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政治稳定有望

5月16日，埃及开罗刑事法院判处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前总统穆尔西死刑，将清算前穆兄会政权骨干的行动推向了高潮。不少人担忧此举可能加剧埃及社会分裂，招致穆兄会势力反击和社会动荡。此项判决宣布后两三个小时，穆兄会残余势力在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伏击杀害了三名法官。但从总体来看，穆兄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翻身，埃及有望步入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期。

首先，自2013年军方政变推翻穆尔西政府以来，穆兄会遭到了斩草除根式的清洗。2013年8月其最高决策机构主席巴迪亚被捕，2013年10月其下属政党、非政府组织被全部取缔，禁止在埃及开展一切活动并没收全部资产，2013年12月穆兄会被定性为恐怖组织……穆兄会几乎所有骨干成员和主要支持者都被捕落网并遭到“从严从快”审判，一次上百人、几百人的死刑判决屡见不鲜。由于丧失了几乎全部骨干和领袖，新的骨干、领袖人物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穆兄会无力发动大的反抗行动。而且穆兄会执政时在国际上树敌不少，被普遍视为保守宗教势力大本营的海湾君主国也不支持他们，而是大力支持推翻他们的军政府。穆兄会缺少外援，进一步降低了其发动反击的几率。

其次，最重要的是埃及民心思定，大众普遍厌倦“革命”后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深度衰退，向往稳定和经济复苏。穆兄会等反对派组织即使没有遭到残酷清洗，其动员能力也已经大大削弱。2011年埃及爆发“革命”，很大程度上是靠大众对经济增长和福利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被极度夸大的穆巴拉克家族腐败传言煽动起来的。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是穆巴拉克家族聚敛了400亿～700亿美元财富，但当地熟悉市场和财富情况的金融业界人士对此嗤之以鼻，因为这个数字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科威特埃米尔的财富总和。民众指望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之后就能变戏法般地过上富裕生活，穆兄会在竞选时也对这种期望推波助澜，但“革命”的实际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减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收支双双恶化，经济表现不仅大大逊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水平，在西亚北非国家中也低于平均水平。1997～2006年间，埃及实际GDP年均增长5.0%，2007～2010年增长率依次为7.1%、7.2%、4.7%和5.1%;爆发“革命”的2011年埃及实际GDP增长率急剧跌落到1.8%，随后三年依次为2.2%、2.1%和2.2%。

军方是在“革命”发生两年、穆尔西执政一年之后发动政变的。“革命”的经济恶果、穆兄会在执政能力等方面的严重缺陷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政治感到幻灭，态度转向冷漠，由此也可以推断埃及政局有望进入较长时间的稳定时期。

塞西改革决心强硬

目前塞西政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也已经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自不待言，仅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一次国际投资论坛上，就签署了数百亿美元投资协议和意向，表明外部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塞西政府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现在以疏浚苏伊士运河、开挖新河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铺开，而且出台了建设新行政首都的计划。

尤其突出的是，与该区域不少文官政府相比，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塞西政权更有魄力和能力顶住一时的反对阻力，消除经济生活中的扭曲现象，打破恶性循环，为经济增长打开通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埃及政府大幅度提高油价、减少和取消能源补贴的措施。

长期以来，埃及对部分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实施补贴，每年财政支出的1/4都花在能源和食品补贴上，挤占了本来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导致就业机会增长不足，同时大大扭曲了市场机制，激励了浪费。由于大部分能源补贴最终落到了拥有多辆私车的富裕阶层手里，人为制造了“劫贫济富”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埃及历届政府都清楚地知道食品能源补贴已经成为埃及经济肌体的恶性肿瘤，但由于担心激发民众不满、进而为政治反对派利用而不敢操刀一割。塞西政权则大胆地向这个问题开刀。自2014年7月5日起，埃及政府大幅度提高了汽油、柴油等主要燃料价格，涨幅高达40%～78%。2014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埃及投资政策与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埃及国际合作部长声明，埃及将逐步减少能源补贴，五年之内彻底取消，将资金投入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此看来，埃及有望打破补贴挤占投资的恶性循环，获得经济增长动力。而且2014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油价腰斩，粮价也显著下跌，埃及取消食品能源补贴而导致的价格上涨总体幅度缩小，对低收入阶层冲击减轻，此举成功的几率上升。

