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王三义

顾准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山西 王三义

顾准是我国当代学者、思想家、历史学家。在“文革”的恐怖年代，他仍然坚持独立思考，探究西方制度。那么，他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他又读过哪些书？思考过哪些问题？本文将在大量研究《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这些问题。

顾准 西方制度 政治哲学

2015年7月1日，是顾准百年诞辰。最近，我重读了一遍他的遗著，想讨论一个问题：顾准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一

“认识”顾准，要带着好奇心。

顾准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是为探究西方民主的源头；探究民主源头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可是，顾准一开始就想“探究西方民主源头”吗？顾准和弟弟陈敏之通信的时间是1973年至1974年，写成希腊史读书笔记是在1974年的2月至5月，即顾准病逝那年的前半年。对于专门研究欧洲史的人来说，他可能先从希腊史做起，但顾准的目标不是成为史学家。

陈敏之说，顾准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研究先是西方，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索未来。为此，他下笨功夫大量阅读，认真思考。但这是1972年回到北京之后的研究计划，此前他读哪些书，思考哪些问题呢？从《顾准自述》和《顾准日记》提供的信息判断，顾准从1955年之后就不停地读书，理论上的思考越来越深刻。

1955年9月至1956年9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课堂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恩列斯经典原著、联共党史、自然科学介绍。课程中，“还有一门分量较少的功课世界通史，由一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讲课，从希腊罗马讲起，并没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奇怪的是党校没有中国史这门功课，尤其感觉缺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顾准自己课外阅读的内容有西方史、外国小说（如高尔基的《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自然科学的书。顾准后来写交代材料时说：“这一年的学习生活也有一点积极作用，它使我形成了‘读史’的习惯。马恩著作的时代背景离当代较远，其中所引史实对我是陌生的，我想初步弄清楚与这些史实有关的一般历史。离校前即读了一些历史书，1958年后更费了不少时间来读史，从西方史逐渐转向中国史，转向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顾准自述》，第229页）

1955年至1956年在中央党校期间的读书情况，顾准的日记有详细记录。按照日记中提供的信息，他所阅读的书籍主要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黑格尔的《小逻辑》，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瓦因斯坦的《辩证法》，狄慈根的《辩证逻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资本论》三卷仔细阅读了，并做了笔记，顾准感到收获很大，日记中写道：“若干重要概念更清楚了，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血手，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干了些什么，也弄得清楚了一些。二十年前，实在还不会读经济学，河上肇的东西只给了一些不完整的概念，以后，吹牛说要研究经济史，读了一些东西，那都是标本的报章杂志之学。”

读了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的译本，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顾准说阅读完后要“学会批判它”（《顾准日记》，2002年，第25—26页）。顾准读了巴尔扎克的小说，狄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科波菲尔）》《老古玩店》《双城记》，莎士比亚的剧作，还读了古代史和资产阶级革命史，“买了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美国革命史、杜德《英国与英帝国危机》、大唐西域记”等书。此外，还读了哲学和生物学著作，可见读书很杂。

1955年年底的日记中，顾准记述：“自1940年以来，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如果出校以后继续清闲三四年，把科学知识与经济学哲学好好搞一下，有多好呀。”

1956年9月进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56年至1957年，顾准完成了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从1957年8月起到1958年5月止，顾准又有了集中读书的机会。顾准自述：“我闭门家居，除在宿舍房前开一小片土地种蔬菜而外，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读已出版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读了一批西方历史的书籍……每天读报，还摘抄了一些卡片。”（《顾准自述》，第250页）

