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宁

明清科举考试的文章结构采用八股形式，专取“四书”及“五经”命题，应试文与宋代的“经义”相仿，通称为制义。科举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选官制度，考中举人、进士才具备为官的资格。

普世价值

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使人为一个目标去穷尽几代人的努力时，便会在民俗传承文化活动中逐渐形成“雁塔题名”、“登科及第”、“秋闱夺魁”等等祈福心愿，这些心愿出现在书画作品或者一些生活实用器皿的图案上，显现出一种“读书可以改变一切”的普世价值观，比如本文所示两件清代竹雕茶叶罐。

其一清代竹雕三娘教子图景茶叶罐，高26厘米，直径22厘米。罐盖上下契口合一，上盖竹刻桐荫山石童子煮茶通景，下为科举及第叙事人物故事通景图。画面内容大致分四个部分——妇人劝子、恶犬咬人、勤奋读书、科举及第，说的是明朝景泰年间“三娘教子”的故事。儒生薛衍屡试不第，到开封，救了身染暴病的冯谦，再遇同窗好友于谨，并随他去开封府谋差，托冯谦将他行医攒下的银两带回家。冯谦私吞后，谎报薛衍骑马摔死，三位娘子以为薛衍真摔死，哭作一团。没多久，大娘子、二娘子改嫁从人，只有三娘子带着二娘子所生的儿子绮哥，和老仆人薛保在家相守度日。绮哥长大后听闻三娘不是生母，与三娘闹起来，三娘气将织布机头割断。绮哥跑到大娘家、生母家认亲，反遭恶狗追咬。薛保流着眼泪将十几年的遭遇一一说与他听，绮哥听后，十分感激三娘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奋发读书。后来，绮哥在京城会试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绮哥的父亲薛衍也做了兵部尚书，想起离别了十几年的妻、子，便带着人马同天携诰命官服还乡，双喜临门，三娘终于苦去甘来。

这个故事宣扬了贞节道德观念，同时也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以及通过努力终可科举及第、光宗耀祖。由于三娘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受到人民喜爱，因此故事也几百年流传不衰。

另一件为清代竹雕万柳堂图茶叶罐，高26厘米，直径23厘米。罐盖上下契口合一，上盖竹刻桐荫山石童子煮茶通景，罐体四面开光凤鸟朝阳、文人万柳桐荫纳凉雅聚图。图案描绘杨柳、斋馆、士人雅聚纳凉、侍从、梧桐、庭院、奇石等景象，取自“万柳堂图”。

万柳堂原是元代大臣廉希宪在今北京右安门外草桥附近建的园子，画家赵孟等均曾为之吟诗作画。清康熙时，刑部尚书冯溥在广渠门内东南角也建了一个园子，取名“万柳堂”，文人李渔、朱彝尊、徐乾学、杭世骏等均曾为万柳堂写过诗赋。《石云山人文集》卷五记载，道光十八年，阮元退休离京，割舍不下北京右安门外的万柳堂，在扬州建了一园子，世人号称“南湖万柳堂”，特邀汪廷儒绘《北湖万柳堂图》画。当阮元弟子、前湖南巡抚吴荣光过扬州时，阮元出示《万柳堂图》，荣光跋曰：“忆丙申、丁酉（道光十六、七年）间在京师，从仪征相国师每为万柳堂之游，师命荣光仿《赵孟  与卢疏斋宴集图》，付拈花寺僧藏之。”

历史上这类文人雅聚的题材多见于一些文人诗书画稿中，唐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诗云：“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将公子摇扇泼冰水和佳人挥汗擦青丝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编年葑藁》卷四（甲辰上）有莳题曰：“何子励速昌，招同鄞、颇、唐三茂才，纳凉瑞光寺。”说的就是龚自珍的忘年交王芑孙，去官暂居苏州时，描述过园中胜景，常与三位浙江籍的秀才纳凉于瑞光寺赋诗作画。因此，士人雅聚纳凉的图案在当时常常出现在文人笔端，自然也就成为竹雕流行的题材之一。

