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敏倩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普陀开山考辨

汪敏倩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本文分析了普陀开山前是否存在早期观音信仰、慧锷开山具体时间、不肯去观音院建造者这三个问题。归纳了近几年来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考辨。

慧锷；普陀开山；不肯去观音院

普陀开山前是否存在早期观音信仰

《宝庆四明志》曾载唐大中元年（847）梵僧来潮音洞焚指之事，认为此为普陀开山之始。盛熙明在《普陀洛伽山志》（第739页）自序中也载：“……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而补陀洛伽山之名遂传焉……”此后《补陀洛迦山传》、《重修普陀山志》、《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普陀洛伽山志》等历代山志也沿承其说法。

但笔者却认为早在晋太康年间或之前普陀山就存在一定的观音信仰，否则梵僧又从何知晓观音之名并远道而来只为焚指以见观音？王连胜在《普陀山佛教名山形成原因新探》、《普陀山的新罗礁——高丽道头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等中也认为在慧锷之前，山上已有观音信仰且兴盛已久。《入唐五家传·头陀亲王人唐略记》、《普陀洛伽山志》、《普陀山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昌国州图志》、《舟山概览》、《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等文献资料都能证明此观点。《普陀洛伽山志》里还写道当时时常有人登山寻求大士的踪迹（第163页）。

此外笔者发现南宋隆兴元年（1163）昌国知县王存之《普慈禅院新丰庄请涂田记》里曾载：“县内有普慈禅寺……东晋韶禅师道场。”另外，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普慈寺，始东晋，时仅一小庵，以观音名”（《普陀洛伽山志》第1113页）。可见当时已有供奉观音的庵。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由于百姓经济水平有限，民间筹资建寺的情况较少。一个寺庙能否建立起来，主要取决于民众的信仰。既然东晋时已有专门供奉观音的寺庙存在，可见在此之前普陀山已有一段时间观音信仰的沉淀。德国学者艾德金斯在《中国佛教》中谈到，早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差不多同一时期，观音信仰也被传入且在浙江地区流传起来，观音被认为是海途保佑之神。据东晋法显所著游记《佛国记》（416）载，他经海路回中国之际遇狂风暴雨，一心称念观音菩萨，才得以蒙受护佑。海上气象千变万化，海底又暗流、暗礁难以提防。先秦之前就开始从事海上生产的普陀渔民很有可能会在当地进行叩拜观音，祈祷平安等活动来提供心理慰藉；而要进行这些活动，就会逐渐衍生出庙宇，寺院等活动场地。

慧锷开山具体时间

现存文献中慧锷开山建院的时间大致集中在唐大中年间、咸通年间，梁贞明年间三个时段：

《元亨释书》、《佛祖统纪》、《慧锷和尚年谱》、《慧萼与普陀山之因缘考》等认为是唐大中十二年（858）；

《宝庆四明志》、《佛祖历代通载卷》、《释氏稽古略》等认为是唐大中十三年；

《大德昌国州图志》、《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认为是唐大中元年之后；

《普陀洛伽山志》、《普陀县志》、《舟山概览》、《普陀山历代住持传》、《日本高僧慧锷航海遇阻之谜》、《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等文献认为是咸通四年（863）；

《入唐五家传·头陀亲王人唐略记》、陈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伽开山考》等文献认为是咸通五年（864）；

赖春水认为开山时间是在日贞观年间（859—877）。

李志庭认为开山时间最晚在咸通年间。

《补陀洛迦山传》等历代山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库全书〉舟山史料汇辑》、《普陀山普济寺碑文》等认为是在梁贞明年间。

唐大中年间的记载主要源于南宋文献，大中十二年的说法最先载于《佛祖统纪》（1269）卷四十二，但笔者怀疑此书存在讹误。其主要是抄录《草庵录》（1146）而成，而1146年距慧锷开山已有许久。且道因多取当世笔记、传说等编辑，其中不乏人云亦云；加之道因本身即为虔诚的佛教徒，可能在摘录时会更喜好一些神迹示现之论。另从《佛祖统纪》知慧锷是非常敬奉那座观音像的，但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载，其于862-864年又访中国期间却从未提起过观音像之事，这于情不合。而《元亨释书》（1322）是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的碎片残余和一些传说完成的，又距慧萼之事已久，可信性较小。另外虎关师炼在撰写中比较看重日本佛教于他国的优越性，可能会偏向更早时期的说法。且《中日佛教交通史》、《日中文化史》中所载中日航海来往人员里除大中十二年归国的除日僧惠运、圆珍外再无其他。