1958年至1962年顾准下放农村，到过河北赞皇县、河南商城县、北京附近的清河饲养场、天津宁河县黄庄农场。其中，“从1960年在清河劳动期间就有时间读书了……我听不到任何党的决定的传达，不参加任何集体学习，不参加任何运动。我十分关心政治，只能通过自己读报，知道大的方向。此外的时间我全都用来读书了。1960年、1961年两年，主要是读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都读了一些；历史，读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史，也读了一些西方近代现代史和史料”（《顾准自述》，第272页）。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研究所，有两年时间没受干扰，撰写著述和做翻译，写成了《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粮价问题初探》，阅读了《经济学译丛》《经济学动态》《外国学术资料》等，翻译了熊皮特（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美国总会计师制度》。

1964年开始搞“四清”，顾准去了周口店、大韩继。1965年9月返北京，回到经济所。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顾准所做的工作、所读的书，他自己有一个回顾总结：（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了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的其他作家的著作。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两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经济学著作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合计四十万字。（《顾准自述》，第308页）顾准从1968年8月开始被集中监管，在此期间写“交代”材料，年底开始，1969年6月完成（二十七篇，约二十万字）。

1969年至1971年下放河南，集中精力读书的机会失去了，但顾准还是想办法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读报纸，读《反杜林论》《进化论》等书。1972年回到北京后，他于最后两年大量阅读，日记中有一个长长的书目单。

二

从顾准日记和自述来看，他在1956年就已“心里不平静”。1956年9月进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本来安排顾准担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顾准谢绝了。关于“不愿意当所长的理由”，他说：一、“我自己当时处于‘思想危机’中，我不愿把工作弄坏”；二、“我怀着一大堆问题，急于‘探索’，所以到经济所来是当‘和尚’的”；三、“我还认为，我以前搞过实际经济工作，可是我的经济学学习却仅仅开始”（《顾准自述》，第234页）。

1958年，顾准对大炼钢铁有看法。1959年在商城，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他又对农村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有看法，“不理解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顾准认为中央政策上有毛病，他私下里觉得，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道理，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刘少奇“不谋而合”，仅仅因为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能随便谈话惹事，不敢说出来而已（《顾准自述》，第271页）。顾准“交代材料”中说：“怀着这种罪恶的心情，我更加坚持要‘探索’——不仅1957年留下的许多问题要‘探索’，两年农村劳动的经历也提出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探索’。这当然是离开党的领导，离开集体学习的个人的‘探索’。”（《顾准自述》，第271页）

1962年回到经济所，顾准翻译熊皮特著作时，也受了熊皮特的思想影响。他翻译熊皮特的书之后，商务印书馆要译者介绍作者生平和思想，为此顾准又读了熊皮特的其他几本著作。顾准后来“交代”：“熊彼得（熊皮特）的反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对我起了某种程度的恶性启发作用，我的反动的‘共产主义两党制’就是这种启发的结果。”（《顾准自述》，第291页）

顾准后来“交代”时有个细节：1962年回到经济所，他发现教授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文献知识和外语水平。顾准觉得，只要自己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占领教授们把持的这个阵地”其实并不困难（《顾准自述》，第277页），所以顾准想在文献和外语方面多下功夫。不过，顾准的思想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来回顾这一切，回顾我始于1955年，到1964年发展到顶点的思想堕落之深、态度之顽固，就好像一场噩梦。然而这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顾准自述》，第297页）

顾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但他本来是革命者，是厅局级领导干部。“文革”的严重灾难，促使他对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据吴敬琏回忆，最初顾准怀疑最高领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在1969年被下放河南息县干校。此后顾准反复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反右、“大跃进”、饥荒、“文革”等灾难？这一连串灾难的根源是什么？

顾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本上“与斯大林主义直接相关”，而“斯大林主义大行其道，与一党执政的状况有关系”。顾准认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即所谓“大民主”，或曰直接民主，其实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

顾准没有停留于这一步。顾准深入地思考这样一个现象：“大民主”分明存在问题，但领导人和狂热的“文革”参与者为什么喜欢这种大民主？

1973年至1974年的通信中，顾准专门说道：“文革”发动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把革命手段与终极目标看作一种东西，想一劳永逸地推向理想社会。顾准指出：“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标而不得不如此办。”（《顾准文集》，第375页）