塞西政府能够实施此类大动作，相当程度上源于穆兄会等政治反对派遭到残酷清洗。昔日穆兄会以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为基本支持力量，广泛举办慈善事业以聚集人气，政府倘若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削减补贴，提高能源、主食大饼等产品价格，必然会成为穆兄会发动社会动乱的借口。而一旦发现有机可乘，自由主义者也会与穆兄会共同举事。这在2011年的“革命”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正因为如此，“革命”后的头两三年，食品能源补贴非但没有压缩，反而有所扩张。埃及民众普遍使用液化石油气罐，2012年3月每罐液化石油气市场价为75埃镑，政府补贴价只要5埃镑，也就是说政府补贴幅度占到了市场价的93%。现在穆兄会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声望和号召力都已经大大削弱，塞西政府已经不用担忧反对派借取消补贴之机举事了。

此外，塞西还将社会改革的矛头指向宗教保守势力，不仅关闭了许多清真寺，处置了大批从事政治煽动的神职人员，更公开呼吁发动“宗教革命”。推行“宗教革命”与发展经济、打击恐怖主义并列，成为塞西执政的三大政纲。其关于“宗教革命”的期望和呼吁若能成功，不仅将对埃及社会长治久安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

2015年6月16日，部分埃及民众在吉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法院维持对前总统穆尔西的死刑判决。

在外交事务上，塞西政权则表现出了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外部环境的思路。比如，埃及与尼罗河上游国家因水资源问题矛盾重重。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穆尔西，埃及领导人不止一次以战争威胁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不要修建河道、大坝。埃及僵硬的立场在塞西上台之后发生了根本转变。3月23日，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三国就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项目签署原则宣言，同意在不损害各方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就复兴大坝蓄水、尼罗河水资源分享等问题协商合作，被国际社会誉为非洲大陆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

在此基础上，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已经步入深度熊市，可能持续10～15年之久，有利于埃及这样的资源净进口国，加上塞西政权逆取顺守态势明显，厉行改革，有可能带领埃及经济步入十年左右的发展时期。

中国应关注哪些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消除不了贫富分化问题、根深蒂固的社会宗教文化问题，以及人口过多而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风险仍然相当高。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大国和军事大国，占据国际贸易航运和地缘政治要冲，其政治与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对外经贸，并波及中国外交战略。就总体而言，埃及如能赢得十年左右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期，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是有利的，也能为中国产业界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首先，埃及与中国贸易额不算太大（2013年双边贸易额102亿美元），对中国对外经贸的最大影响在于苏伊士运河航道。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且长期以欧洲为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对苏伊士运河和整个阿拉伯贸易线路的依赖性较强。中国连续多年位居苏伊士运河最大客户（其次为美国和日本），在2012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两万多艘船只中，过往的中国（包括香港特区）船只约占1/10，目前中国对欧出口60%取道苏伊士运河。近年来政治动乱席卷阿拉伯世界，苏伊士运河区数次遇袭，2013年8月31日11万吨级“中远亚洲”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遭遇恐怖袭击。中国积极开辟亚欧大陆桥运输线、绕行整个非洲的好望角航道以及北极航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对冲苏伊士运河航道可能中断的风险。已经开工的、能通行40万吨级船舶的尼加拉瓜运河一旦开通，也是一条颇具竞争力的替代线路。根据目前埃及政治局势发展来看，苏伊士运河航道中断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我们仍需应对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成本上涨的趋势。

其次，埃及社会趋向稳定、经济复苏起步，有利于中国保持和扩大对埃及货物服务出口。特别是埃及与外国投资者签署的数百亿美元投资协定、建设新行政首都计划等若能付诸实施，能为我国竞争力强劲的工程建筑产业创造不少机会。埃及与尼罗河上游国家就尼罗河开发达成新协定，也将在该河流域制造一批新的水利工程机会。此外，埃及是非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尼罗河盆地天然气蕴藏量潜力巨大。加之埃及正在逐步取消能源补贴，我们一方面可以积极稳妥参与其天然气资源开发、运输，另一方面可以切入其天然气利用产品的开发、推广与销售，如天然气发动机以及天然气动力的机动车、工程机械、船舶等。

埃及的制造业投资也是一个有一定发展潜力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讲“输出过剩产能”，而是应当遵循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原则：一是产品重量大、价值低、国际贸易受运输成本影响较大，因而销售半径有限，无法通过国内生产出口而占领海外市场;二是能够利用东道国不可替代的资源、区位优势，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优势。对于我国某些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某些环节而言，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尽管阿拉伯劳动力效率远远不及我国，但考虑到其劳动力成本和地理区位等因素，在埃及生产某些商品、在其国内市场和周边部分地区销售，仍然有一定优势。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埃及倡导“宗教革命”的走势，与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坚持世俗化导向的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交流，抑制宗教极端主义浪潮。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