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0000）

跳出“沉默的螺旋”
——评电影《十二公民》

贾 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0000）

电影《十二公民》改编自1957年经典美国影片《十二怒汉》，讲述了一个模拟西方法庭中由富二代杀人案引发的陪审团对决的故事。影片展示了“沉默的螺旋”（持富二代“有罪”意见的多数派）与反“沉默的螺旋”（持“无罪”意见的8号陪审员等少数派）之间激烈的博弈，凸显了大众媒体传播会加快沉默的螺旋的形成。影片以缜密的逻辑推理见长，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对当今社会之地域歧视、职业歧视、仇富心理、中国式父子关系等浓厚的批判意识。但是，其对8号陪审员行为动机的交代以及对证人作伪证的心理假设值得商榷。

《十二公民》；沉默的螺旋；逻辑推理；社会批判

一、 跳出“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是一条著名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它把社会个体害怕孤立作为理论假设，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观点时，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广受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这个观点；如果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声音越来越强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该理论强调大众媒体的传播会加快沉默的螺旋形成。

影片《十二公民》对犯罪嫌疑人——“富二代”的“有罪”或“无罪”的表决过程，可以被视作“沉默的螺旋”与反“沉默的螺旋”的博弈过程。在表决之初，认为富二代“有罪”的陪审员是11位，认为其“无罪”的仅有8号陪审员（何冰饰）1位，8号陪审员是孤立的，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试探性地表明态度——富二代“无罪”从而引起了一场与今日社会之现状密切相关的争论。他跳出了“沉默的螺旋”，并力图使之朝相反方向运转。反“沉默的螺旋理论”者认为，该理论过分强调“害怕孤立”这一社会心理因素，忽略了其它导致社会行为的动力因素。因为即使感到孤立，人也很有可能在权衡利益后采取行动，不一定保持沉默，有的人在害怕孤立时不仅不沉默，还可能发出攻击性的言语或行为（这一点在3号陪审员最终被孤立时采取的言行上得到印证）。

要跳出这一螺旋，需要巨大的勇气。8号陪审员具有这种勇气，影片交代是源于他的职业（这个动机并不充分，这一点本文第四部分还将详述）。其余11位陪审员具有这种勇气，原因多种多样。这个“跳出”的过程，即从“有罪”改投“无罪”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伴随着陪审员之间激烈的争论甚至是肢体冲突。因为，这不仅是从意见多数阵营向意见少数阵营“倒戈”，它还意味着：否定自己原有的判断，承认自己原来“错”了，是对自身旧有价值观念的挑战。例如，在第一轮匿名投票中，最先选择跳出“沉默的螺旋”、改投“无罪”的9号陪审员称，是8号的话打动了他，使他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被人帮助、决定活下去的难忘经历，但是，他的“倒戈”立刻遭到了意见多数阵营的强烈不满和不理解，特别是来自10号陪审员的无理指责。第二位改投“无罪”的是5号陪审员，他因为回忆起自己蒙冤入狱的铁窗生涯而决定支持8号。也就是说，个人经历是促使群体中的个人敢于跳出“沉默的螺旋”的最强动机。在后续的争论中，9位陪审员出于多种原因否定原有判断，改投“无罪”。当改投“无罪”的陪审员越来越多，超过半数（6位），原有螺旋瓦解，另一个沉默的螺旋正在形成，即持“有罪”意见者变成少数派，局面发生微妙的变化。

二、 浓墨重彩的批判意识

《十二公民》批判了什么？反思了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讨论了什么？其实，像8号陪审员陆刚一样，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看似“就是如此”的社会现象、观念，编剧和导演也“想讨论讨论”，启发观众进行“合理的怀疑”。影片借各位陪审员之口，对以下几种社会流行观念、现象进行了讨论、反思和批判。

第一，反地域歧视、反职业歧视。10号陪审员是这一观念的反面典型。当8号陪审员投出“无罪”一票时，10号陪审员率先开火了，但他一开头便离题千里，开始无来由地拉黑河南人，直至坐在旁边的11号陪审员忍无可忍，表示“我就是河南人”，河南人惹谁了？这一愤怒的质疑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就已初见端倪，2002年3月，马说在《河南人惹谁了》一书中把这一命题正式摆在国人面前。作为大城市居民，这种地域歧视显然已经深入10号陪审员的内心，成见的背后是其对社会和他人（特别是其房客）的忿忿不平和不自信。影片借其他陪审员之口，有力回击了10号陪审员的地域偏见。

反职业歧视，主要是针对7号陪审员（大学小卖部老板）和11号陪审员（大学保安）而言。他们并非补考学生的父亲，为了孩子来参加这次投票，而是为了讨好学校相关领导、保住饭碗来配合这次投票，特别是7号陪审员，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他习惯于满脸赔笑，内心却有苦说不出，他在自白中说“可我说的话你们听得见吗？你们永远也听不见！”影片通过7号陪审员的内心独白，以及其与11号陪审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从同处社会底层却互不理解，反而因为工作关系而互相指责，到达成谅解——提醒社会对底层职业的应有尊重。

第二，质疑仇富心理。“富二代”是影片的关键词之一，其中隐含的社会意涵是多位陪审员作出犯罪嫌疑人“有罪”判断的重要依据，透露出社会对“富二代”这个群体的负面看法。在陪审员之间的激烈辩论中，4号陪审员因其富有以及和女学生的特殊关系充当了其他陪审员仇富心理的发泄对象，为此他甚至与3号陪审员、7号陪审员、10号陪审员之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语言和肢体冲突。为了驳斥仇富言论，4号陪审员还为自己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在当今社会，“国民老公”王思聪现象很好地呈现了大众对“富二代”“仇富”的复杂心理，金钱对于社会话语的支配、逆袭、隐喻，在影片中被变形地表达出来。

