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欣

美国平权运动40年：

“落后者”奥巴马们的起跑

在薛涌《美国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一文里引述了耶鲁校友杂志上一篇文章里的数据“2013年录取的耶鲁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而美国常青藤联盟最初就是富人的俱乐部，作者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哪怕政府想要推行教育平权，但胳膊要想扭过大腿是很难的。

那么是不是认为，美国在教育平权化上的努力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呢？恰恰相反。

获奥巴马政府提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行了诸如取消希腊语、拉丁语考试、引入SAT入学考试、推行奖学金制度、对退伍军人入学的优惠政策、平权运动的开展等一系列的措施。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而从一个“黑小子”、“坏小子”到美国总统， 曾经“屌丝”奥巴马的成长经历更可谓是一部活生生的寒门励志片。

这样的“优先照顾”，甚至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为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这个法案在而后的30年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1965-1995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经只略低于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989年，温迪·库普与其丈夫理查德·巴斯创办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该组织与那些常青藤联盟毕业的志愿者签订两年的服务合约，让他们到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任教，服务于落后地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说，虽然贫富差距导致穷人与富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还无法均等，但无论是通过一系列的平权运动，还是民间努力，政策支持，机会均等都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美国梦”。

在中国，教育不公平，关键还不仅仅是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虽然拥有了表面的权利平等，但实质上，农村与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根本不均等。同时，伴随着大学扩招，看起来上大学的人数增加了，但教育产业化，使得教育质量大大缩水，上大学就等于失业。

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博弈：教育公平，并不主要体现在“寒门”与“豪门”

在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一文中，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另外一个是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而1949年以后的教育史，则是从权利平等逐渐过渡到了机会均等，而如何更好的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则是现在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同时，从历史的不同阶段来看，精英、平民、教育公平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特定影响，有的受国家发展目标及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的则受到社会转型后市场化的影响。

概括来说，当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时，教育的机会更多的给予了出身好的农民与工人，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教育公平的天秤无疑很难倾向于他们。按照杨东平的话来说，这时的教育公平，体现在阶级内部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还没有普及。

而当强调工业发展，需要高科技人才时，此时的教育则慢慢从之前的阶级内部的平民化转向精英化，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类似“小宝塔”式的精英教育，这样的精英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在中小学里设定一定数量的重点中小学，数量多少则取决于对应的重点大学的多少，两者之间要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对应关系。

当社会需要转型，开放市场，形成市场化办学时，所谓的精英就不再是出身好的工人与农民，也不是侧重高科技的技术人才，而是慢慢与金钱挂钩，与权力结合。当然，此时的教育公平不再仅仅体现在“权利平等”上，而对“机会均等”的诉求慢慢凸显出来。

当我们看到贵州山区里的儿童很有可能因为家境情况，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看到超级中学里的学生成为应试大军里的一员，就为了拿到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场券，甚至看到网上对亚投行行长的女儿的评价：初中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时，过度关注于他们之间家庭环境的不同，出身不同，因此才将焦点集中在了“寒门不再出贵子”，好像只要寒门不再出贵子了，教育便不再公平，但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并不主要体现在家庭环境上。

教育公平受两方面条件影响，一种是硬性条件，受制度影响，一种是软性条件，受环境影响，诸如家庭环境。在中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区受教育的不平等。除此以外才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

前一种不公，堪称中国特色，原因很多，有户籍制度的影响，形成了城乡二元间的对立，教育资源的投放也随之倾斜于城市；有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导致对教育投入的差异而导致最终产出的差异，发达地区更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落后地区则次之；当然就高考而言，地方保护主义更使得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后一种不公，也可以说是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博弈，就是教育到底应该倾向于平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让全民受教育呢，还是倾向于精英，推行更为精英的教育。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提供多种机会，让精英人群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大多数人不至于辍学，也能接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