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玟兮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而现在这里入驻的初创企业已达200家，并且涌现的速度越来越快——深港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约15平方千米，后现代风格的建筑配上鹏城的蓝天和海风，就是硅谷的样子。

因为快，人情之外，深圳人似乎更为看重结果和效率。

比如，你很少在这里看到拿一个“想法”就拉投资，或宣扬用“互联网思维”解决一切问题的创业者。在深圳，创业者们更倾向先做出一个东西，再来谈谈钱、情怀和未来。

如果说那些期望一夜功成名就的创业者，代表了当下商业环境的浮躁和野心，那么分布在深圳各个工厂、实验室、孵化器里的创业者似乎更耐得住寂寞。

在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完备产业制造链的地方，创业再美好，也不过一单生意。

厂长和产品经理

最好的初心是做点事。

互联网企业最不缺的是什么？产品经理呗。哪怕你只在一家公司做了两年的后台改版，也可以自称“产品经理”。

彭保华就是一名“不值钱”的产品经理。他和合伙人严江宝、陈靓成立了克罗普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最新的一款产品是一台桌面级3D打印机，任何人哪怕是小孩都可以通过操作触摸屏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在全球尚属首例，在此之前，3D打印机需要“懂行”的人才能顺利操作。

按道理拥有如此酷炫的产品，销售渠道也一定很与众不同。然而负责销售的严江宝说：“我们走代理商。”真是一点也不互联网。

实际上，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三位合伙人一次也没有提到“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等词汇，“互联网让沟通更容易，但没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制造型企业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为了证明这点，他们说：“我们有厂长”。

厂长姓王，今年50岁，是中国第一批航天科技工人，在深圳有20多年管理工厂的经验。彭保华们花了大力气才找到王厂长，“虽然过程艰辛，但在深圳只要你有真正好的产品，你就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一切配置”。王厂长主要负责工厂的运转。工厂共有三层，一、二层负责零件精加工，三层负责3D打印机的研发和组装。

有自己的厂房是克罗普斯和其他3D打印企业最大的不同，零件物流成本和研发成本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最初彭保华没想过建工厂。2013年，平台概念开始走红，他想做的是一个3D打印技术的线上平台。

2013年6月，彭保华、严江宝和陈靓拿到了一家国外3D打印机的中国总代理权，在华强北支了一个摊位，卖起了3D打印机。

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彭保华的摊位都是最热闹的。只要他把3D打印机摆出来，立马就能围上来乌泱泱的一群人，但问的人多，却没人埋单。此后，彭保华又走遍了深圳的工厂，一圈下来，依然没有进展。

市场还没有形成，是三个人的共识。“平台是一个很好讲的故事，但在一个还没有成型的市场去做平台，没法做实事。”最后，三个人放弃了讲故事做平台的想法，转而思考如何培育市场。

克罗普斯做3D打印解决方案的形式就由此而来。

前几年，一笔国外的订单就能够养活一家代工厂一年。但近几年，国外大批次订单逐渐减少，小批量的定制化订单增多。这就意味着，工厂以前花几十万元开一个模的做法变得不划算了，他们需要更经济实惠的办法，比如3D打印就可以让开模具的费用从几十万元降低到几百块。

克罗普斯在这个过程中提供3D打印的解决方案。每个行业的制造流程和工艺都不同，上一次为了拿下一家瓷器厂商，彭保华和严江宝在景德镇的作坊里当了半个月的学徒，为的就是搞清楚瓷器是如何拉模建坯。提供解决方案归根结底是个寻找用户需求的活儿，这个阶段才是彭保华这个产品经理的用武之地，但他坦言如果没有王厂长在制造链上的扶持，克罗普斯的产品根本达不到现在的水准，“幸好我们有工厂”。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前沿的科技、创业的青年、工业化的未来，都是资本追逐的焦点。但问及接下来的打算，彭保华说：“我们欢迎资本，但最重要的还是产品，做事比讲故事重要。”

生意就是生意

创业说到底还是做生意，比起情怀，生意人的精明和实在更有用。

小张大名叫张东林，有一个毛病，就是见人就打听“有没有生意可以一起做？”据小张说，这个毛病是向他爸老张学的。

大概28年前，老张从湖北老家背了一个编织袋到了深圳，从倒卖收音机做起，做成了贸易公司的老板，小张从小就耳濡目染地看着自家老头东奔西走得找生意做，“连在厕所他都能和人聊怎么去泰国拉榴莲来卖。”

当然，小张已经脱离了在厕所谈生意的阶段，他和朋友们一起研发的智能手表已经到了最后的测试阶段。不过做智能手表的人实在太多了，见记者的当天，小张团队的设计师发现图纸被另一个团队抄袭了。小张看了看对方的设计，决定“息事宁人”，“我们其实也借鉴了别人的东西。”

除了大多数团队的产品都同出一脉，像小张这样的硬件团队还面临销售渠道匮乏的窘境。类似天猫、京东这样的线上渠道门槛很高，小团队没办法进入，又没有适合小团队产品销售的线下渠道，所以深圳很多智能硬件制造商都囤积了大量库存。

这些问题，精明的小张都看得真真的。所以他的打算是智能手表做出来后，只做1000块，能卖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拿来当自家洗浴中心的会员礼物，充值黄金卡送智能手表一块——黄金卡3800元起充。

问及怎么看待那些拿到风投的创业者，“花里胡哨的。”小张要是懂点互联网思维，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或许他的智能手表就能卖出去了。

但飘在空中的情怀和梦想在深圳有点行不通，这里要的是实打实的效益和回报，用小张的话说“至少能做出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

