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虎　詹金沄

[摘 要] 老舍《骆驼祥子》的研究历来以祥子为核心，对在祥子人生奋斗历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如虎妞、小福子也有一些精辟的评论，但是对二强子这个人物却很少论及。其实二强子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叙事功能，他不仅是生活在都市社会底层的平民代表，更是祥子个人主义奋斗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镜像。通过对二强子及其家庭悲剧的解读，可以看出二强子这一人物在祥子形象的塑形、性格变异与堕落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关键词] 《骆驼祥子》；二强子；悲剧；根源；祥子；镜像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3-0073-06

老舍《骆驼祥子》（以下简称《祥子》）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都市社会中生活在社会底层贫民的悲惨生活，通过二强子车夫形象的塑造，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黑暗与罪恶。二强子经历了希望—受挫—挣扎—绝望的悲剧人生历程，他是旧中国北平众多人力车夫的典型代表，也是祥子个人奋斗失败的一个镜像，在《祥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

一、二强子是社会底层贫民悲剧的代表

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说：“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1]《祥子》以中国大都市北平社会底层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杂院为叙事核心，充分展示了社会底层市井细民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景观，由此构成了《祥子》叙述的本体，作家在这种日常生活景观的叙述中思考着他们的人生意义，探寻着他们不幸遭遇的社会根源。

大杂院是都市社会底层人们赖以“维持自我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活动范畴，总是在个人的现实环境中发生”[2]。《祥子》中二强子一家人居住的大杂院里住着拉车的、做小买卖的、干巡警和当仆人的等七八户人家，多数人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住一间房子。冬天，冷风从墙缝中带走了他们唯一的一点热气。老人们躺在冰凉的炕上，泪水成了他们的充饥物；怀着身孕的女人们身上挂着些破布，吃着窝窝头、白薯粥，服侍着老人、孩子和丈夫。“她们混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3]162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没有裤子穿，腰际上围着块破布在屋里帮着母亲干活。春天，粥厂停锅，放赈的停米，行善的停钱，物价飞涨，大杂院的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贫穷和饥饿。二强子是这个大杂院里的车夫，全家三男两女住在一间濒临倒塌的小屋里。一场春雨使大杂院里有的房子被冲倒，有的进水。二强子家“屋子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

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象个喷壶……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3]194-195。尽管这里的居住环境严重威胁着他（她）们的生存，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里的房租最便宜，对于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来说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他们对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无奈而又屈从着。从这种日趋恶化的底层社会生活环境、日常生活的苦难叙述中，透视出底层人们生存之艰难、心灵之痛苦。大杂院里的生态景观反映的不仅是底层日常生活的艰难和环境的恶劣，更承载着底层社会人们内心深处对苦难的记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社会文化因素是决定人们的心理素质/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杂院是《祥子》中底层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在此“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4]207，对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来说，政治条律、道德伦理在这里几乎不存在，或完全失禁。他（她）们的“情感与欲望，常常不是因为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而是从直接的生活表层，也即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存状态的趋向所引发的”[5]。人的日常经验、物质诉求、活着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也是他们之所以活下去的理由，这是北平底层社会人们文化与心理的一种具体体现。二强子把19岁的女儿小福子卖给了一个军官，“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3]176。首先，这笔钱对二强子来说的确是一个振兴家道的机会，然而他未能把握住这个机遇。他先是在大杂院里“颇阔气了一阵”。二强子是典型的都市底层的市井小民，久经市井文化的熏陶，这是他具有一般市民的那种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更关注眼前的生存现实、及时享受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流露。其次，二强子人性中卑劣的质素逐渐显露，滋生了酗酒打人的恶习，“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3]177。因为卖了女儿心里愧疚，于是妻子与二强子想卖而没人要的两个未成年的男孩儿就成为他发泄卖掉女儿痛苦的对象，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弱者更容易被践踏。“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四十岁这个年龄段的车夫从家庭负担、身体条件方面看，已经是绝对地走下坡路了，拉车这个独特的行业与从事这个劳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强壮的身体。二强子的这个选择应该说是非常明智的。二强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做起了生意，结果不但没赚钱反倒赔了很多。因为拉车的行业规矩较之其他行业简单，“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二强子是个准车夫，他不懂得如何经营生意，如何与买主讨价还价，如何对付无法讨回来的熟人们的欠账与赊的东西。“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二强子这种企图重塑自我的志向被车夫行的文化规范彻底阉割，最终放弃做生意又回到了车夫行。二强子无法排解这种内外交困和残酷、恶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挤压，由此导致了精神上的病变，他唯一的方式是采用变态消极的方式反抗和发泄。二强子在外面与巡警吵了架回家拿老婆与孩子出气；做生意赔本、酗酒后二强嫂和孩子成了他发泄怨气/报复社会的替代品。两个孩子因躲他竟“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二强子以“好好的发送她”的承诺与“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 [3]177-178的代价证明了他男性家长的威权！这类男性家长打死附属品妻妾的事件，在老舍笔下非常普遍。《柳家大院》中的小媳妇，因为是男家用二百块钱买来的，经常受到公公老王和丈夫小王、小姑子的毒打与折磨，直至生命陨灭。社会的进步、传统与现代的文明似乎光顾不到这里，也无法关照这些市井细民的生命，它说明妇女处在都市社会底层的底层。“老舍用意颇深地来谛视市井的世态人情，透过这些描写，使人体味出深潜其间的精神痼疾与文化、人生的大缺憾。他笔下的市井生活有着相当的广度和建筑在这广度之上的文化批判的力度。”[2]二强子的行为说明不是某人脾气的好坏，而是在自我膨胀中睥睨他人、无视他人生命、怨恨一切事和人而又封闭和放逐自我、缺乏承担精神的低下人格以及人性恶而又残缺的显现。

