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19世纪初，在中西贸易兴盛的广州口岸，广州画师率先采用通草片（由一种名叫“通脱木”的植物茎髓切割而成）为画纸，以水彩或水粉为颜料，绘制出反映中国社会风情的外销通草画。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年代，这些巴掌大小的通草画搭乘千帆万舸，漂洋过海，把东方港市“Canton”的风物传播到世界各地;100多年后，这批历经岁月沧桑的珍贵画作回归广州，带回广府旧事的鲜活记忆，成为今人追忆广州城市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通草画交易图

画中标注这家通草画店铺名为“永泰兴通画”，位于广州怀远驿街。19世纪大批销往西方市场的通草画，即在广州城这类画室里，经成百上千位佚名画师之手绘制而成。今天，我们应当感谢彼时纯为糊口而进入此行业的画匠们，他们在无意间为后人保存了19世纪有关广州城市生活诸多细节的珍贵图像。

19世纪，在洋人聚集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附近的同文街和靖远街，一批画室开张营业，生产和销售各类外销画。通草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以描绘广州社会生活和市井风貌为主要题材，也保存了19世纪广州城市生活的诸多细节，成为当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成为后世研究和了解清代广州口岸贸易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材料。

19世纪后半期，随着摄影技术的传入以及西方“中国热”的消退，通草画日渐式微，20世纪后在中国几近消亡。直到1999年，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先生将其珍藏的60余幅通草画捐赠给广州博物馆，这些珍贵的画作才得以与其诞生地广州再续前缘。

热销欧美

永泰兴WING TAI HING，Wai Yuen Yik Street，出售米草纸画，供应以下各种有意思的题材——皇宫官员服饰、富人生活情景、刑罚场景、艺术和手工艺制作过程、鸦片烟鬼的落魄史、各式花鸟、花卉、蝴蝶、各式广州风光，中国元宵节等大量深受欢迎的题材，永泰兴，广州。

—R. C. Hurley《广州、西江和澳门旅游指南》

“永泰兴”是19世纪中叶广州最著名的一家通草画画室，以上这则当时来华西方人记录的永泰兴画室广告，流传甚广，从中可窥见其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和画作的丰富题材。18、19世纪，随着旅居广州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通草画以低廉的价格和浓郁的中国风情，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一种“东方手信”。19世纪40、50年代，广州十三行附近已有30家出售外销画的商店，而整个广州从事这类外销画作的画工约有两、三千人之多。这则广告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通草画外销的兴盛状况，正因其以外销为导向，在通草画衰落后，作为原产地的广州难觅其踪影。近年来国内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的此类画作，几乎都是海外回流所得。

1844年游历广州的美国人奥斯蒙德·蒂法尼对其所见通草画作品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工商贸易、各行各业、冠婚祭丧、市井生活……上至隆重的祭祀仪式，下至光怪陆离的众生百态，都在绘画中表露无疑。让人欣赏的是这些画不仅颜色使用恰当，而且人物描绘也十分准确。其他题材还有山水、船舶、雀鸟、动物、蔬果、花卉、鱼类等等，或载于盒，或订成册，皆价格便宜。上等货式，以十二张算，一般售价一至两元。”

由此可知，19世纪外销通草画的题材十分广泛，几乎与中国相关的任何事物都可绘制其上。广州画师为迎合西方顾客的审美需求，学习西方写实技法，画中人物、景物极具立体感，正如蒂法尼所说的“色彩恰当，描绘准确”。因此，通草画被誉为当时“中国风物的手绘照片”。

通草画虽是外销商品，却以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向西方社会传播了中国文化和社会风情，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这一点可以从19世纪西方出版的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画册中找到例证，如1846年在英国出版的康纳所写的《中国和印度史》，上面就有大量的石版和木版印刷图，是以中国外销画为摹本印制的。

活在广州

19世纪的广州城市生活是怎样的呢？除了西方人游记和清代文人笔记的记载外，凭借保存至今的通草画作，我们找到了更为直观、形象的答案。

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清代广州众舶云集，中外商人咸集于此，兴盛的街头买卖、喧闹的市井娱乐、精致的家居摆设、富丽的行商花园以及发达的水上交通……漫步在19世纪的广州城，你可以处处体会到她的热闹与繁华。这些城市生活的片段被广州画匠一一描绘在通草画上，继而远销欧美，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风情。时至今日，这批通草画亦成为了我们研究和了解19世纪广州口岸和城市生活的珍贵图像资料。

19世纪的广州商贸发达，市井生活异彩纷呈。街头小贩走街串巷，行商坐贾临街设铺，医、卜、僧、道、艺、伎混迹其中，他们存于市井，以此谋生，也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便利。通草画中生机勃勃的各式人物，是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无数居民的缩影，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发展的轨迹。其中，各种小商小贩是市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

这些小商贩的形象大量出现在通草画上，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信息渠道。手工业生产图也是通草画的重要题材，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各种高超技艺的好奇心。广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套12幅的手工业生产图，内容包括绘茶叶箱、织凉席、做木门、做鞋、制锡器等，生动体现了传统工艺的生产过程。

