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强

[摘 要]李鸿章，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人物，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妥协、避战、用人不当、没制定恰当抵抗政策，是个不折不扣的“误国”者。抛开个人情感，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个“误国”者。

[关键词]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误国之实

一、误国之实

（一）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外交的软弱与妥协

李鸿章进入满清权力中心不久后，就开始广泛参与各种国际事务与洋务事物，然而在他外交生涯之中，对日外交可谓早早提上了日程，不幸的是李鸿章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讲最大的败笔就是对日外交，标志性事件则是甲午中日战争。

东学党起义事发之后，日本紧随清政府，调重兵入朝，李鸿章深知此举“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此胁韩而已。”[1]面对日本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也曾强硬相抗，“怫然曰：‘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2]但李鸿章认为朝鲜非日本对手，中国亦无战胜的把握，因而他还是一如既往，忍气吞声，力保对日和局。其时，驻日公使汪凤藻自东京拍电报建议：“为大局计，不惜迁就”，袁世凯亦拍电建议：“日本欲寻衅，何患无隙，为避免衅自我开，我先撤亦无损。”[3]这无疑坚定了李鸿章的对日和局思想。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应朝鲜之邀，出兵朝鲜，日本借口《天津条约》，不请自来，中日双方在朝形成对峙。日军重兵压境，驻朝官员多次“请添重兵”，但李鸿章却不作战守准备，复电说：“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耶。”甚至在日军向驻牙山清军发动进攻后，李鸿章仍电告清军统帅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切勿自我先挑衅。”[4]“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拙，切记勿忘。”[5]

李鸿章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则推行“以夷制夷”的方针，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调停”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1894年6月20日李鸿章首先向沙俄驻华大使馆的官员提出“调停”要求。因沙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垂涎已久，所以他曾劝告日本从朝退兵，但为日本所婉言拒绝。沙俄担心若强力压迫日本，自己在远东的主要对手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于自己不利。沙俄向李鸿章表示：“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6]李鸿章对饿外交失败后，又转向英国，希望从中得到帮助。英国为了自己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利益优势，防止沙俄趁战争之际扩张势力，当然愿意居中调解中日争端，以维护远东现状；但日本若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却可以帮助其抵制沙俄势力南下，权衡利弊，英国更倾向帮助日本侵华。7月16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例》。7月23日，英国正式照会日本，“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因此当日后中日两国开战时，希望日本同意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作战”。[7]这就表明了李鸿章的对英外交也宣告失败了。但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李鸿章仍对他的“以夷制夷”政策不死心，继而转向美、德等国请求调停，不出意料也相继化为泡影。

李鸿章调停活动失败后，日本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中日战争。

（二）在战争爆发后，李鸿章避战求和、用人不当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战略总方针是“海守陆攻”。在海路，由北洋舰队集结旅顺或威海卫，“做猛虎在山之势”，使日舰“不敢轻与争锋”，确保京师门户安全。在陆路，“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8]将陆路战斗限制在朝鲜境内。由于卫汝贵等四支军队援军行动迟缓，8月上旬才陆续到达平壤。此时驻平壤的清政府军队有2万余人，而李鸿章命谎报战功的叶志超任诸军统帅，各军将领均不服。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叶志超既不主动南攻汉城，也不择险据守平壤，而是将军队收缩于平壤城内，坐待日军来攻，致使日军很快将平壤战略包围。以致在平壤战役中，叶志超指挥不利，并在左宝贵死后，命人树起白旗，率先远遁，狂奔500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黄海战役战败后，北洋舰队5艘军舰沉毁，伤亡近千人，小败于日本。但李鸿章认为北洋舰队“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更不愿“以北洋以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9]，因而命北洋海军聚泊于威海卫军港，实行“保船置敌”的消极防御方针，使日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二、历史地看待李鸿章的外交

首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没有积极备战，尽管李鸿章积极去实践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可惜没有看清列强之间的关系，想“制夷”，却被“夷制”，还有他在备战中没有选派精兵良将，而是选派自己的亲信，致使昏庸无能、胆小如鼠的叶志超担任了清军统帅，致使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其次，在战争爆发后，也没有主动献策，并在战斗中指示北洋军将领消极备战，把北洋军作为自己的私产和政治资本。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想着“议和”，尽管这是在晚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指示与支持下的，但他作为当时晚清政府极具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和军事大臣，没有积极献策，而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没有积极做战斗准备，消极抗战。所以说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作为、思想、外交及军事各方面是不尽意的，说他误国是有确凿历史事实的。

参考文献：

[1]戚其章.中日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M].北京：中华书局，1911：56-57.

[2][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3103.

[3]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47.

[4][5][6][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2；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