和历代马六甲国王的陵墓，依山傍海用石块搭建起塔楼和防御城墙。葡萄牙人把这座要塞命名为“法摩沙”，意思是精美之城。“他们在要塞建成后配置大炮，驻扎禁卫军，使马来人产生一种十分恐怖和惊奇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永远存在下去，以保持葡萄牙国王崇高的威望和尊严。”英国人温斯泰德所著的《马来西亚史》这样写道。可惜的是这座“精美之城”在后来英国人到来时遭到破坏，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干涉得太晚，如今只有一座石门留下。

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征收过高的过境税、停泊税，导致原先交易的商人远离了马六甲，尤其是那些与其天主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阿拉伯商人，这样马六甲开始逐渐凋零。此时马六甲海峡还有新崛起的两个贸易中心可供商人们来进行交易：一个是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信奉伊斯兰教的亚齐王国;另外一个是柔佛王国，由马六甲末代苏丹马哈茂德的儿子阿拉乌德丁在流亡一段时间后开创，它们都会分流走阿拉伯商人。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研究东南亚殖民历史的教授彼得·伯士伯格就告诉我，他依然看到了大量穆斯林商人在马六甲进行交易的记录。“马六甲自从被葡萄牙人占领之后，就一直处于被亚齐人和柔佛的马来人不断攻击的状况。这三个政权之间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谁也不可能独占交易的鳌头。本来亚齐人和马来人可以联合成一个伊斯兰教徒的联合阵线，共同抗击葡萄牙人。但是它们彼此分裂，相互攻击。在亚齐人看来，与其说是宗教战争，不如说是一场控制海峡政治权的战争，他们不愿意看见葡萄牙人失败之后，马来人继续将柔佛发展成一个贸易中心。”至少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的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马六甲仍然保持繁荣。根据16世纪末，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市政厅做出的统计，仍然每年有2万多名阿拉伯商人会来到马六甲交易。

真正改变马六甲贸易地位的是荷兰人的出现。1595年，荷兰人的第一支远征舰队开往印度群岛。当时马六甲海峡在军事上全部被葡萄牙人控制，荷兰人另辟蹊径地利用南北半球“咆哮西风带”的西风，通过巽他海峡，进入东印度群岛，将巽他海峡旁边的巴达维亚（即今天雅加达）作为他们继续进攻东方的前哨基地，在那里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巽他海峡是个浅而窄的海峡。海峡附近的火山活动改变了海底地形，使得水深变浅，海底崎岖不平，阻碍了20万吨以上轮船顺利通行，大部分船只仍然不得不走马六甲海峡。“在风帆时代，这样的航线是十分聪明的。不像蒸汽时代，船只不需要紧贴着海岸线航行来补充燃料。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通过非洲好望角之后，船只可以径直穿过印度洋。并且那时候的船再大，和今天比也很小。”伯士伯格教授说。

荷兰人打破了马六甲海峡政局的平衡，因为无论柔佛还是亚齐，都把荷兰看成了可以结盟的力量。在巴达维亚站稳脚跟之后，荷兰人开始想办法抑制以马六甲为中心的葡萄牙人贸易的发展：1602年，它先是以强大的舰队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南部海域，截击葡萄牙人的商船，把望加锡、万丹、爪哇、北大年等东部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它与葡萄牙人的宿敌柔佛建立联盟，共同反对葡萄牙人，从陆上侧翼威胁马六甲。17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人对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二轮进攻。它从海峡的西北海口阻击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方面的增援，打击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争取对孟加拉湾海权及与印度纺织品贸易的控制。到了1639年，荷兰人和亚齐人共同封锁马六甲海峡，拦截葡萄牙的救援船只。当年葡萄牙人是从西向东蔓延而来，荷兰人则是从东向西席卷而去。1640年，荷兰人联合柔佛军队对马六甲进行围城。1641年1月14日，葡萄牙总督向荷兰投降，结束了对马六甲130年的统治。

