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峰 （中南民族大学 430074）

一

“将艺术聚焦在爱情，友情，亲情等多个维度，重视影片基调，细节，质感”是陈可辛作品的永恒艺术风格。在电影《亲爱的》当中，情感的维度也贯穿始终。值得玩味的是，《亲爱的》在主题揭示的过程中，独树一帜地触碰了热点话题的敏感神经，艺术化了一个以真实事件为文本来源的敏感话题：打拐。不过，这一看似沉重的叙事基调却因情感因素的涉入而得到了温情化解。当然，就影片的叙事策略而言，这份沉重的适度消解，主要得益于影片主题的多元倾向。

显而易见，《亲爱的》将镜头对准了拐卖儿童的时代症候给失亲群体带来的情感伤害，但综合而言，影片的主题并非如此单薄。影片一开始，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深圳一个“城中村”里头的荒凉景象。这个城市对于田文军这样的人而言，始终建立着相对于它自身而言的外来概念，以至于在儿子田鹏应该说普通话还是陕西话这个问题上，田文军夫妇都能发生分歧。可以说，开始的几个镜头，影片采用了写实性的叙事策略，揭示了外来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存在感的起伏波折。

接着，在孩子交接的过程中，以田文军忙于网吧生意无暇顾及，不经意间儿子被拐为叙事起点，影片的核心主题及其伴生子题同步展开。通过田文军夫妇因失去唯一的孩子而感到痛心疾首，影片渲染了独生子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重要意义；通过对韩德忠这样的“失独父母”们生存现状的揭示，将“人口贩卖”这样的社会问题升格到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