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

在去莫高窟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一个人，肯定是王圆箓了。

王圆箓，是伴着敦煌奇迹而名闻天下的一个道士，湖北麻城人。几十年前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他是清末的一个士兵，随军队辗转到了西北。所以，很多次我想象一个湖北老乡怎样跑到渺无人迹的荒漠上去了，又怎样在那个地方孤独地生息，又怎样发现了惊世奇迹。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介绍，说他年少逃荒来到肃州一带，光绪初年被征为兵勇，退役后在当地出家为道，道号法真。还有人说他出生于陕西，因逃荒谋生才流落到此。他出身贫寒，以道士为职，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可以断定，如果不是他经历了那次敦煌发现，世上不一定留有“王圆箓”三个字组合的这个人名，更多的人也就不会因此接触到这个偏僻的“箓”字。

大约在一八九二年，鸣沙山下延续了千余年的斧凿声已经平息许久，千佛洞沙掩土罩，香火全绝，据说已荒芜了一百多年。这年，一个满身沙尘的道士穿过重重大漠赶到这里，死寂的山谷才开始有了几许生机。

道家与佛门互不相通，甚至互不相容。但这位已进入中年的道家弟子却认定了这个佛门胜地，他揉了揉未被灰沙敷住的眼睛，对着一排排宏伟而破败的洞窟凝视良久，突然朝着山梁惊呼了一声：“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

他的口音中带着浓重的方言尾声，无论饱含着多少豪情和力量，都被消音效果极强的沙洲吞噬了。但这种命运的选择是无需豪言壮语的，他决定献身千佛洞的打理与复兴，是他发自心底的意愿。

王圆箓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起来，一晃数年，后来他还募集了一些钱，他首先要把佛窟从废墟里清理出来。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在清除十六号窟的积沙时，无意间铲破藏经洞的。

说他是为了吸引香火糊他一张嘴，或许不错，说他为了一种担当而献身千年佛寺，也不算过分。然而，就像他不曾料到自己如鸠占鹊巢一般以道伺佛那样，谁也没有料到，命运会阴差阳错地将这个灰头狗脸的道士推进一次文化浩劫的惊天旋涡之中。

王道士留给世界的唯一照片，可能是斯坦因给他拍摄的。他叉腿而立，身旁是一根木头廊柱，身后是灰乎乎的细格木窗。他灰色的帽子和灰色的道袍，加上矮小的身材和呆滞的表情，透示出那时覆盖着灰沙的莫高窟，透示出他远离尘世的灰土般的孤独生活，透示出一个凋零破败、早已丧失生气的灰蒙蒙的封建末世。

莫高窟宝藏重见天日，激起世人的神奇，惊讶，遗憾，咒骂，整个民族为此痛心疾首。直至今日，还有许多学者和游人咬着牙根骂他是敦煌的罪人，是民族悲剧中的可耻小丑。

王圆箓毕竟是个初通文墨的人，虽然他无法预测到这次发现的巨大文化价值，但他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笔非同一般的文化财富，应该归属国家。因而，事先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变卖，而是请求官方处置。他顶着炽热的太阳徒步五十里，赶到县城禀报敦煌县令严泽。可他怀着对佛洞发现的惊喜与激动，郑重地在县太爷面前展开两卷经文时，没想到不学无术的严知县乜斜了一眼案几上变色的经卷，对眼前这个穷酸道人和他讲述的发现毫无兴趣。王圆箓本来被汗透几遍的内衣凉湿胸背，后来连五脏六腑都感到寒飕飕的，只得悻悻告退。

转眼两年过去，敦煌换了位名叫汪宗翰的知县，听说满腹经纶，王圆箓再次兴致勃勃地赶去禀报。这回，汪知县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无视一窟古籍，而是立即带了几个属僚驱马前来。他往自己包袱里塞了几卷经文之后，仅仅甩给王道士一句话：就地封存，好好看管。

在久等不见汪知县的“下文”以后，王圆箓决计去肃州报官。于是，他备了一头毛驴，拣了两箱经卷，一路风餐露宿，兼程八百里赶到酒泉，终于见到了道台大人廷栋。很多资料介绍，廷栋也算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只说经卷上的字没他写得好，至于如何处理这批文物，却不置一辞。

再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甘肃省府过问莫高窟经卷，说是筹不出六千两银子的运费，下令敦煌就地保存。这样的决定与县令严泽的敷衍塞责有什么两样？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人扛马驮当然需要一笔钱，但是否需要那么多白银，只能就教于相关专家了。世人皆知的是，一个西方探险家仅凭一人之力，第一次就卷走了莫高窟二十九箱文物，并且是万里迢迢，并且是飘洋过海，却丝毫无损地运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据说斯坦因是雇佣牛车运走那批装满经卷的木箱的，有位诗人曾经想象这个蓝眼棕发的英国探险家在招呼车队起程时，还回头望过一眼敦煌凄艳的晚霞。这种想象注入了诗人情感，并且带有文学色彩，但却不够牢靠。因为不可能有人出来阻拦他们，车队用不着摸黑赶路，斯坦因带着牛车上路的时刻更有可能是早上。不过，那会儿所谓大清国的早霞也是让人感到凄惶的，只是那位得意的洋人无法理解。

得到甘肃省府那道搪塞的指令，已是藏经洞被撬开的第四年了。

莫高窟发现宝藏，据说后来王圆箓还上报过朝廷，其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不会理睬这一屋子陈年黄纸，各级官员关注的也不是什么文化遗产，很多人甚至嘲笑它们的价值。我一直在想，假如第十七窟裸露出来的是一库金灿灿的黄金或白花花的银两，肯定不会经历这般遭遇。