在殖民者中，荷兰人对马六甲统治时间最久，从1641到1824年，达到183年之久。遗憾的是，因为最开始没能占据马六甲，荷兰人已经把经营港口的重心放在了巴达维亚，马六甲只是众海港中普通一员。“他们强迫商人们要去巴达维亚来做交易，如果你要去马六甲他们就把你赶过去。马六甲只是一个货品收集地，在那里集中当地的土产。它也用于保护海峡通过的船只。”伯士伯格这样说。1824年，英国人与荷兰人签订了《英荷条约》，英国人用苏门答腊岛的明古连交换，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马六甲，它与英国之前占据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一起构成了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讲，之前有了槟榔屿和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进出通道，已经掌控了东南亚的贸易，对马六甲便放松了经营。马六甲当地作家赛基·贾丁在他的书《马六甲风情》里痛心地写道：“槟榔屿和新加坡，就像是在马六甲的棺材上又加了两颗钉子。”当上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萨姆塞特·毛姆来到这座城市，他已经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繁华不再的景象。他在游记里写：“这座古城充满着怀旧的忧伤，这种忧伤存在于所有昔日重要的城市中，而如今，它们只能生活在对逝去荣耀的追忆中。”

如果殖民者没有来，那么之后马六甲的命运会怎样？我和一位本地文化记者站在圣保罗山的山顶，俯瞰这座城市。我们的身后是一座教堂的遗址——那里在葡萄牙人时代是天主教堂，荷兰人时代是基督教堂，英国人来了之后被改成一座军火库，是个浓缩了400年殖民史的地方。而从山顶极目远眺，可以看见马六甲河对岸的民居，它们都是典型的荷兰连栋街屋，有着“铁剪刀”这样的连接物。殖民者深刻地改变了马六甲的样貌，要知道他们来到之前，那些民居都是覆盖着棕榈叶屋顶木头房屋。这位记者说，马六甲三角洲泥沙淤积，慢慢也就不适合做港口了，这在英国人统治期间就有发觉。“所以作为马六甲人，虽然也会为这座城市几经易手而错失发展机会的历史而唏嘘感慨，却也感到这是一种必然。也许马六甲就是注定某个时期才能够做贸易中心，之后仍然会别的港口所被取代。”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内的一个展览展现了英国人一天的活动

新加坡的“发现”与崛起

辗转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港口，我们最后一站到达新加坡。我对这里的疑问在于，为什么这个马六甲海峡上如此优越的“门臼”位置，一直等到英国人来，才被发展成一个重要港口呢？

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到以“莱佛士”命名的建筑：商场、酒店、广场、地铁站等等。在新加坡河畔介于旧国会大厦和皇后坊之间的北岸被认定是1819年2月28日莱佛士登陆的地点。这里有一尊他的白色大理石像，他双手交叉胸前，脚下是世界地图。这尊雕像是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旅游局为了发展旅游而做的一件复制品。真品是另外一座黑色铜像，在离他几十米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前。两尊雕像也被戏称作“黑白莱佛士像”。雕像的碑文用四种文字写成，中文写道：“托马斯·史丹佛·莱佛士，于一八一九年正月廿八日，于此历史性地点，首次在新加坡上岸。以其聪明才智与远见改变新加坡的命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成为一个大海港和现代化都市。”

这些信息难免让人有种错觉，即新加坡是莱佛士“发现”的。之前的新加坡几乎是文明的荒漠，也不为其他外来者关注。这可理解为是英国人的一种殖民策略——文明的白人到来之前，当地人根本没有历史。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全国上下曾掀起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民众激烈争论是否要推倒莱佛士雕像。1960年，荷兰籍经济顾问温斯敏博士来到新加坡，为这个缺乏天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的小国如何发展来贡献计策。他给李光耀的建议是保留莱佛士像，因为这时需要来自欧美的技术以及资金上的帮助。把雕像留下是一种政治象征，显示新加坡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在国际社会能有积极的影响。李光耀接受了提议，于是“莱佛士发现新加坡”依然是一般游客对新加坡历史的印象。

新加坡滨海湾夜景。远处是船只停泊的锚地

在史学界，对新加坡早期历史的探究在近30年活跃起来。我们在新加坡期间，正好赶上国家博物馆举办“狮城700年”的展览。没有进入正式展览前，它便有一个空间专门介绍近年来的考古成就，还包括使用到的工具、如何招募志愿者来完成考古、城市发展与抢救性考古之间的关系说明等等。美国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的教授约翰·米克赛克领衔了从1984到2012年的考古工作，他在2013年出版的《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一书，摆在博物馆书店里一个显眼的位置。

