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世家大族三千年与阶层流动

科举诞生之前，世家大族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东晋时，琅琊王氏权倾天下，“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王氏一族在一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比王氏一族历史根脉更加源远流长的是陇西李氏。秦国大将李信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之后这个家族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人才辈出，从未退出过历史的中心舞台。家族成员身上蕴藏着汉民族的勇气基因，李广、李敢、李陵祖孙三代名将，皆纵横塞北。李广一生冒险无数，匈奴闻之色变；李陵率步兵5000，敢挑战单于8万骑兵。陇西李氏在李渊和李世民时代终于达到辉煌顶点，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大唐王朝。但同时盛极而衰，开始走向覆亡。

但如果把世家理解为豪强，那就把他们看简单了。这些家族以政治为业，其教育传统、经济条件和礼法门风使得读书子弟成为治国人才，练武者跻身帝国主将。以各个世家大族为核心，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派系。而在地方，宗族祠堂担负了比中世纪欧洲教堂更多的功能。包括慈善、信仰、司法、教育，甚至还有经济管理，深具社会自治的价值。世家的影响不但行于庙堂之上，也及于江湖之远。

此种情形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制多有类似。而且，和贵族为荣誉而战的传统一样，士族阶层也不惜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明末的山东新城王氏在明朝灭亡时，家族精英几乎全部殉难。这颇类似于波旁王朝被法国大革命倾覆后，巴黎贵族纷纷输诚，真正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都是来自布列塔尼这些经济不发达，但却保留了更多传统的贵族世家。

在专制制度下，因为最高权力的唯一性，皇权与世家之间形成了死结。所谓死结就是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在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千年斗争中，除少数时期达到了两者的平衡外，总体上的趋势是：世家的力量不断趋向衰微，而皇权则逐步加强，直到全面专制的降临。

这当然是历代皇室努力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科举制度的诞生。科举让更多的寒门贵子脱颖而出，为王所用，成为中国阶层流动的一大重要通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举与“状元治国”

民间传说和古代戏曲中，穷小子寒窑苦读十载，一朝金榜题名闻达天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最值得书写的是赵宋状元吕蒙正的戏剧人生。

吕蒙正虽然祖上也是世家大族，但至他一代，早已穷困潦倒。他曾蜗居在洛阳龙门的一座破窑里，“思衣而不能遮其体，思食而不能充其饥”。宋太祖开宝末年，他带着母亲到京师开封应试，那时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晋王，担任开封府尹，听闻吕蒙正名声，亲自召见，看了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认为他是宰相之才。

第二年，吕蒙正果然考中状元，一举改变自己的命运。高中状元之后，吕蒙正一路升迁做了宰相，在伊水边建了座亭子，起名叫“噎瓜亭”，以示不忘贫贱。

吕蒙正的阶层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赵宋一朝开明的政治氛围，有唐以来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真正打通了寒门与社会上层的关系。

自此以降，诸王、公主、近臣等“势家子弟”大都远离了科场，“孤寒”出仕的道路自此得以拓清。

赵宋名相王曾“少孤，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千古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再嫁）长山朱氏”；一代文宗欧阳修“家贫，以荻画地学书”。

吕蒙正之后，“孤寒士子”相继崛起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也“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让中华文明处于领先地位。传教士马菲则早在1588年就称赞说，中国科举制下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英国人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说：“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

在贵族社会中生活了上千年之久的西方人对科举的崇拜，很难不让人想起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对于“美国梦”的推崇。

孙中山也曾在《五权宪法》中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科举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给予了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底层读书人被编织进了一种无比公平的梦幻场景中：昨日凿壁偷光，明日老爷升堂。

“科举制所促成的社会流动规模，已能与现代社会略相比了；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上，中国的科举时代也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近”，顾炎武论明末科举取士时更是慨叹：“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

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证明科举已非任何特权阶层所能垄断。而即使官贵子弟，也必须走过五关斩六将的“科举独木桥”，考试中也不用动其他歪心思，清朝三大弊案哪次不是大开杀戒，作为朝廷大员的主考官被杀也不在少数，鲁迅幼时的家道中落不也是因为祖父卷入科举弊案所致么？

对于科举的“社会流动”功能，有一句古诗概括的最为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然，也有的是显贵家族因为子孙科考不利，最后走向没落的故事，“富贵无常”的背后就是社会流动的力量。

季羡林的“贵子”之路与我们时代的乡村衰落

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废止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废除科举的原因不难理解，在那个亡国灭种似乎迫在眉睫的大争之世，由科举制度培养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显然是不合时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无法契合时代需求”。

科举的戛然而止让近代的“社会流动”出现了混乱。对此，许纪霖曾有“没有1905，何来1911”的说法，废科举等于绝了底层知识分子向上生长的道路，已没有什么改良可言，大清朝也没过多久就尽丧人心，不夸张的说，当时的革命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原先安守科举当官老路的读书人，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罗志田在《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说，废科举之后，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科举的废除让寒门再也难以出贵子。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成才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以科举为代表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废除，而变得尤为曲折。所幸的是，他的父母仍然延续着科举的思维，仍然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节衣缩食，最终在寒门之中，培养出了一代国学大师。

当下这个时代又如何呢？在发展主义和“选拔人才”的教育改革导向之下，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又比晚清教育改革高明了多少？考试加试英语口语，山区学校英语老师的口语水平恐怕还不如大城市的一个优秀生；航模奥数什么什么加分，那为什么会种田、会养猪、“分五谷”不加分？为什么考试重视的“素质”都是农村和穷孩子难以具备的？

“小升初”不考试，据说按区域分是公平的，但在这个城市拆迁愈演愈烈的时代，好学区的学区房又岂是平民家庭住得起的；这是个航模加分、钢琴加分的时代……早晨六点起来上早自习的农村穷孩子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城市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