在中国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社会结构中，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儿子、妻（妾）绝对服从一家之主的父或夫。女人和孩子，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是生活中最弱的弱者，因为血缘和一家之主的缘故，父亲或丈夫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他在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从事何种活动、德行优劣，这是国人尤其是男人们千年固守的一种传统。二强子家里的两个女人，一个被他卖了，一个被他打死。这说明二强子完全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身份，失去了一个父亲、丈夫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在经济困境中他可以喝酒，可以犯脾气，在混沌的精神状态中自我戕害/放逐，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交给了饥饿：他们“给办红白喜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3]181-182充饥。 老舍笔下“市民的苦乐安危、生死温饱等问题，是老舍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出发点和归宿”[6]。但在《祥子》中作家也塑造了另一类在厄运面前有责任、有担当的车夫形象，如无名车夫老马没有因为生活的艰难、儿子和小孙子的死亡、经济的贫穷而放弃了对生命的担当。相反，老马珍爱生命、艰难求生的形象与二强子生命力的萎缩形成了强烈的比照，作家的是非、美丑、善恶评判标准显然突破了经济与人性的关系维度。“老舍并不认为经济压迫是人格堕落的合理理由。”[7]死了妻儿和孙子的老车夫咬着牙、有人格地活着，而二强子何以做不到呢？

《祥子》中，叙述者为二强子之类的窝囊废们的这种恶性/恶行设置了一个具有遗传性和普存性的男性霸语：“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3]177酒在男性社会生活里，成了他们或掩饰自身不足与种种无能、或遮蔽斑斑劣迹和恶行、或堕落后逃避社会道德谴责甚至推脱法律制裁的借口和遮羞布，实际上罪过不在酒而在借酒撒疯/戕害他人的人。二强子这种病态的发泄伤害的不仅仅是他人，相反受到极大侮辱与损害的恰恰是施暴者自己。发泄不但没有减轻自己内心卖掉女儿的痛苦，反而使他虐杀了妻子，放逐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二强子的生活世界里没有出现像孙排长、孙侦探、刘四之流或其他社会恶势力的敲诈与盘剥，他何以丧失了一家之主和承担生命的责任感？显然，这与二强子的人性恶和以自我为中心、恣意妄为、漠视他人生命、缺乏自主人格自主意识，以及不汲取他人谋生经验、不踏实而好虚荣等精神缺陷有关。