按照米克赛克所说，莱佛士从来都没有沉浸在他是一个“发现者”的虚幻中，他给自己定位的是做一个“古代繁荣港口的复兴者”。莱佛士是个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一直在收集各种古代东南亚的文献，还在爪哇岛上组织人员来做古代废墟的记录工作。爪哇岛上深埋在火山灰下的婆罗浮屠佛塔，就是他让手下的人勘察后重见天日的。莱佛士收藏有最古老的《马来纪年》版本。《马来纪年》里讲，室利佛逝的统治者、一个称号为“三界之王”者有一天在附近巡视岛屿的时候看到淡马锡（今新加坡）的沙滩上闪闪发光。他登陆岛屿后看到一头长得像狮子一样奇怪的野兽。他觉得这是吉兆，便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点，叫作“新加坡拉”，意为“狮城”。新加坡拉在随后的四位继任者的统治下发展成一个杰出的贸易城市，外商云集。最后一任统治者伊斯坎德尔受到一位大臣的背叛，被爪哇人攻破城池，被迫逃到了马六甲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帝国。而按照葡萄牙人当时梳理历史的记录，巨港的王子拜里米苏拉被爪哇的满者伯夷驱逐后，到达淡马锡避难。可是他谋杀了允许他避难的主人控制了淡马锡。这位谋逆者没有威风多久，就受到新型泰国诸侯北大年统治者的讨伐，最后又逃到了马六甲。综合两种说法，莱佛士相信马六甲的第一任统治者之前到过新加坡，新加坡也曾是个热闹的港口。

当时英国人迫切希望在占有槟榔屿之外，再在靠东边的地方找到一个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中转站。另一位对东南亚很熟悉的威廉·法夸尔倾向选在卡里蒙岛，它离新加坡不远，也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南出口上。《莱佛士传记》的作者写道：“莱佛士更希望找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地方。荷兰已经拥有了马六甲，那是个从15世纪起就开始兴旺的海上王国。大概莱佛士是想选择马六甲的前身——新加坡，以此来让荷兰的殖民地黯淡无光。”1818年12月12日，莱佛士给一位苏门答腊岛上的朋友写信：“如果我下一封信是从一个叫新加坡拉的古城写给你，你可不要太吃惊了。”

莱佛士登岸后看到了什么？那符合他对一座昔日贸易港口的想象吗？新加坡14世纪左右的遗址分布得非常集中，在新加坡河往北、以福康宁山为中心的一带，北边是以现在的历史博物馆所在史丹福路为界限。新加坡河以南的区域在古代为沼泽，不适合人居住。莱佛士登岸的地点就在这个范围里。根据莱佛士的一位同僚、新加坡的驻扎官约翰·克劳佛德记载，他们在一次清晨散步中看到了如下景观：在福康宁山的东面有一座砖头一样的废墟——后来被认为是新加坡王朝其中一位君王的坟墓;山的北面有很长一道很壮观的土墙，5米宽，2.5米高;在山的西面和南面，散落了大量的瓷片和中国铜钱;最大的一片废墟是在山顶，有很多柱子地基一样的东西。当时为柔佛苏丹王国管理新加坡的天猛公（官名）阿杜拉曼告诉他们，这是新加坡旧时王朝王宫的所在地，又叫作“禁山”，百姓禁止上山。

米克赛克说，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更加证实了14世纪的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港口城市。除了福康宁山的宫殿遗址外，考古人员还在旧议会大厦周边发现了大量的钱币，说明那里曾经有很多商业交易活动;皇后坊大厦附近有不少木板出土，水淹过的痕迹表明那片是当时的码头。船只在那里上货卸货，还有人在水边居住;板球俱乐部的地方则有可能是当时的铸币厂，中国铜钱在那里融化后重造。“这是唯一一个地方，有考古发现和文献证据来共同证明有海外中国人定居。”米克赛克提到的文献是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写下的那本《岛夷志略》。汪大渊的书中称新加坡为“龙牙门”，那指的是新加坡南部海岸通道关口处一块状似尖牙的礁石。汪大渊特别说到在这里是“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这和之后像马六甲那样外国人形成一个单独居住社区的港口不一样。米克赛克认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混杂而且和谐的人群，是让新加坡之后能够复兴为重要港口的一种特质。

