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

中外名人手迹近年来备受市场关注，并屡屡有佳绩诞生。作为率先在市场上推出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拍卖的公司，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即将于7月4日至7日在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举槌。本次春拍，中外名人手迹部分囊括了三大专场，其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专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是为今年特别推出的纪念专场，而“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中的一批国际化藏品也十分吸睛，尤其是特别推出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家手稿专题”，展现了赫尔岑、荣格、纪伯伦、马克思·韦伯、罗兰·巴特、维特根斯坦等大哲手迹，难得一见的康德亲笔信、莱布尼茨有关哲学的手稿、萨特与波伏娃相关书信文稿必将受到藏家追捧。

信札见证抗战统一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本次西泠春拍将推出一批新近出现的以国民党反对派领袖李济深和民主人士胡鄂公为主要作者的信件，往来对象包括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和各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信件的时间集中于1936年和1937 年，关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等对中国现代史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是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阶段的忠实反映，无疑能丰富人们对统一战线之建立及中共在其中之贡献的认识。在两位主要作者中，李济深曾因反对蒋介石先后三次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分别为1929年“蒋桂战争”、1933年“福建事变”和1947年发表《对时局意见》），从“福建事变”以来便与中共建立联络并多次支持中共主张。其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亦表现于此批材料中。另一位作者胡鄂公为辛亥功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李大钊相友善，曾将李氏转移到前苏联公使馆以躲避张作霖的追捕，而且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照顾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他的公开身份为《大中华日报》创办人、《时事新报》总经理等，但实际上，他即便不是一位地下党员，至少也是思想上极其亲共的民主人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批材料亦可视为中共通过做国民党反对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证据与帮助。

在这批材料中，其中一通为“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时李济深致蒋介石信札。第一句“棨戟南来，深以未能晋谒聆教爲怅”，指的是“两广事变”期间李济深与新桂系合作，共同反蒋;第二句“先生挥兵北进抗战”，指“绥远抗战”。在这一战中，傅作义等粉碎了日本在察哈尔、绥远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再后面说的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封信中，李济深一面表示不惧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一面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为蒋氏“过分持重，政策实未足餍国人之望，而释国人之疑”，但对蒋介石任何的抗战行动都表示支持，并表示只要蒋介石诚心抗日，国内各方力量“必悉愿在执事领导之下以报执事且以报国家也”。另一通李济深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信札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在信中李济深向毛泽东等请教后续行动。自“福建事变”以来，李济深就与中共有了密切往来。在尔后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皆是如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李济深的拥护，而中共的决策对李氏同样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信中，李济深认为“西安兵谏之举”，“足征先生等感召致力之功”，并希望与中共继续合作，“达到联合全国整个力量”，“一致对外”。

康德、萨特遥相呼应

康德致密友格尼斯堡市长希佩尔亲笔信曾出版于1986年《伊曼努尔·康德通信集》中。1784年7月9日，康德致信格尼斯堡市长，也是他的好友之一， 以一种异乎轻松幽默的口吻抱怨假装敬神的监狱囚犯们吵闹的歌声。他们妄图使灵魂得到救赎，认为只有大声叫嚷，上帝才能听到他们的呼唤，就像射手打靶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们把城里所有的居民全吵醒了。他请求监狱负责人希佩尔想办法停止这种打扰。康德工整严谨的书写显然身体力行了他的名言：“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格尼斯堡正是康德一生也没有离开过的出生地。他在普鲁士这个边远小城，注视着世界的最新发展，讨论着时代的前沿问题。他在著名的“三大批判”之外，即本信写作的1784年，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至今还吸引着哲学家的问题。

萨特《古巴行纪》手稿100余页，曾出版于1960年《萨特古巴行纪》。上世纪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伏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59 年底，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的主编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1960年，萨特、波伏娃和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一起，花了3天时间一起探访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萨特盛赞古巴革命为“革命的蜜月”，他说：“卡斯特罗就是整个古巴岛，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占有一寸土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萨特回到法国后，奋笔疾书地写成并出版了《萨特古巴行纪》（Sartre Visita A Cuba），他在书中阐明了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称赞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的完人”。这些珍贵手稿即为萨特论古巴革命的最初文字。一位法国记者在采访卡斯特罗时问到他对萨特保留着什么印象，卡斯特罗回答：“我是在萨特1960 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他的。他是与西蒙·德·波伏瓦一起来的。我见他们的时间很少，我招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萨特写了一本友好的书，题目是《掠过蔗糖的飓风》（Huracán sobre el azúcar），是给巴黎的一份报纸《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写的关于古巴革命初期情况的热情报导。”《掠过蔗糖的飓风》收录在《萨特古巴行纪》中，也曾出版过单行本，本手稿即包含此篇著名的文章。另一批波伏瓦致萨特情书，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书信在充满了上至财务下至饮食起居的描述中流露真情，且此信未被收入1990年法国出版的两卷本《致萨特的信》，更显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