二、二强子人性异变的精神根源

《祥子》是对人生庸常经验和世俗诉求的表现，它消解和颠覆了人性的普遍价值以及生存的精神意义。二强子生存的大杂院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4]207的处于野蛮与文明混沌状态的底层社会。老舍把底层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以日常世俗的生活状况来刻画底层，体现底层人们在生活重压下精神状态与心理态势的变化。二强子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把女儿卖了，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人”，即男人——临时性的男女关系，所以军官不认他这个老丈人。因为军官用钱买一个既能洗衣做饭的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3]180-181的“活物”。军官出钱，二强子出人。钱人交换，军官因情欲发泄对象的暂时缺失与金钱而得到了专职而又临时性满足情欲的性伙伴与仆人，二强子因经济与维持生存物资的极度匮乏而出卖女儿的人身权益得到了暂时赖以生存的金钱，在买与卖的关系中男性家长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这种生存与死亡的双重压力、生活与生命的艰辛“反映着生存条件的匮乏和人对于物质限制的屈从”[8]。小福子是随着军队开拔而被军官抛弃的众多妇女中的一个，二强子对此只有沉默。因为他清楚把女儿卖给军官意味着什么，所以小福子被抛弃回家，他显得很平静，当然也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与无奈。这就是底层！这就是底层人的生活！二强子的失语正是他这一类人由人堕入“兽”的人生历程的呈现。他知道女儿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肚子饿，吃饭是穷人的真理！二强子关注的是当下——生存的现实。卑微的社会地位、无奈的人生现实变异了他的人性。二强子借酒暗示女儿：“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这实则意味着二强子把自己的欲望（金钱）与外在的社会秩序——车夫卖力、车夫的女人和女儿（们）卖肉结合了起来。二强子拉车、成家、生儿育女、卖女儿、买车拉车、卖车做生意，经过挣扎又回归到了车夫的行业，他陷入了生活和人生的最低谷，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只有选择麻木和自戕，只有从自己亲人身上寻找自戕的突破口。二强子用四个理由逼女儿卖身：一是酒，让身为人父的人格与尊严躲藏到“酒神”遮蔽着的“无奈地”，然后堂而皇之地道出第二个理由：小福子要真心疼爱两个弟弟，“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第三，以男性家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要求女儿养活自己：“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第四，“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3]183——你年轻、漂亮，既然军官能看上你，那么一般的男人就更不用说了。二强子的这番话有更深层、更毒辣的中国式男人们的普存心态：你已经不是女儿身了，是一个嫁过人的妇女了，既然是嫁过男人的女人了，你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现代都市特征在二强子潜意识中的凸显。二强子的精神领域“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一头连着现代文明”[2]：二强子向小福子要钱，他是她的爹，爹向女儿要钱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传统文明的因素；爹无力支撑家庭，而女儿又有男人们喜好的“色”，所以女儿既应该养活两个弟弟，更应该孝顺爹，为此，女儿卖身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小福子似乎只能充当男性身体的消费场所，否则她就失去了任何生存的意义”[9]。小福子面对醉猫似的父亲，“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她知道“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为了家——父系亲族的男性们，“她得卖了自己的肉”[3]183-184。小福子没有在“转运公司（给暗娼介绍生意的机构——作家自注）”做生意的资质，也无法去妓院把自己“押给班儿里（妓院的老鸨）”而失去自由，因为两个弟弟无人照应，“她只有一条路可走：贱卖”，“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3]199。

