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大战与底层个体命运转型

2015年夏季高考大战即将打响，今年山东高考报名近70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

在山东省教育厅发布的2015年高考改革计划中，本刊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我省新增面向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全省62个县（市、区）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该项计划。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寒门子弟。但近几年有社会调查表明，农村学生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蚁族》一书的作者、学者廉思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几年前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三十多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在这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似乎在逐渐陷入停顿。

“考大学不如学技术，我儿子人生我主宰！”据中国日报报道，5月25日下午，一群黑西服、黑墨镜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北京大学校门前，抗议高考——继“白卷英雄”张铁生时代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时代之后，第三波“读书无用论”仍在暗潮涌动。

精英、平民、教育公平：我们需要怎样的“无声革命”？

从历史的不同阶段来看，精英、平民、教育公平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特定影响，有的受国家发展目标及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的则受到社会转型后市场化的影响。

有几个财富故事，我们耳熟能详。

潘石屹，甘肃天水农村出生的孩子，如今是地产大佬，行走在世界各地，唯有浓重的口音暴露出他的出身。周成建，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街头的小裁缝，如今是本土服装行业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除了商界，如果去翻看许多高官的履历，很多人都是农民出身，从社会最底层起步踏上现在的舞台。

仔细想想，故事都有些老掉牙，想找些新面孔，却不容易。有人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停滞，底层学子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这是不是真实？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的开创曾在历史上让世家大族把持社会上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中国的高考体系也曾经推动了一场“无声的革命”，疏通了工农子弟的社会上升渠道——

如今，中国阶层流动未必比过去更少，流动的方式却一直在发生变化，第三拨“读书无用论”跟当下阶层固化，平民子弟再难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现状有关，也与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产业化有关……而如果这样的认识蔓延开来，成为平民的刻板印象，那将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