“理想主义”和“继续革命”以何种方式给社会造成危害呢？顾准发现，“直接民主”行不通，关键是“民主集中制”有问题。顾准后来想明白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可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由“掌权者”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个“集中”。顾准的原话是：“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这种归纳，实质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顾准文集》，第345页）

在思考上述问题时，顾准想知道，世界范围内还有哪些国家出现过类似中国“文革”的大动乱、大灾难。他首先想到了法国大革命。顾准想弄明白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不被病魔夺走生命，顾准一定要弄明白法国大革命，他的研究计划中，法国大革命史是绕不过去的。顾准在1971年2月21日的日记中提道：“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16—18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这说明，他对法兰西大革命的研究已做了准备。

顾准究竟阅读了多少法国史书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达到何种程度，没法弄清楚。今天只能在他的读书笔记中看到一些片段，这些片段涉及法国革命、“拿破仑主义”、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法国工人党纲领、古代法国的土地制度、近代法国的政治得失。这些内容，从注释看大多数来源于顾准阅读马恩全集的笔记，引文离不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来源于法国历史著作的很少。

1971年前后顾准对“国际共运”的思考比较多，关于波兰、苏联，顾准都写了一些简单评论。这表明，他把中国“文革”灾难与“国际共运”形势变化联系起来，在做着全面的考察。国内、国际“现实问题”的刺激，让他想到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内耗”的反思。

三

顾准研究希腊城邦，既要探究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同时也要探究发端于斯巴达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带来的危害。

顾准从西方历史书中发现，斯巴达是典型的“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平等主义、斗争精神”，这使顾准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运动得出结论：“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是在艰难环境下打击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斯巴达的历史证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然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顾准文集》，第256—257页）。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准备全面研究世界历史，其实也可以有两种步骤：一是从西方历史的源头希腊开始，一是先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追根溯源去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顾准的目的既然是探究西方民主制度，那就应当重点研究英国议会制度。雅典民主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但现代西方议会制度不是直接产生于爱琴海的古文明地区，而是诞生于偏远的不列颠岛。中间需要弄清楚欧洲中世纪史、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等，否则，怎么能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两篇中，顾准集中谈到几个重要问题，如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英国的议会制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演变的？可见，顾准对西方历史有准确的把握。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现代西方民主制度，顾准的论断是深刻的，但远不及他对希腊城邦的论述那样细致，论据也不够充分。只能推断，顾准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或者仅有一些零散的思考。

顾准阅读古希腊史，留下了篇幅可观的笔记，表明他阅读希腊史著作比较集中，对希腊城邦的认识较为透彻，这得益于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希腊史藏书。即便对希腊史一无所知，要较快了解希腊史梗概，也并不困难。可以先阅读汉译名著，如：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1955年出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1960年出版）、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王以铸译，1959年出版）、《格罗特〈希腊史〉选》（郭圣铭译，1964年出版），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有中译本）。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也有较大篇幅介绍希腊。在了解古希腊史的脉络后，直接阅读英文版的格罗特《希腊史》，对城邦类型及其演变，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认知。

从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反映的信息看，顾准研究希腊城邦，除了依据英文版格罗特《希腊史》，还阅读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伯里的《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加登纳的《早期雅典》等英文版书籍。通过大量阅读，基本弄清了希腊民主制度的类型、民主制度的条件等。顾准研究后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顾准研究希腊城邦，本来在心里赞颂雅典等民主制的城邦，认为在希腊小邦林立中把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到极点，创造了灿烂文明，但顾准又“迷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顾准也看到：大小城邦之间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结外敌来对付同胞；而且，民主制的雅典被专制的斯巴达打败，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王国征服。顾准最后的结论是：先进的城邦被落后帝国打败，不是由于其“内在”的民主制度，而是由于其“外在”的城邦制度，即失败的是“城邦”小国，而非民主体制。雅典民主，到底该不该歌颂？顾准困惑了。（《顾准文集》，第287页）按陈敏之的说法，顾准的希腊史笔记没写完就“卡壳”了，以后没再写。其实不难理解，顾准心目中的雅典民主是好制度，但他发现了雅典民主的缺点，所以想不通，就作罢。