二强子喝了酒，没了钱，“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大家不是轻看小福子吗……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儿，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3]187。一边花着女儿的卖身钱，维持着本来属于自己一家之长的职责，培养着大男人的尊严；一边羞辱着女儿，嫌她挣来的钱不干净。这一人物塑形的焦点是：男人（们）无论如何窝囊、失意和堕落，都有资格与权利从肉体和精神上侮辱、扼杀女性！二强子的醉酒，叙述者也承认“本来多少有些假装”[3]211，就是说二强子在侮辱女儿时完全是在心智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二强子（们）的话语权竟是如此的庞大和专制，霸道和无情，而作为养育和维持这个霸语和专制的女人（们）——小福子，则像一个或先天缺失了表达自我的言语功能、或后天被剥夺了表述内心体验和感受而失语了的生物，只有被侮辱和承受苦难/糟践的“本分”！忍耐、顺应是二强子这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小民面对困境的唯一方法，“‘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对这种把握实惠、消遣人生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是对世俗民众苟活心理的揭示，”[2]像二强子这种堕落到地狱里的人渣是不会去“跳河或上吊”[3]187的。他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对生活与生命、亲人与自己都失去了兴趣。他已无所畏惧，二强子潜意识里的魔心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以活着就好的生存态度为迷失的自我寻找一条逃避的途径。二强子这种口是心非、前后不一、内外不一、“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10]的特征，是他潜意识中流氓无赖意识的流露。这其中隐伏着极大的盲动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的破坏力，在特定的生活境遇中往往会恣意妄为，其暴虐和阴毒程度非常之大，受伤害的也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亲人。虎妞死后小福子迫于无奈向祥子表白了心思，祥子也觉得自己找到了心中理想的老婆。这时，二强子半醉半醒地质问女儿：“‘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的扑过来：‘你卖还卖不够，还得白教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这是人面遮蔽之下兽语、兽心的总释放！因为它的潜在语义是：小福子卖身不是为了养家，而是因为淫荡！“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罢，单占她的便宜？什么玩艺！”[3]210-211二强子与祥子两人之间的关系，显示了社会底层与底层之间的缺少沟通、相互猜忌、诽谤和污蔑的人际关系与生存状态，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二强子的价值观是女儿不该让祥子白占便宜，如果祥子给了钱则是正常的男人与女人该干的事，否则小福子就是“卖还卖不够”的“不要脸的东西！”，祥子就成了什么都不是的“玩艺！”。[3]211在这里物欲、金钱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主宰了二强子的一切。这一人物塑形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普存的一种既现实又残酷的事实：有钱便是大爷，无钱便是孙子！底层民众的人生承载着过多苦难的记忆，老舍在这苦难的记忆中窥探着底层民众的文化心理与底层人与人之间某种微妙的关系。二强子与小福子父女之间的血缘人伦已经演变为某种类似市场管理者收取经营者利税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因为金钱具有非人格性的特征，二强子同样也具有这种非人格性。二强子被祥子打倒在地：“‘我管教女儿，与你什么相干？揍我？你姥姥！你也得配！……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翻了太爷，妈的弄刀全宰了你们！”[3]211二强子自知不是祥子的对手，但在大杂院众人和孩子们面前丢不起人，只好自欺欺人、狂妄自大地自称是“太爷”，视祥子和大杂院里看热闹的众人是来路不正的野种，而且要用刀宰了他们，流露出一副流氓无赖的丑恶嘴脸。

人伦与道德、血缘与亲情、廉耻与荣辱、人格与尊严在底层日常生活面前被彻底消解在“活着”之中，这就是二强子既逼着女儿卖身，又辱骂女儿天生不要脸的深层次心理状态。小福子的堕落是建立在父亲二强子堕落基础之上的，当生存环境的巨大负荷超越了个体的承受能力时，即底层普遍存在的饥饿与贫穷极大地威胁到人的生命时，社会底层一切的伦理秩序和血缘禁忌就失去了它的规范功能，廉耻荣辱消失了，随之就会出现反社会、反理想、反人类、使人难以想象的某种言行或事件，因为伦理道德此时显得高不可攀或虚无缥缈，而从这种悖乎人类本性的破坏性事件中却能获得解决当下生存困境的需求“物”，至于这种生存需求“物”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怎样的中介物获得已经不重要了。一切为了活着，而活着就必须付出代价！二强子以血缘亲情和父亲身份的双重丧失为代价苟活着，女儿小福子则以人格、尊严和肉体为代价坠入人间地狱。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1]二强子失掉了这一切，成为“男性人格退化的一个意象符号”[12]。他已经“精神萎缩，已经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一点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挣扎和上进，甚至也懒得为稻粱谋了”[13]。人性中丑陋、邪恶的东西和由贫穷引发的毫无廉耻的“物欲”，在二强子身上暴露无遗，既揭示了作为社会底层堕落者人性基因中的流氓无赖本质的内涵，也充分展示了大杂院里各种人物不同的历史命运。

