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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达小开到国民老公：王思聪的非典型进化论

“万达公子”王思聪是个典型的“非典型富二代”。

2011年甫一回国，王思聪便与张兰汪小菲母子“一骂成名”。人们才发现，这个1988年生人的小伙子在微博上呈现了一个“超级富二代”的日常：微博以“三十多万的电脑就这么报废了”开端，其他诸如“三百万拍到张学友的一百张票”，与林俊杰、任泉等娱乐圈好友隔空互动，或“长春市交管一把手开道”、“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出席”这种事情，人家说得像喝下午茶一样随意。

去年8月微博上兴起“炫富大赛”，王思聪转发一篇他爸王健林成为内地首富的报道，仅仅用一个“哦”字，就让这场网络狂欢画上圆满的句号。中国自古有句老话“闷声发大财”，五岁开始接受西方教育的王思聪却将财富炫耀得光明正大。一时间，不管男女，网友开始一窝蜂地抱紧王思聪大腿，热烈地称呼他为“老公”。

财富及综合实力的展示、对刻板印象的破除、对网络语境的熟谙甚至引领、对某种互联网生活方式的绝对影响力，令王思聪建立起自己的叙事方式：他喜欢批判，攀比显赫的名利场、借潜规则上位的女明星、贩卖人生格言与鸡汤成功学的世俗男女，他恶言相向。他标榜真实。装美女、装清纯、装富有、装慈善、装公知，任何装腔作势，他都鄙夷。他也喜欢做事。参加慈善竞拍、捐款、捐衣物，看到网上举报信息，也会动用人际关系去核查。

如今的他，出席活动有粉丝抓拍，嘲讽看不顺眼的事物有粉丝帮腔，甚至与公权力发生细微的摩擦，鸣不平者亦众：逾千万粉丝的影响力正是王思聪除了血缘之外最为重要的加码之一。

“我看不惯的不是耶稣，而是他的粉丝团”

在中国，有钱是原罪，且这种原罪波及到“二代”身上。因此李泽楷、宗馥莉、刘畅等传统意义上的富豪接班人都在刻意保持着低调和规矩。他们绝少曝光，不开微博，工作勤恳。2014年，娃哈哈集团接班人宗馥莉穿了一件不带明显logo的红色套装出席公众场合，公众立马认为这是“个性的表现”，虽然这种装扮在年轻女性中再普遍不过。

“自从2009年杭州七十码后，这富二代一词就带着贬义；其实自己的出生自己不能左右，但人们觉得你一定有优越感。你文质彬彬像童话中白马王子他们就说你装B，你真性情他们就说你没素质，家教不好。这年头，富二代不好当啊！”心高气傲、有智力优越感的王思聪只好用与别人相同的办法来证明自己：

他掌管的普思投资“着眼于除地产，路矿以外的所有行业”，首期已投资4个项目。目前，普思投资已经在游戏市场有所斩获，连续收获了两单IPO。仅投资乐逗游戏就为普思资本带来500万美元的收益。

实际上，富二代们也有对自我和独立性的追求。王思聪曾引用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的话“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来表达“我不是不懂，只是不愿意”。在他的厕所里，“永远有一本南怀瑾老师的《庄子諵哗》”。

只不过在围观者眼中，他批判的资本与自由，他轻狂的前提和代价，怎么也不可能与父辈的成功相剥离。好在他并不追求成为“圣人”，甚至厌弃“追求”本身：“我看不惯的不是耶稣，而是他的粉丝团”。

定义“贵子”：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富？

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IPSOS）曾对20个国家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I measure my success by the things I own），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国家的反馈，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

被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而饥渴，以至于被金钱弄得心力憔悴而少了些淡定：有人说金钱买不来自由，就有人反驳可以靠其减刑或者逃脱处罚；有人说金钱得不到尊重，就有人反驳有钱人处处受欢迎，甚至成为权力者的座上客；有人说有钱得不到健康，但事实上他却可以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获得优质的服务，其他如教育、保障等等：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权利上的差距也是天壤之别。

这种变形价值观的驱动下，一群新晋富豪正春风得意的坐在时代赠予的巨额财富之上。

5月26日，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几乎每个星期就有一名新的亿万富豪诞生。但时移世易，很难说财富的暴增有多少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厚积薄发，又有多少是股市泡沫堆积出来的虚假繁荣。

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即便以财富论英雄，那些真正通过自主创业才成为资本市场宠儿的创富英雄，似乎更应该成为财富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