四

顾准还在思考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灭亡反而有活力？ 那么，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生命力？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必然要被无产阶级埋葬；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可是20世纪50至70年代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很有活力，用顾准的话说，就是“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顾准文集》，第337页），所以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无独有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讨论。此前毛泽东认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顾准却说：“中国那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成长出资本主义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顾准文集》，第318页）可见顾准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自己的认识。顾准的见解很可贵。中国史学界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无非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在作祟，讨论来讨论去，不外乎要从历史中找材料证明毛泽东的结论是“真理”，与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无关。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顾准的基本看法是：“用雇佣劳动的出现来定义资本主义，不如把产业革命的诞生作为特质更为准确。”顾准认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工业革命”而不是“雇佣劳动”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影响的。顾准分析：意大利的市民社会、现代银行、国际汇兑、复式簿记系统、近代物理和实验，都是资本主义的“奠基礼”，但意大利不仅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反而衰落了，什么原因呢？顾准认为，仅有经济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没有适当规模的民族或国家来保障，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把顾准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散的观点联系起来，就能明白：在制度层面，顾准强调西方的“法权体系”和“国家力量”这两种因素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在精神文化层面，顾准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要性。

顾准的结论是：在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顾准文集》，第325页）顾准指出：“认为任何国家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顾准文集》，第326页）

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有生命力？顾准也谈了看法：“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例如，1929年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若是）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顾准文集》，第341页）

五

顾准说他是“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忍不住要以西方的标准来评论中国。不过，他又说：“研究外国历史，研究世界状况，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那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精神游戏。”顾准思考问题和纯学者不同，因为他不是为了做学问、立言，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中国古代史的笔记，第二部分是阅读和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时做的笔记，第三部分是阅读马恩全集的笔记。《顾准文集》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个题目是编者取的，其实是信件、学术笔记的连缀和组合。文集中各篇的顺序，未必是那些通信和论题的最初的顺序。最重要的是这样几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科学与民主》《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以及译文《马镫和封建主义》后面的评注。这些篇目的价值和意义，超过《希腊城邦制度》。因为，这些书信、笔记显示出顾准对资本主义起源、英国的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等问题都已经有了深入的思考。顾准计划先研究外国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他对中国的历史很熟悉，在阅读西方历史时，就已经与中国古代做比较。

顾准在探究西方精神文化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史官文化”作为参照，并持冷峻的批判态度。顾准在和陈敏之通信中专门谈论先秦思想，论及孔子、老子、韩非子，这与陈敏之提出的要求有关，在无意中，顾准的言谈已“流露”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判断。其实，顾准从1955年以来就阅读中国古代著作，1972年至1974年的阅读更集中，历史类的读书笔记就有十余万字。可以肯定，顾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着眼于未来，希望建立一个不服从专制、权威的文化体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新”。

顾准研究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为自己宏大的“实用政治哲学”做准备。这个政治哲学大厦尚未建立，但他已绘制出清晰的“图纸”，打下坚实的“地基”，准备了高质量的“材料”。不过，研究西方历史是艰巨的。顾准说：“西方史的过程，看来比中国要复杂一些。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也可以猜测，西方人会认为我们的历史复杂和不可理解。”（《顾准文集》，第306页）这句话，让人明白顾准为什么要下决心花十年功夫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既然顾准要构建宏大的政治哲学，而他的研究才开头，那么，顾准寄希望于后人的，不是纠缠于他笔下那些思想片断的价值高低，而是接着探究下去。

作 者：王三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