“荒诞的生活秩序和不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往往成为污浊环境中限制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根本因素。”[2]“适者生存”是市井文化视角下小市民的生存哲学。二强子万般无奈只能卖了女儿，尽管一想到她就经常心疼流泪，但他只能“忍”；打死了老婆家庭更日趋衰败，他只能“忍”；军官不认他这个老丈人，他只能“忍”；女儿被军官抛弃，他也只能“忍”；自己逼着亲生女儿卖身，他只能“忍”；在儿女面前被祥子打倒在地，他只能“忍”；面对大杂院里人们对女儿的鄙视，他只能“忍”与顺应。二强子的这种“忍”与祥子堕落之前对一切逆境的“忍”几乎相同。在人欲横流的现代大都市的底层社会中，人们为了活着不得不这样忍受着、苟活着。贫穷与饥饿使他们失掉了一个社会人应有的资质和权益/权利，人与人之间异化为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以及女性的身体与金钱的交易。这是他（她）们在强大的社会势力、恶劣的生活境遇中的无奈之举，也是掩藏在市井细民生态景观与精神表象之下的更深层的市井民间生存的普遍现象。

三、二强子是祥子个人奋斗、人生历程的镜像

“拉康认为，镜像是自我的开端，是一切想象关系的开始。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他人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系列的身份。”[14]二强子社会底层这种特殊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他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从一无所有到有了自己的车；由年龄问题卖车做生意到生意亏本再买车；由卖女儿给军官到打死老婆；由逼女卖身到把女儿押进“白房子”——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挫折，一种虚幻。老舍“这种‘反希望母体的叙述方式，充分抒写了人物苍凉无望的生命悲感，但实际上也堵住了人自立自强的人生出路，放弃了人承担自我命运的需求”[15]。二强子的人生悲剧预示了当时社会底层黄包车夫们在旧中国注定的结局。从《祥子》叙事的整体结构而言，祥子是这个整体中的核心人物，作品中所有情节和人物的设置都围绕着祥子的个人奋斗。在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历程中，虽然他拥有了自己的车，但却遭遇了车被抢、钱被讹的厄运。在刘四的人和车厂祥子无法实现有车、有妻、有儿女以及有家的人生理想，为了使祥子成为个人主义奋斗的末路鬼，凸显作家对现代都市腐蚀人性、瓦解人的意志力的批判，作为社会底层的大杂院就别无选择地担当起了这个历史重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境遇中，祥子成了家，有了车甚至有了孩子，更重要的是这里安置着一个让他预见了自己未来人生命运的可怕结局和镜像式的人物：车夫二强子卖女、死妻、卖车以及堕落的人生经历，使祥子觉得自己“不是拉着辆车，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在这辆车上，他时时看见一些鬼影”[3]179，即祥子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底层社会中上一代人的悲剧正在被他们的下一代人承袭和延续，尤其是从二强子一家人的悲剧中看到了车夫行中更为恐怖的景象——下一代人被剥夺了复制这种悲剧的资格。小福子堕入了以卖身维持生命的境地，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像瘦瘪的老鼠满世界寻找着赖以维持生存的食物。二强子的人物形象在祥子人生奋斗的历程中，无论是在事业、家庭、子女还是日常生活、人生命运等方面都起到了一个镜像式的作用，使祥子不但没有看到人生奋斗的目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相反让祥子清醒地看到了自己人生最终的结局：有车、有家、有老婆、有儿女，但仍然无法逃脱穷困潦倒、死妻卖女、逼女为娼、饿死街头的人生悲剧。