而大中十三年的说法最早见于《宝庆四明志》（1226），但韦绚《不肯去观音记》到底有多少内容编入《宝庆四明志》却不得而知，仍需考辨真实性。《大德昌国州图志》、《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文献成书较晚，里面的情节也较为相似，大约多沿袭《佛祖统纪》、《宝庆四明志》等文献。

咸通四年的记载最早见《善邻国宝记》（1466），这是已知的最早记录中日关系史著作，《普陀洛迦山志》等多以此为参考。但其成书年代较晚，可信度不高。相反咸通五年的说法出自《头陀亲王入唐略记》，因为伊势兴房是与慧锷一同入唐的，其随行日记可信度较高。

梁贞明二年慧锷建院之说最早源于《补陀洛迦山传》（1361），此后历代山志、地方志大多沿袭此说法。但慧锷是最澄之高足，最澄生卒为767-822年。就算慧锷一出生就被当年即病死的最澄收为徒弟，到916年他也已是94岁高龄。但这种理想的设定不太可能发生，推算估计慧锷会超过100岁，这与当时僧人的平均寿龄有相当大的距离。《宝庆四明志·寺院》（1226）载建寺于梁贞明二年，《大德昌国州图志·宝陀寺》（1298）载大中年间西域僧后慧锷得像。可能盛熙明编撰时参考了《宝庆四明志》、《佛祖统纪》等前代古籍，误以为慧锷得像后立即建立了观音院，因此将建寺与得像两件事混淆在一起，载下了错误的时期。

不肯去观音院建造者

学界有许多关于开山主角的争论，但依据的重点仍在“不肯去观音院”建院者身份上。在稽查各类文献后，笔者其实更同意慧锷无奈舍像，居民张氏舍宅供奉的说法。

头陀亲王与慧锷等分别时，曾交代他们（咸通五年）四月要由明州回日本。在肩负皇命的情况下，慧锷不太有可能中途去建院，更不会留下来。且慧锷一行回程时携带大量财物建院的可能性也极小，船上的货物多为进献皇室，慧锷私自挪用的情况极小。陈认为慧萼可能因建院而不再回国，以致脱离了日本的宗门，最终消失于日本史籍，没有在日本历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但笔者认为原因在头陀亲王上。其为平城天皇三子高岳亲王，曾被立为皇太子，后受“药子之乱”牵连才被废，遂削发为僧。虽然亲王已拜入佛门，但其身份毕竟是废太子，天皇可能会特意减少相关的文献记载。慧锷随其入唐，难免会有些影响。

居民张氏舍宅奉像的说法《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宝陀篇》曾载：“（居民张氏）亟舍所居双峰山草庵奉之，俗称为‘不肯去观音院’。”《佛祖历代通载》（1341）与《释氏稽古略》（1354）也持此观点。时渔民为储存东西一般建有多座茅屋；且茅屋造价便宜，早受当地观音信仰影响的张氏自是愿意舍宅供奉的。而曹永禄在《再论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问题》认为该张氏可能是船夫张友（支）信。但笔者从《入唐五家传·头陀亲王人唐略记》等日本文献发现，张友（支）信后曾被日本封官，加之他本身又要兼顾航海，应该没有时间建院。

而道载迎观音像供奉于开元寺的说法笔者也不认同，其最早载于《宝庆四明志》。陈 认为《宝庆四明志》是根据唐韦绚的《不肯去观音记》写成，而韦绚与慧锷是同时代的人，史料不太可能出错，但笔者考察文献发现历史上是否真有道载其人仍需商榷。大凡名刹，必有名僧。开元寺历代名僧或以诗词文章闻名，或以佛学著作称胜，或入世献身，或弘道扬名，但其中却无广扬寺名的道载；何况《宝庆四明志》里多载慧锷梦胡僧这些神乎其乎之事，后人编绘的可能性更大。

《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认为是王舜封与新罗人合力所建，只因《史越王作重修寺记》中的情节与慧锷的很像，此依据难免牵强；且原文中并无提及王舜封或同行的新罗人建院之事，只是提及他们望山作礼。连船都没有下，又何来建院。

朴现圭等韩国学者认为“不肯去观音院”是在此祈祷的新罗人所建，因《墨庄漫录》(1126年左右)曾载：“三韩、外国诸山……海舶至此，必有祈祷……”，但原文中“外国诸山”之人又怎么说呢。王连胜等学者以“新罗礁”之名为证，但笔者发现《元亨释书》原文“慧萼不忍离去，在海边结庐奉像”后还有“今，山侧有新罗礁”的原注。可见慧锷之事发生时山侧之礁并非称为“新罗礁”，不过在后来才流行这个称呼罢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普陀观音信仰早已有之，不过慧锷于咸通五年无奈舍像，由居民张氏舍宅建院，后来不断扩建成才成如今的“不肯去观音院”。

（指导老师：武锋，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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