好马配好鞍

如上所述清代竹雕茶叶罐，均采用减地深雕加罐盖贴黄的竹刻工艺。贴黄，也叫“翻簧”、“竹簧”、“反簧”，盛行于清代。清中期以来，江苏嘉定、浙江黄岩、湖南邵阳、四川江安、福建上杭均以制作贴黄著称。贴黄工艺是将毛竹锯成竹筒，去节去青，分层开片，去竹子的内皮，取类似象牙的浅黄色一层，经煮、晒、压平、胶合，镶嵌在木胎、竹器等器物上，磨光后加以阴纹浅刻为主，亦有施以薄雕的。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见之，甚喜，采备入贡，同时召优秀工匠入宫设造办处。由此，乾隆时期竹黄工艺得以迅速发展，纹饰也精丽丰富。清光绪三十二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将一把竹黄雕刻的折扇进贡给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生日时，张之洞又定制了翎毛筒、烟丝盒、朝珠盒等献寿，竹簧遂红极一时。

好马配好鞍，对于古时候讲究的大户人家来说，好茶叶自然也要用好的茶具封装它。竹刻茶叶罐加了贴黄工艺，这样的装饰工艺在当时其身价已是不菲。一些戏曲里唱青楼歌妓各个皆知琴曲、通食谱茶经时，就有指着竹刻茶叶罐说曲子：“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她，醒来时爱她，原来一篓儿千金价。”一语双关，用“一篓（搂）儿”茶叶罐的茶价，值千金，来比喻歌妓的身价不菲。因此旧时即使大户人家会见一般客人，也常取粗碗茶具待客，其茶叶罐最多是个锡制的盖罐。但是，遇见有身份的或者上级官吏时，便换上上品茶具，拿出珍藏在竹刻贴黄茶叶罐里的上好茶叶，让下人烫盅热罐、高冲低筛，伺候着喝了。

宋人王安石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上海、苏州、扬州、南京、广东、湖南等地茶馆林立，仅杭州市内就有800多家。江浙一带的商人在做茶叶生意的同时，常去湖南揽胜易货，遂发现了竹雕贴黄茶叶罐此种清雅实用的器皿，便带回仿造试做。同时不断有浙人专去湖南学习该项工艺，之后在杭州至嘉定（杭、嘉、湖三角洲）一带推广开来，并不断地加以改进，辅以典雅精美的纹饰，竹黄工艺在江浙一带声誉大增。

浙人经商将竹黄制成多种多样的茶叶罐、文具盒、小插屏等，快速占领了市场。而北方茶馆则相对衰微，不重茗饮而好酒，因此在山东以北茶肆几乎绝迹。如今，此类竹雕贴黄茶叶罐偶见于南方拍卖市场，可见与当时南方文人雅士研究茶饮不无关系。《金史·食货志四》载：金曾规定，七品官以上，其家方许饮茶，后因称茶叶为“七品茶”。清袁枚《随园诗活》卷十三：“花浮小盏三投酒，乳拨深炉七品茶。”因此，这样的竹雕贴黄茶叶罐也该算是“官”做了。

一件清代竹雕贴黄茶叶罐虽然可以简单地看成是古代竹雕艺术品，但它上面承载的儒家重理性、重社会教化的信息，却丝毫没有被时间淡化。儒家认为，道德即理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是有传统意识的。所以在科举文化时代，人的理性是可以在许多实用性器物上反映出来的。儒家之所以能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下来，是因为其在许多方面注重了道德的理性疏导，润物细无声，这正是儒学价值观在古代许多家具日用品上设计的一大特色。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值得我们反省。我们现代许多快餐文化，导致我们的文化向西方化偏移。我们的家具日用品上，已经很少能再见到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祖先走过人生的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价值观。主渠道一旦弱化了传播传统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那么，礼义仁智勇等道德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又如何能被积极地传承，并被有效地释放出来？因此，文物的鉴赏同样也肩负着新时期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