“新加坡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新加坡曾经的黄金时代是14世纪，马六甲王国在15世纪崛起后，新加坡就衰落了。一直到1600年前后新加坡都有和外界贸易往来的证据，但之后到1800年出现了考古以及史学上的空白。1811年，柔佛苏丹王国又派人来到了这里。所以莱佛士到达新加坡时，新加坡虽然是个平庸的渔村，但莱佛士看到了它的过去以及未来。”伯士伯格教授这样说。能够看得出，莱佛士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他尤其喜欢福康宁山这个古木参天又带有历史感的区域。他为自己在山上建了一间木屋。1823年，他写信给朋友说：“从木屋望出去景色美极了。我的不远处就是马来国王的坟墓。我决定要是死了也一起埋在这里，而不是在明古连（苏门答腊岛上）。”

那么对于其他殖民者来说，为什么忽略了新加坡呢？伯士伯格告诉我，葡萄牙人意识到过新加坡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比如16世纪中期，当葡萄牙人完全控制马六甲后，曾考虑过在新加坡海峡建设防御体系。但是印度果阿的总督决定还是要加强该区域的海军力量，而不是在陆地上设点。随着荷兰人的到来，新加坡变成了一个柔佛政权联合荷兰一起，骚扰葡萄牙人的据点。1603年，葡萄牙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在经过新加坡樟宜的时候被荷兰人袭击，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拿到阿姆斯特丹卖掉，这次劫掠地点的选择就是得到柔佛的建议。荷兰人也曾向柔佛统治者提出想在新加坡附近建设碉堡，但被拒绝，接着他们的兴趣便慢慢转向了巴达维亚和巽他海峡。在殖民者的眼里，马六甲、柔佛、新加坡、民丹岛等等，都是可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地，关键是，他们能够得到哪个？英国人在得到新加坡时还费了一番周折：天猛公虽然同意英国设定商馆，但柔佛的苏丹并不同意。英国人便利用柔佛王位继承时的内部矛盾，拥立了另外一位苏丹在合约上签字，终于确立了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我们由福康宁山上的考古遗址，经过莱佛士的木屋，再到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这一路仿佛沿着时光之河顺流而下，一点点看到莱佛士的愿景变为现实。虽然莱佛士长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老式垄断公司，英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他却信仰亚当·斯密的原则，决定把新加坡发展成一座自由港。这意味着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港口，全部免交关税。政策一出就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来交易。它尤其对南洋的华人具有吸引力。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华人多在南洋已经经商很久，他们都体会过重税、朝令夕改的法令和各种隐形的歧视，一下感到新加坡是个贸易的天堂。1820年，新加坡人口有1.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它奠定了新加坡之后的人口结构。莱佛士将附近一座小山的土填在新加坡河南岸的沼泽地中，在码头边规划了一片社区，主要是中国人的住家和店铺集中在这里。今天这片白墙红顶的二层建筑依然保留下来，改成了餐馆和酒吧，是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国家文物局编《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河里那时停了各种样式的船只：马来船、中国帆船、阿拉伯船只，还有一种布吉人的木船。布吉人的船叫“皮尼西”，船头是高高翘起来的，造型奇特。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同，只有布吉人是从南半球来。他们住在苏拉威西岛上，通常在九、十月份到达新加坡，在南半球刮起11月热带季风的时候返航。不久之后，新加坡河里又来了一种更奇怪的船，它的体积很大，行驶时会突突冒着白烟——新加坡的开埠正好在西方的交通革命之前。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9世纪60年代蒸汽轮船越来越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这都使得新加坡的港口地位愈发重要。欧洲到中国的交通，从此由好望角—巽他海峡，彻底转为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蒸汽轮船出现后，新加坡又成了一个麦加朝圣贸易的中心。19世纪末，每年有7000多名穆斯林要从新加坡出发前往麦加。他们在朝圣前需要花数月甚至数年在新加坡打工，有些人可能积蓄总是不够，于是一直留在了新加坡。

1824至1868年期间，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4倍多，而与此同时槟榔屿的贸易增长了3倍，马六甲的贸易额增长不到2倍。这种喜人的贸易数值让印度加尔各答的报纸称呼新加坡为“生机勃勃，无与伦比的小小边地”。

