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一个贫困县的报告：底层青年的内外困局

上海海事大学赤贫女研究生杨元元带着无处安身的母亲读书，俩人一起睡宿舍，母亲被学校赶出宿舍后，她自杀了。

杨元元自杀后，校领导对哭诉的母亲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

想当年，我在山东某贫困县一中读书。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高考那年，我们班60多个学生，不管如何拼命学习，还是只有5个人进入本科线。整个县城，一年难得出一个北大清华的学生，若有一个考上了，那简直是全县的荣耀。

大学扩招的背景之下，我的同学绝大多数进入了全国各地的专科学校，毕业后，少部分升本科或考研，大部分进入社会，正是他们，构成了前些年普遍流行的“蚁族”群体。

而进入大学后才发现，我用了复读一年的代价，才考入的这所省属重点大学，竟然有不少同学完全不费力气。他们分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情况，有“高考移民”，通过关系迁徙户口，以分数线几乎比我们低一百分的成绩考进来；有名目繁多的特长生，一个体格羸弱的学生竟然也是体育特长生；还有分数不够的三批本科，不少农村子弟家里咬牙一年多花一万块钱供他上学，也有不少所谓的富二代，昂贵的学费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

然而，当我们回到故乡，见到自己的同学，却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混得最好的那一个，一般都早早辍学，初中毕业即开始打工。学习好的人中，几乎没有暴富的，所谓富有者，即使读了大学，也是学习较差者。

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的轨迹，“书中自有黄金屋”，已不现实。读书致仕的道路已封闭，知识不再是前进的阶梯，读书者被社会抛弃，反而是那些不读书者能够在社会的夹缝中寻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进而绝地反击。

其实，新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被迫的无奈，农村青年普遍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已经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样的沉重；三是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

在三大难题面前，虽然也明白考大学还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最佳机会，但即使自己不愿放弃，整年劳作于田间，收入微薄，缺少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父母也要逼其放弃，在这种无奈之下，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就只有在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选择投降。

而从寒门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的人，通常有见识不够、短视、心态问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影响他们的重要因素。家庭出身论成为一个决定因素，按照如今的考试制度，一个赤贫家庭无法培养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因为这个所谓的培养，是需要无数金钱和社会关系的集合。

30年“寒门”变迁：从“黑五类”到“茶叶蛋”的疯狂

前些天，老赵加我微信，说自己退休了，正式完成工作使命，申请了微信，计划了好几个地方的旅游，准备安享天伦之乐。

老赵是济南某大学78级本科生，一晃30多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的整个社会进程。他的同学们也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者，有好几个还成为正厅、副省级领导。30多年的社会进步，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然而就是这一代人，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用论”——“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等，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涨一下的固定工资。

不过，茶叶蛋的“疯狂”没多久就消停了，经历了十几年的变迁，教授、公务员等职业俨然成了“香饽饽”，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签。

其实，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6年取消统一分配之前，“保证寒门弟子向上层流动通道”这一点一直做得很好，甚至一度成为保障制度。

也可以说，正是寒门子弟向上层的流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活力，并对时代产生深刻影响。

新老张铁生：两个“读书无用”时代的对接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越光荣。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知识成了罪恶。

张铁生应运而生。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张铁生参加的高考，并非严格意义的“高考”。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多年后的2010年，陕西小伙小非也考了零分，他在试卷上写道：“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希望引起别人关注。

然而，现在的社会虽然已进入另一个读书无用的时代，却早已不是零分的时代。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要么抛弃知识，以另一条路进入社会，要么挤过独木桥，在早已完备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喝一碗汤。阶层固化的时代，小非的举动，只不过是充当了媒体的一次没有任何意义的版面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