第三，中国式父子关系的镜像化呈现。中国式父子关系，是影片着墨最多的一笔，满含着心酸、寄托、争议。影片故事的发生，起因就是父亲们来参加子女西法课程补考，扮演模拟法庭的陪审团。从更深层次上看，“富二代弑父”这个关乎亲情的命题触碰到了大多数陪审员（父亲）的心灵深处。因此，在由“有罪”改投“无罪”的过程中，不只是科学的逻辑推理说服了11位陪审员，对陆刚反对最为激烈的3号陪审员、10号陪审员、7号陪审员都是被辩论中的点滴触碰到了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父子故事”，引发内心的激荡。特别是3号陪审员，从小接受的都是“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观念，但其子叛逆，在父子二人争吵、动手之后其子离家出走，六年不归，导致其妻离子散，内心承受、集聚了巨大的愤怒、痛苦，因此，在他的价值判断里，“富二代”就是大逆不道该枪毙的，为了维护“有罪”观点，他甚至在与8号陪审员的冲突中吼出“要弄死你”，但就是如此，在最终流泪的倾诉出自己的故事之后，他也选择了“向真理低头”（4号陪审员语），投出了自己“无罪”的一票。3号、7号、10号陪审员的故事，是中国式父子关系的镜像化呈现，令人唏嘘、反思。

三、 以台词凸显逻辑推理的力量

这是一部主角都是男性的影片，是一部主要场景没有任何转换的影片，是一部以假设、推理、辩论为主要内容的影片。8号陪审员对“富二代弑父”这个其余11位陪审员看来毫无疑问的命题提出了质疑，“我就是想讨论讨论”，“谁也不能随便宣布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据确凿”，他抛砖引玉，对两位证人的证词（案发现场楼下的大爷、对面楼上的女人）、物证（案发现场的匕首）、匕首插入的角度、富二代的心理一一作了假设、分析、推理，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上述证人证词、证据的疑点，这些“合理的怀疑”逐步说服了另外11位陪审员，使他们也对“富二代弑父”这一看似证据确凿的推断产生了质疑，纷纷由认为富二代“有罪”改投“无罪”，最终，12票“无罪”通过。影片结尾的字幕也用事实“一个月后，真凶（非富二代，笔者注）落网”，回应了十二公民逻辑推理及判断的正确性。

8号陪审员角色最宝贵的意义，不在于他坚持启发、引导其他陪审员逐一分析与本案相关的关键人证、物证，而在于他告诉大家，在人命关天的事情面前，要敢于怀疑，并且应该怀疑，生命高于成见。当8号陪审员投出“无罪”的一票，其余11位陪审员的愤怒就来自于上述认识上的天壤之别，他们已经默认了“富二代弑父”这一推断并对其作出了道德审判，对这一行为（弑父）、犯罪嫌疑人（富二代）都呈现出一种“集体的愤怒”，因此，当8号陪审员对这一推断“想讨论讨论”的时候，这种“集体的愤怒”就转移到了他头上。因为，在看似确凿的证据面前，“想讨论讨论”就等于说“想偏袒富二代”，这在道德、情感上都是不能为人所容的。之后的情节之所以能够出现逆转，很大程度上归功于8号陪审员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在最后高举的12只手臂里尽管有多种含义，如个人经历、父子故事，但更多陪审员是被陆刚有理有据的分析、推理说服了，其中一些陪审员，如2号、5号、6号、11号，还积极参与到了这场逻辑推理活动中，尽己所能提供帮助。“言值爆表”，恰当概括出该片以台词凸显逻辑推理力量这一艺术特色。

四、 影片的弱点

第一，以职业作为8号陪审员的行为动机似显说服力不足。在观影过程中，8号陪审员的动机一直是个悬念。他为什么敢于跳出沉默的螺旋、亮明观点？他不怕招致众怒吗？（事实证明，他确实在亮明观点之后成为不被众人理解的焦点人物。）影片结尾处以他的职业身份——“检查官”对此作出了解答，但这个答案显然有些牵强，难以令观影者完全信服。

第二，两位证人“想要被重视”的心理，导致其证词可信度受到质疑，是剧情的根本转折点，这个重要的情节设置是否合理？证人在大众媒体面前，是更容易随意发挥吗？可以确定的是，在大多数陪审员持“有罪”意见的沉默的螺旋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一，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促成了大多数陪审员“有罪”意见的形成。各位陪审员在多重辩论、交锋中多次提到媒体对该案件的报道，包括对案情、凶器、“富二代”的身世的报道、评论，这些有选择的报道和评论难以做到完全的“真实”，其舆论导向直接影响到大众对案情的判断，对“弑父”猜想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舆论审判，这无疑加快了沉默的螺旋的形成。其二，大众媒体的介入，使证人作伪证。影片用大量的篇幅，重现两位证人亲历案发当时的情景。8号陪审员在其他陪审员的协助下，用情景重现、数据计算等方式，试图证明证人在说谎。那么，证人为什么要说谎呢？8号陪审员等人的推断是：因为证人想要被重视，在大众媒体面前，他们不由自主地说了谎，作了伪证。

那么，这一推断合理吗？人们在大众媒体面前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吗？在面对电视镜头时说的话，和在面对网络时键入的字符，哪个更接近自我呢？这是影片留给观众的一个无声的问号，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贾佳，女，河北省石家庄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政策、文化贸易、文化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