今日马六甲海峡：竞争与合作

彼得·伯士伯格，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一书

新加坡港口的奇迹一直延续到了以集装箱贸易为主导的今天。2014年新加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90万TEU（即长度20英尺的集装箱），位居世界第二。新加坡港务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加坡仍然是国际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大量海事相关企业，同时还是超过130家航运集团以及5000所海事相关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航运产业的集群为新加坡提供了超过17万个就业岗位，贡献的GDP占总量的7%。”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研究项目主任郑光亮告诉我，新加坡港口的竞争力可以归结成三点：开放、低税和高效。“1959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开始实行工业化计划，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新加坡转为有限自由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应征关税的产品项目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同时厘定的关税要比周围的港口更有竞争力，以尽可能保持海港的活力。税收方面，新加坡是世界上税制最简单、税收负担最低的国家。它有一系列税收优惠的专项计划，为的是吸引航运企业落户，产生集聚效应。最后也是很关键的，新加坡有着高效的物流体系。它持续投资于基础建设，以及先进技术的运用，确保船舶到港之后的无缝衔接。”

新加坡河现在的入海口处是一片叫滨海湾的地方。这里最新景点要算位于金沙酒店顶端的空中观景花园。它是一条船的形状，横跨了三座高楼，距离地面200多米高，可以360度环看新加坡海滨美景。滨海湾的许多景观都是填海后人工形成的。举目远眺，则是新加坡海峡航道北面的一片锚地。上百条船在那里休息，或者等候泊位，或者上物料补给和维修保养。郑光亮说，从这里不仅能看到新加坡发展一路走来的印迹，还能看到它作为海港的资源禀赋以及先天不足。“它属于赤道无风带，又是天然的深水良港，所以有那么多的船会在这里停泊。但我们的局限是土地不够。船越来越大，集装箱越来越多，它们放去哪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地下空间的使用，不仅怎么来开发，还有怎样制定收费标准，不至于费用太高。”

马六甲的海港已经成为往事，它现在只有两个用于国内运输的小港，并在计划建设游轮码头。马来西亚的丹戎港一度成为新加坡港口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它位于马来西亚南部，离新加坡只有40分钟车程。2001年，全球最大的海运公司——丹麦马士基海事公司在结束了与新加坡港务集团的合约后，将东南亚的转运中心转移至丹戎港，马士基每年180万个标准集装箱的货物改由丹戎港转运，新加坡港骤然失去11%的货运量。接着2002年，全球第四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台湾长荣海运公司也步马士基后尘，将业务转到丹戎港。为此新加坡又失去了5%的集装箱业务。虽然后来因为丹戎港的消化能力有问题，两个公司又回归了新加坡港，但那次经历还是让新加坡人意识到了邻居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郑光亮说，新加坡虽然服务和科技一流，但服务费始终居高不下。“现在还有个问题是新加坡房地产价格上升，航运企业不愿在新加坡设立办公点。”

尽管印尼在古代有过像室利佛逝那样的海上帝国，但它近现代在港口方面的发展，却比较滞后。“这和殖民时代形成的思路有关。印尼沦为殖民地期间，殖民者注重香料、烟草、甘蔗、橡胶、咖啡等种植业的发展，打压了印尼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海洋的知识和文化。获得独立后，我们的发展思路仍然是以内陆经济为主导的。”印尼前海洋渔业部长洛克敏·达胡瑞告诉我。新上任的左科总统提出了建设“海洋轴心”、重回海洋大国的方案。“总统计划任期之内建设24个大型港口和7个深水港，昔日室利佛逝所在地巨港正是其中之一的建设地。”

在港口上存在竞争，但在马六甲海峡的管理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却是要通力合作。这段水域三国共管。海盗是困扰航行的一大问题——因为在马六甲海峡里航行速度不快，容易受到海盗袭击。与索马里海盗不同，活跃于马六甲的海盗不会绑架人质，一般都是偷袭油轮，偷走石油。“岸上装有雷达，可以监测航船的位置和动态。但是雷达之间存在盲区，这就需要三国的海上巡查力量能够对船只遇险做出反应。”马来西亚海洋研究所主任陈永清准将说，“毕竟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航，是港口繁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