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萌

“七·七”事变后，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日军把猛烈的战火烧向中国内陆，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了加快击溃中国军队的步伐，日军进一步把魔爪伸向了广大的华中地区，气势汹汹沿长江流域向西而来。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日军垂涎已久之地，此时，“保卫大武汉”成为抗日战争的核心所在。

日军的狂妄叫嚣VS 国共的紧密合作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10天占上海，3周陷南京，1个月逼近武汉，3个月内亡中国。”

日军认为，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捣毁武汉“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从而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或逃往重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方面出动120万人马，超过中国军队总数的60%；日方投入兵力41万，除在日本本土留驻一个近卫师团外，所有兵力都投入到中国战场，海陆空齐头并进，为攻占武汉倾注全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武汉，已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员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时期，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军队要做政治工作”的建议，开始在军队设立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做副部长。周恩来积极邀请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文化宣传厅厅长，文化领域内的名人被广泛邀请过来，组成“名人内阁”，当时成立了十个抗日文化性质的协会，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冼星海组织了音乐汇演，在武昌体育馆（今阅马场），数万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晚上，打着灯笼坐船渡江到汉口，与从汉口中山公园出发的人到江边码头会合。”毕生研究武汉抗战历史的专家袁继成说，周恩来、郭沫若还坚持举办“七·七献金”活动，在武汉设七个献金团，每个团都由一个著名人物主持，参加的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等。

袁继成解释道：“在武汉形成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主，建立了包括全国各个党派、团体、民族、阶层、信仰、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高潮。毛泽东评价说：此时蒋介石的政策——对外积极抗战，对内比较开明，有民主的气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强调“这两大纲领基本相同，说明政府与百姓、军队、地区、党派，都统一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最进步、最民主、最发展的时期，这是武汉抗战为全面抗战奠定的政治基础。”

战时经济大转移：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所有的工业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资本，国人见此情况后无不捶胸顿足。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担心会重蹈覆辙，立刻把上海两千多家工厂搬迁到武汉。但一时找不到建设厂房仓库的地方，又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与西方不同，英法的工业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我们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备和学校也要整体迁走。”袁继成说。

据统计，武汉抗战期间共迁出两百多家工厂，涉及到拆迁、搬运、工人转移等多方面，汽车运力有限，只能依靠长江。当时，上海到武汉段能走1000～3000吨轮船，武汉至宜昌航段只能走500吨轮船，宜昌到四川之间航行的船载量仅为500吨以下，这个江段滩多水急，河道复杂，航道狭窄，是运输的难点所在。“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这是我从四川回到武汉时学会的号子。”袁继成说，当时顺流而下也只能每天走三五十里地。但武汉沦陷后，宜昌还有十多万吨器械要运走，再加之军械、官兵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运输量巨大。国民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船只，有些船甚至为了装更多的物资都不储存煤，需要时再沿途临时去找。

这场耗时费力的大转移作用巨大，袁继成说，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以前只有沿海大城市和内陆个别城市才有现代化工业、学校，武汉抗战使得这些工业物资、人才、学校、转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建设大西南、大西北的后续力量，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比如此前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重庆，在大转移后，嘉陵江两岸突然冒出了很多大烟囱。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武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策源地。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后，它便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大浪潮同沉浮共命运。

在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对面为湖北省图书馆旧址， 70多年前这里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军队指挥中心所在地。

“我就是武汉抗战的亲历者，不过那时我还是小毛毛（幼童）”。1938年10月22日，被母亲抱着的袁继成赶上了拥挤的轮船，全家起程逃往四川躲避战火。同一天，另外一艘民用船“新升隆”号被日军击沉，第二天中山舰被击沉，第三天武汉沦陷。

袁继成感慨自己命中和抗战有缘，谈到武汉抗战的意义时他说，“武汉会战、武汉的抗战和武汉抗战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其战略意义也不一样。”

按照袁继成的研究，武汉会战要从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算起，日军沿长江南北两路，并从大别山一线，三面进攻武汉，至10月武汉沦陷，为武汉会战。因为武汉无险可守，必须要御敌于武汉之外，所以战役主要发生在湖北省外，安徽、江西、河南靠近湖北等地都是会战的战场。1938年10月23日，千里之外的广州沦陷，南北两端失守，武汉才失去了战略中枢的意义，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

武汉的抗战，则要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沦陷以后，武汉还在继续为抗战出人出力，新四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老百姓全力配合反抗，国民党地下工作抗击日军，军民还在持久抗战中。与武汉会战不同的是，其时间跨度长，主体空间则仅仅在武汉地区。

武汉抗战，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这一期间为武汉抗战。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由战略防御阶段成功地转变为战略相持阶段，只有这一阶段做成功，才能蓄积能量，才能做到后面的主动反击。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军事配合十分默契，武汉为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大转移，做了积极有力的准备，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