以上叙述的王圆箓为保护莫高窟文物方面的努力即使全部失实，也不可将敦煌的这笔“天账”算在他身上。有一个时序的准确记载，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是一九0七年五月。王道士紧紧地看守这批巨大数量的文物已经整整七年了，可洋人到来时他还是戒备的，开始是避而不见，后来任凭其软缠硬磨都不为所动，直到斯坦因谎称自己崇拜唐玄奘，才把老道说动。王圆箓的这处思想“转折”，是许多史笔认同的历史情节。

如果从字眼上设个“脑筋急转弯”，敦煌发现真的是“震动了世界”，因为中国人表现的是久久的麻木与迟钝。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带着他掠取的六千多件写本到北京装裱，还在六国饭店展出过这部分经卷。可以说，多少年只有闻讯窜来的西方人真正在意敦煌宝物，国内从县到省，直到朝廷，整个大清国都无人记挂莫高窟的国宝。西方探险家为敦煌几近发狂，才促使清廷下决心将劫余文物调运京城。此时，莫高窟期盼了整整十年。endprint

莫高窟文献的物质载体不过是一堆故纸，却无意间对一个王朝病入膏肓的肌体作了一次全面检测，上上下下一整套庞大机构，面对几车故纸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为什么还要让一个孤单老道来为那段“伤心史”承担罪责？尽管他是那场悲剧中最直接的当事人，他无权处置国宝级文物，可他也无力看护。无论怎样，将宝物变卖是一种罪错，但他不作变卖，还能维持多久？

王圆箓绝对属于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一员，尽管他在莫高窟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人的素质。但论其出身，论其文化，论其职业，都无法与这个巨大的文化事件相对称。

敦煌悲剧绝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低等神职人员的耻辱，而是封建国家的无能和制度的羞耻。有人说起莫高窟事件，总要想到十年浩劫。文革荒诞至极，由于自上而下地授意鼓动，所谓造反派砸毁了一些文物，但文革中一些重大考古发现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却是不争的事实。如长沙的马王堆，西安的兵马俑，河北的满城汉墓，湖北的擂鼓墩编钟和凤凰山汉墓，等等。那时因为政治高压，百姓淳厚，没有人胆敢染指国家文物。河北发掘中山靖王之墓，正值文革初期，据说一个军代表想获取一块古砖都不敢开口。而所谓盛世又如何，全国幸存的历代古墓每年以二十万座的速度被盗掘，“要致富，挖古墓”早已成为某些地方疯狂者的共识，盗墓的凿击声响遍神州大地，连数以吨计的帝后石棺椁也被偷运到了美国。湖北荆门一座战国古墓被盗出的一具完好古尸，竟被盗墓贼扔进粪缸毁掉了。更让许多人痛心疾首的是，国家设置那么高的衙门，安排那么多的专家，花费那么多的俸禄，却使祖辈留下的国宝级文物接连损毁。一个缺乏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体制，仅仅靠良知是无法保证一切的。

莫高窟让一个民族纠结了许久，如果从百年之前社会颓败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看到敦煌文物终究得到了妥善保护。数万经卷，留在国内的多有散佚，尤其是在运送北京的途中，几乎是每到一处都被雁过拔毛，大批文物或明或暗地流入沿途达官贵人之手，直到文革抄家还能抄出成捆的敦煌经卷，而当年被洋人骗购出境的却无一散失和损坏，至今都完好地珍藏在国家级的博物馆或图书馆。如同一群孩子，自己无力抚养照管，不幸被人贩子哄拐而去，但却都得到了善待，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还是来说王圆箓，假如我们处于那个时代，也能有发现巨大宝藏的幸遇，我们的内心念想，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否赶得上这个默默厮守在大漠中的这个卑微野道？

还是假如，假如换一种时代环境，王圆箓应该是被历史歌赞的文化功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陕西潼关一个杨姓乡民在自家屋内掘井，无意间掘出了“世界第八奇迹”。出于乡人的纯朴和当时闭关锁国的政治环境，通过层层上报而成功保护了这次重大发现。事后，县里奖励了三十块钱，平摊给杨家七角二分，他亦无怨。也许是大家认为谁住在那里都会掏出兵马俑来，他也是这么认识的。可美国人不这么看，克林顿前来参观时，突然提出要见见这个世界奇迹的“发现者”，还要他签名留念。可是，被紧急召到现场的老杨紧张得无法写出字来，只好在克林顿的本子上画了个圈。这位总统还不失幽默地说，你画圈就能画出奇迹，哪天也请你到美国去画圈。大概是从那以后，人们就不敢漠视这个发现过宝藏的人。据说当地富裕起来的村民在“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秦始皇”的门联上还加了横批：“感谢老杨。”乡人的幽默多少也体现了一点时代的进步。

不过，更多的中国人还是爱“认理”，至今看到的只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偶然性，却没有看到其必然性。如果他只是一个过客，如果他不是如此倾情于莫高窟，他不可能得到这种历史性的人生机会。只是，这次巨大发现，不但没有改变王道士的命运，反而导致了他的人生以悲剧告终。

王圆箓在敦煌佛窟阴差阳错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弟子将其就地安葬在佛洞门前小河边的白杨林中。那座著名的道士塔颇具藏传佛教的建筑风格，圆体上耸着尖顶，几分洋气，几分气派，印证着这个饱受唾骂的佛门孤道阴差阳错的一生。

悲叹呵，指责呵，悔恨呵，一切怪诞都源于怪诞的时代！

（选自《天津文学》2015年第4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