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虹伶［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荒诞背后的悲凉
——评阎连科的小说《受活》

⊙蒲虹伶［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阎连科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人人都残疾的受活庄，在这个遗世独立的世界，阎连科以虚实相间的滑稽叙述呈现了世间万态光怪陆离的荒诞，使小说充满了悲凉的底色。与此同时，《受活》强烈的现实感中不无历史的魅影，在对乡土的守望与坚持里，阎连科通过对生存、历史与现实以及乡土文化等三个层面的书写，层层剥露其中的荒诞与悲凉，在文化的批判与思考中完成了对乡土主题的超越。

荒诞悲凉乡土历史政治

阎连科作为中国当代最具有持续爆发力的作家之一，其《坚硬如水》《日光流年》《风雅颂》《为人民服务》等长篇小说久负盛誉，《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十余部小说集也流布甚广。他先后荣获了两次鲁迅文学奖，2014年10月，阎连科成为首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一不凡的创作实绩彰显了阎连科重量级的存在。其中2003年发表的《受活》同时囊括了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阎连科在《受活》中虚构了一个荒诞的世界，生活在受活庄的人都是残疾，他们一直认为自己的世界是正常的，看到健全的人反而觉得是异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中发生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小说虚实相间、滑稽搞笑的叙述隐伏着别样的疼痛与悲凉，使世间万态在光怪陆离的荒诞中一一得以呈现。

一、生存的荒诞与悲凉

“受活”在北方方言中本是享受快乐的意思，而在阎连科笔下的《受活》则是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在《受活》中他延续一贯的乡土主题，但不同的是以残疾村民的生存状态演绎了一出荒诞剧。

生活在受活庄的村民，长久以来一直过得自给自足、自娱自乐，虽然他们都是或残或盲的残疾人，但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问题。直到柳鹰雀县长的出现，村民们平静愉悦的生活被打乱了。柳县长的政治野心一点点摧毁了受活庄的安稳生活，在政绩野心的驱使之下，受活庄开始上演了一出出闹剧。柳县长狠心捞取资金，收取苛捐杂税，苛政猛于虎，一时之间受活庄人人自危，为了满足柳县长的巧取豪夺，大家不仅开始张罗卖粮种、卖棺材本，甚至还有的村民不得不卖儿卖女。更为荒唐可笑的是，柳县长为了拉动本地的旅游业，突发奇想要集资去莫斯科购买列宁的遗体，打算在魂魄山建立列宁纪念堂。虽然资金短缺却催发了柳县长的智慧，他组织成立了绝术团，因为残疾的原因，从小村民们就在身体障碍的基础上学会了很多的生活技巧，在健全人的眼中，这些生活技巧却被称为了绝技。残疾淳朴的村民从此走向了世界，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到处巡演。绝术团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好多亿的购款一下子就赚到了，这些残疾村民也在表演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甚至身体健全的人都开始嫉妒他们大量的演出费。原来淳朴的村民，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还会像以前那样安稳和快乐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迷失自己，甚至再也不想回到那原本简单快乐的生活里面。但是在圆全人偷走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后，可怜的受活庄的残疾人不得不再次回到被他们抛弃的村庄里面，只不过这时候的他们内心不再单纯，而是充满了创伤。柳县长异想天开的政治抱负不仅差点引起了国际争端，而且让他丢了官，在明白了这世间的丑陋和事态的炎凉后，他将双腿弄断，躲进了原本淳朴的受活庄，成为世外的一员。整个荒诞的故事充满了影射意味，将具有道家意味的哲理融入到了现代性的政治故事之中，以荒诞的乡土故事讲述呈现了种种令人深刻反思的生存境遇。