同样，有瞄向O2O的创业者，比如做上门推拿的九阿哥，不过就算是做O2O，也沾上了深圳风格。

九阿哥只做写字楼的推拿，只提供两款针对肩颈按摩的产品，时长都在15分钟以内。这相当于放弃了家庭推拿的市场，这也正是其他推拿O2O发力的地方。“因为家庭推拿不好搞。”九阿哥的负责人简单直接地解释道：“安全问题、标准化问题、服务是否及时问题，痛点太多不好弄，培育时间太长。”只做搞得定能变现的市场，纯正生意人的思维。现在，九阿哥从公司福利作为切入口，在深圳的两大写字楼聚集地做到了行业第一，日均下单量1500单，月复购率达32%。

改变世界才是最重要的

用商业智慧让世界变得更好。

张冲不喜欢卖米粉、卖肉夹馍和卖情趣用品的创业者，因为“他们又没有改变世界”。

深圳大约有200家创业孵化器，共计面积50万平方米，张冲运营的比特咖啡就是其中一家。张冲的名片上写着，“寻找改变世界的人。”

在张冲看来，改变了世界，或者至少优化了生活方式的创业才有意义，而卖米粉之类除了树立个人品牌，对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米粉还是那个米粉”。

你很少看见媒体上报道具有“互联网思维XX”产品来自深圳，在深圳的孵化器里，你也很少看见拿着一个想法就叫嚷着要钱的人。这里的创业者更倾向先“做出一个东西来”，再来谈谈怎么拿钱，当然能改变世界就更好了。

这也是每一家孵化器的梦想，找到能够改变世界的项目，因为这样就能够赚钱了。

孵化器难盈利是业内的通识。孵化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背后有资本支持的孵化器，比如联想之星，这种孵化器本身不用考虑盈利，只要为资本或企业寻找到好的项目就行。第二种是没有资本的，比如总理喝过咖啡的3W咖啡，靠副业盈利，3W咖啡靠的是拉钩网来支撑。

孵化器大多都会入股他们选中的创业团队，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全身心扶持创业团队，另一方面是为了盈利考虑。

在张冲看来，做孵化器本身也是创业。他打算把比特咖啡做成餐饮最好的孵化器，毕竟他有餐饮背景的股东，而且餐饮变现快，至少比创业项目快。

当然，作为孵化器，寻找创业项目才是正事。有趣的是，尽管有200家孵化器，创业团队和孵化器之间的信息依旧不对称，“又没有孵化器门户网站”，创业者不知道去哪里找孵化器，都是靠身边信息的辐射范围来寻找。

张冲把目光聚焦在服务类，那些真正让生活变得有效有趣的项目。他觉得一个“教城市人如何玩”的项目就很不错，因为城市人的生活太单调了，好的生活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玩法才行，中国人还不怎么会玩。

采访最后，张冲提到科技会解放一大波人力资源，“怎么安置这群人呢？嗯，这一定是下一个改变点，我要好好想想。”

“图个快活”

追求乐趣的创业更值得期待。

“你觉得自己是创客吗？”

“不算吧，他们是很爱一个东西然后做出来，我们更多的是图个好玩。” Ray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创客》，递给记者，说：“这才是创客真正的定义。”

Ray的中文名叫林睿，他和另外六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团队，做App外包业务。团队里年纪最小的94年出生，最大的88年。

这是一个典型的“深圳青年创业团队”。成员都是“深圳二代”，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求学经历，创业纯粹为了做点好玩的事。

Ray的团队刚刚开发了一款名叫“避迟”的微信小应用，目的是解决聚会被放鸽子的问题，用户量一周就破了1万。避迟的中文发音像极了英文的脏字单词，Ray对此很得意，并且神秘兮兮地说：“英文名字也很有趣哦”。

“Delay no more哪里有问题？”

“你拿广东话念一念。”又是一句情绪发泄常用语。

其实对于避迟的商业模式，Ray完全不清楚。避迟现在的玩法是几个朋友建立一个约会，并交上押金，有5元、10元、100元、500元四档。当到达约定时间时，准时赴约的人就点击结束，收回自己的押金，没有按时到的人的押金就被准时到达的人平分掉。

整个过程中，因为微信平台无法及时到账，还需要收取手续费，所以需要Ray先垫付一部分钱在微信端， 为没有按时到达的用户埋单。“所以我不敢把押金档次改成自定义，要是真有土豪拿1万元来玩，我哪有钱去垫。”

有做投资的朋友劝Ray把避迟包装一下，卖出去是最好的出路。Ray有些不解：“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他们拿去能干什么呢？”

相较那些已经在咖啡馆向投资人保证自己能成为“下一个Uber”、“未来要占领xx和xx市场”的同龄创业者，Ray在商业上要“迟钝”得多。毕竟他的初衷与商业无关，只是想把一个自己觉得有趣的想法实现而已。

除了继续升级避迟，Ray和团队的小伙伴已经着手准备一个“闪电熊”的项目，他们打算占领深圳每一个地铁站，用充电宝自助业务搭建起一个商家广告平台。

“这个模式很重哦”，做投资的朋友又在一旁提醒。“对，很重，但你不觉得很有搞头吗？”另外一个团队成员回答，“先拿一个地铁站试试，要是可以，再进行推广。实在不行，还可以卖充电宝，我们的充电宝还是做得很有设计感的。”

根本谈不上什么商业计划，只是因为想做，所以就去做。

这群人或许是当下中国最接近创客生活状态的一群人。创客本来就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他们不是为了A轮、B轮，也不是为了成为下一个马云，而是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其实，因为不谋求利益，创客行为与商业相悖，所以只能出现在大众生活安逸富足的时期，但或许能产生创客的时代，更值得期待。

记者让Ray给自己的团队找一个关键词，他想了半天，指着胸前T恤上的字说，就这个吧，“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