二强子从无家到有家，再到失去了家，祥子同样也历经了这一人生之路；二强子从无老婆到有老婆再到失去老婆，祥子娶了虎妞却又虐杀了虎妞；二强子从无车到有车，再从卖车到买车，最终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车，这三起三落的经历与祥子完全相同；二强子有儿有女，最后女儿死亡、儿子失散，祥子从即将有儿女到一无所有；二强子为了生存两次卖了女儿，祥子为了金钱卖了阮明；二强子为金钱讹诈女儿出卖肉体而得以维持家庭生存，祥子为了吃喝嫖赌欺骗自己所有认识的人，连自己心中的圣人曹先生也不放过；二强子在社会上跟巡警吵架而祥子先吵架再打巡警，最后坦然地去管吃管住的“区里”呆几天也无所谓；二强子在遭受耻辱或心情不痛快时，惯性地以自己身边的亲人作为发泄对象，祥子在受到众车夫的取笑与刘四的谩骂时，则是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或准备大打出手，或残酷歹毒地惩处风烛残年而又失去唯一女儿的老人的流氓无赖本性；二强子一边侮辱着女儿的人格同时又离不开女儿的卖身钱，最终把女儿押进了“白房子”；祥子一边从虎妞、夏太太身上不断地获取最大的情欲满足，一边又无耻地诅咒她们是“吸人精血”的妖怪，而且也成了“白房子”中的常客。祥子从二强子一家人的悲剧性结局中，多方面地获得了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教训，他们的人生轨迹如同镜子的反射映像， 使得祥子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人生结局。祥子从普遍性的车夫语境——二强子的镜像中观察到了自我的形象，并且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从而进入了车夫行准“车夫”——吸烟、喝酒、打架、耍钱、偷人妻妾、逛“白房子”的镜像阶段。在二强子这一镜像的基础上祥子形成了自我意识——认同了具有普遍性的车夫的共同规则，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祥子成了二强子的化身，最终异化为欲望和金钱的奴隶。在这种畸形欲望的支配下，祥子开始了一系列的反社会行为：坑蒙拐骗、打架使坏、酗酒好色、卖人等。祥子由人异化为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自身主体人格的阉割和异化过程，即好人的资质被完全剔除，恶人的潜在质素被彻底激活并自动化地运行在祥子的人生之中。在祥子这一人变兽的异化过程中，二强子及其人生悲剧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

四、结语

二强子这个人物形象在《祥子》中其叙事功能是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祥子看得见的绝望的未来，即：他是祥子有车、有家、有儿女未来命运的象征性预设，在祥子看透社会、绝望人生、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以及彻底堕落的人生历程中，二强子人物形象的塑形具有腐蚀和瓦解祥子人生理想的叙事功能，尤其是二强嫂的死亡、两个儿子的羸弱、女儿的被卖和堕入“白房子”以及买车、卖车的人生际遇，使祥子对未来彻底失去了信心，因为在二强子身上，祥子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280.

[2] 肖佩华.市井意识与现代中国市民小说[D].郑州：河南大学，2006.

[3] 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肖佩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市井叙事——现代市民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22-28.

[6] 郝长海.漫谈老舍的创作个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4）：75-81.

[7] 陈风玲.老舍小说中的经济和道德关系——以妓女和商人群体为例[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

[8] 赵园.北京：城与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1.

[9] 詹虎.《骆驼祥子》女性人物多元解读及叙事原型探讨[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3）：67.

[10] 林非.鲁迅著作全编：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9.

[11] 陈昇.《孟子》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6.

[12] 周怡，洪树华，吴静.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08.

[13] 崔明芬.老舍文化之桥[M].北京：中华书局，2005：88.

[14] 万淑兰.镜像与人生——对《秀拉》黑人女性新形象的建构的分析[D].南昌：南昌大学，2012.

[15] 路文彬.论老舍小说中的反希望母题[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28-33.

[责任编辑：夏畅兰]

Abstract： Xiang Zi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the research of Lao Shes Camel Xiangzi . There have also been some insightful comments for Hu Niu and Xiao Fuzi wh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struggle in Xiang Zis personal life.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for Er Qiangzi. In fact， the character of Er Qiangzi has a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for narrative in the article. He is not only the civilian representatives living in an urban underclass but also the mirror of Xiang Zis individualistic struggle in life. In this paper， we interpreted Er Qiangzis irreplaceable function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Xiang Zis personality variation and degradation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Er Qiangzi and his family tragedy.

Key words： Camel Xiangzi； Er Qiangzi； tragedy； source； Xiang Zi； mi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