阎连科在小说《受活》里面还刻画了另一个主要人物——茅枝婆。在受活庄里茅枝婆的存在别具意味。她虽有残疾，但是有思想、有勇气，也有革命豪情，在受活庄里面是传奇人物，她曾去过延安，参加过革命，在受活庄里面备受大家尊敬。她带领受活庄以政治团体的身份加入了合作社，在加入合作社的头几年，村民们尝到了诸多甜头，但是后来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受活庄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茅枝婆为了带领大家脱离苦难，打算带领受活庄的人们退出合作社。但是当时被政治业绩冲昏头脑的柳县长又怎么会轻易妥协，他将计就计，以茅枝婆的请求为要挟筹码，逼着受活庄组成了绝技团，最终茅枝婆也加入了这场荒诞的表演中。在一番闹剧的折腾后，虽然受活庄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但茅枝婆却穿着寿衣离开人世。说到底，茅枝婆的勇敢抗争也不无荒诞意味，而她的死亡更饱含着时代与个人的悲哀。

荒诞的故事，讲述了存在的悲剧。阎连科在小说中不仅从生存入手，而且将“茅枝婆和柳县长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推进了整个故事的进行”①。茅枝婆和柳县长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是历史与现实中两个身处基层人物之间的冲突。

二、历史与现实下的荒诞悲剧

最热闹的故事，才能彰显现实的悲凉；最真实的历史，才能展现故事背后的荒诞。对历史和现实的投影，是《受活》最大的特点之一。这实际上也是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他通过历史投影的不断推进，架构了具有现实感的内涵，企图反映人类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种种难以规避的劣根性。这些元素并非独立存在，也是人类生存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阎连科正是借由小说《受活》表达了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看待现实政治的主题，同时也指出了政治如果庸俗化将会给本身以及百姓带来怎样的伤害。

在此，现实即是历史的翻版，现实的灾难反复上演终将铸成历史的悲剧。我们可以说，历史的进程并非个人能够左右，政治上的决策也并非老百姓能够脱离，在文明、苦难和城乡的诸多冲突里面，个人利益对于乡土人们的改变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茅枝婆与柳县长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一冲突的表征。

我们所看到的茅枝婆，不仅仅是受活庄的村民，实际上她是受活庄的精神领袖、政治代表，“是一个被作者神化、抽象化的女人，就如同残疾的受活人被作者神化和抽象一样”②。她为了革命、为了村民，带领大家加入到了合作社，但是因为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合作社里的生活并没有提高受活庄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生活，所以她的后半生都在致力于让受活庄脱离出合作社。茅枝婆的这些想法，既带有乡土意识，也不乏民本色彩，但更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性。可是茅枝婆的政治愿望，却与柳县长的政治抱负发生冲突。在冲突面前，茅枝婆又不得不妥协。柳县长是小说中另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人物，他从一个普通人逐步走向了县长的位置，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野心也不断膨胀，最终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异想天开，做出了诸多可恨可笑的行为。“在合作社和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的两个人物的兴衰消亡重演了庸俗政治的历史，最终实现了对政治的解构。”③政治一旦沦落到了极端功利，就会走向专制的弊端；人一旦沉迷于经济利益，就会走向人性的贪婪。柳县长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切贪婪和霸道，都会被不断出现的、更高级的矛盾冲突击垮。可以说，在荒诞的历史和魔幻的现实中，他最终走向残缺的村庄，以不无荒诞的宿命呈现了生命的悲凉。

故事中的悲欢离合，不外乎是为了告诉读者，其实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过于功利和贪婪，下场必然是可笑的。阎连科利用历史背景，将荒诞的故事融入其中，以一种创造距离的手法疏离历史，但是也重演了历史。在人性与历史交错共鸣中，一方面权力、欲望导致了人们的愚顽与滑稽的生存境遇；一方面身心的残疾也昭示了更为让人深思的现实。由此，阎连科展现了让人省思的现代乡土世界，对这一世界也寄予了悲悯与关怀。只有正确看待残缺与健全，才能消除个人内心的恐惧和贪婪，才是真正影响人类走向愚昧虚妄与否的关节点，更是消亡抑或进步的关键。可以说，阎连科借助荒诞故事重现了历史，又从历史的重演里投射出对现实的关注。在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审视里，一方面摆脱了庸俗政治的导向；另一方面走向了对乡土文化的深度叩问与反思。