各种市井娱乐是通草画的另一类重要题材。清代广州发达的商贸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繁荣、富足，同时也给市民阶层带来业余休闲、娱乐的物质基础和时间。通草画真实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其中，踢毽子、扔沙包等是我们儿时最爱的游戏，而一些传统消遣项目如街头杂耍、斗鹧鸪、看粤剧等已在街头难觅踪影，甚至已随时光消逝，只在通草画上留下记忆的碎片。

描绘官员、文人、行商、仕女等不同人群家居生活的通草画，让我们得以窥见19世纪广州城内不同阶层的家居陈设和生活情趣。其中，行商花园是广州口岸的特殊题材，十三行行商作为中西贸易的媒介，在沟通华洋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清代夷务管理制度，西方人在广州口岸的活动范围极小，珠江南岸万松园和海幢寺一带的行商花园是广州官府指定的洋人游散地之一，因而行商花园风光也进入通草画画面。

从通草画所见广州人家家居陈设可知，当时的老广人喜用寓意吉祥的物件作为装饰。“磬”与表达喜庆的“庆”，“瓶”与平安的“平”，珊瑚的“瑚”与幸福的“福”，都是同音或谐音字，这三样物品摆在一起，表示“平安”、“吉利”、“幸福”。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广州滨江面海，自古以来，船舶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19世纪的广州水网密布，城内船艇如梭，水上贸易兴旺繁荣。在珠江和各大河涌水系中，除了有海关官员的官船、维持治安稽查走私的巡船、转运欧洲货物的平底驳船、运载米谷的粮船之外，更有数不清的渔船、疍船、吆喝着穿行于各种船只间卖水果和日用品的杂货船、摆渡船、给人理发的剃头船，无数流动的船只组成一座水上浮城。清末以后水运逐渐衰落，河涌和各类船只也渐次湮没于城市发展的洪流中。通草画中留下了当年广州江河上多姿多彩的船舶形貌，让我们有幸循着这些船艇的足迹，回味水城的旧貌。

岁时节庆

19世纪外销通草画除表现广州城市日常生活情景外，还有许多反映广府岁时节庆的画作，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婚庆嫁娶等特定节庆的画面。

广州人认为舞狮有迎祥纳吉的“好彩头”，每逢喜庆佳节迎春赛会，必敲锣打鼓，舞狮助兴，俗称“舞醒狮”。而舞龙则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心愿表达。龙腾狮跃闹新春的喜庆景象，在通草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种由通草画制成的特殊贺年卡，其上用广式英语写着祝福语，再用戏剧人物或其他题材的绘画作为背景装饰。这与清代广州特殊的贸易地位以及行商制度有关，19世纪外国人传记中多有记载每逢过年的时候，中国客人络绎不绝地到洋人的商馆里拜年，一边拱手作揖，一边道贺说：“恭喜发财！”

元宵花灯、巡游图则是表现旧时广府节日的另一类重要通草画作，画中会频繁地出现鱼、虾、蟹、蚌等水产的花灯，其中虾有节，代表事业顺利、节节高升;蟹有八腿，寓意发财。

通草画中所描绘的龙舟竞渡景象，将广府地区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生动地定格了下来。观赏赛龙舟的通草画作，那种龙舟竞发、锣鼓铿锵的热闹场面仿佛跃然眼前。而龙舟竞渡的壮观场面也给当时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唐宁在《番鬼在中国》一书中就记载道：“这几乎是中国人运动竞赛的惟一时间，但他们将合宜的精神带入了这一体育活动。这些狭长的划艇排列有序，一起出发，每响一次锣，就划一下桨。一名男子站在船上，按时敲锣。”

此外，婚庆嫁娶也是通草画中常见的反映广府民俗的题材，敲锣打鼓、红妆喜轿的迎亲队列前后簇拥，尽显广府传统婚俗之华贵。但画中所体现的婚庆习俗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并无太大差别。可知，广州虽位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婚姻大事依旧沿袭中国传统方式。

舞狮图

广州的醒狮属于“南狮”，即富有南方风格的一种狮形，它额高而窄，眼大而能转动，口阔带笑，背宽、鼻塌，面颊饱满，牙齿能隐能露。广州舞狮，狮前还有一人戴假面具，手执葵扇在前面逗引，此乃引狮郎，俗称“大头佛”。画中的“大头佛”右手执折扇，左手抛绣球戏逗狮子。

售茶图

画中室内的二人正在交谈，室外工人将茶叶装箱。两旁分别绘有拣选茶叶、筛茶以及炒茶场景。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主题的通草画，大都是成套绘制它们生产的整个流程。这三者也是引起西方人往东方去的最原始动力。外销画上大量出现此类题材，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广州贸易的兴盛。

迎亲仪仗队列图

画中仪仗队，由一身穿礼服、手持和合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其他8位身穿彩衣的小童吹奏乐器，有木鱼、铜锣、铜钹、小鼓、笛子等，一般称为八音锣鼓。

八音锣鼓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传统音乐。根据制作材料的性能及发音原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草、木等八类，是乡村婚嫁喜庆或民间艺术巡游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表演时鼓乐齐鸣，锣鼓喧天，场面气氛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