三、乡土世界的现代悲歌

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荒诞小说，同时也是一曲悲凉的乡土挽歌。阎连科的许多作品中始终贯穿了乡土意识，但是《受活》最大的不同是他通过总体意象的创造，从以往的对于乡土的守望和坚持，转而揭示乡土在现代社会的尴尬境遇和它无处可去的悲凉命运，完成了对乡土主题的超越，文化的批判和思考溢于言表。

受活庄是一个与现实生活、健全人对立的世界，它超然世外地存在着。虽然它能自给自足，但是也存在落后、贫瘠和闭塞等因素。受活庄的村民和社会来往的方式是抢与被抢、入社和退社、圆全和受活，这些最后都成为了柳县长实现政绩的工具。可以说，在《受活》里面，乡土并不是完全的淳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进程里，乡土开始被背离，原始的乡土成为了一种弱势，不断地被利用、被剥削，甚至植根于乡土中的纯真，也在现实的诱惑中遭到遗弃。绝术团带给受活庄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原来由淳朴、自在、纯真所构建的乡土已然礼崩乐坏。阎连科企图通过《受活》来完成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拓展，以荒诞的手法重新阐释了现实，寄予现实主义以别样的活力。他对于现代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遇到的城乡生活、所要面对的历史进步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在这一理性审视下，受活庄充满了历史的隐喻。受活人身上留下的基因都是具有残障的，非聋即哑，肢体残缺，这里原本是没有恶人的，但是却在苛政之下分不出善恶，辨不了是非。阎连科通过对于利益的追逐，揭露人们内心深处的贪婪，这种贪婪和欲望是切断受活庄乡土文化根源的刽子手，使乡土成为恶的渊薮。由此，阎连科笔下的乡土文化变得空洞、疏离，最终成为一个被败坏了的中国乡村的表征，发人深省。

乡土最终拜服在金钱的脚下，很多人在金钱的受活中失去了立身之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演进，没有绝对的与世隔绝，所以在生存之维，活与不活、怎么活、追求残缺还是圆满全都成为了问题。当人们开始生活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社会里面时，每个人都无法逃离被宰制的命运。阎连科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人性的思考，在《受活》中他将人性置于历史之中，更加深刻和独特地睹见存在的荒诞，当弱肉强食开始变得理所应当，阎连科对生命实相的揭示才更发人深省。正如有论者指出：“他不停地实践自己的创作观，在现实里面探究生活表面逻辑关系之下的看不见的真实，会被这种主义所掩盖的真实。”④实际上，阎连科对于乡土文化的批判，最终目的并不是完全背离乡土，而是通过这样歌哭与批判的方式，从头结构，重新守望。《受活》在百转千回中，最终还是要皈依的，人类在面对乌托邦政治的戏谑后，仍然无法停止对于家园的追怀。外在的混乱是不可抗拒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焦虑和不安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原本平静的受活庄才是最安静的栖息地，乡土的挽歌以回归的方式奏响。

从故事构架、人物塑造、语言修辞等层面看，《受活》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堪称阎连科风格化的作品。在虚实相间的故事里，阎连科揭示了生存中的荒诞，笑里藏泪地叙写了存在的悲剧；在将历史投影于现实的描述中，他逼视政治与人性的阴影，以滑稽闹剧影射着深层的残缺；在延续以往的乡土主题中，他融入了文化的批判和思考，以凋敝败坏的乡村警示着更为现代性的乡土命题。可以说，这部匪夷所思而令人震撼的小说至今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评说、解读。

①董雪娟：《阎连科小说〈受活〉中的狂欢美学探析》，《大众文艺》2014年第8期，第29-30页。

②房伟：《“炸裂”的奇书：评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98-105页。

③刘保亮：《权力宰制下的耙耧世界——论阎连科小说的权力书写》，《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第75-78页。

④陶东风：《〈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第31-45页。

作者：蒲虹伶，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