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健

（青岛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71）

乾隆朝对高官腐败的惩治

潘健

（青岛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71）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出，历朝历代对于高级官吏的治理向来都是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困难的。乾隆朝六十年堪称有清一代立法惩贪最为严厉，也是最有建树的一段时期。研究乾隆朝对高官腐败的惩治，对于了解清代吏治的全貌，总结其吏治得失将是十分有益的。

清代；乾隆；高官腐败

一、乾隆朝惩治高官腐败的总体情况

吏治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现象。而高官腐败则是贯穿于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方面。历代对于高官腐败都采取过相应的措施来预防或者惩治。乾隆继承了前几任帝王的反腐思想，认为“侵贪之弊，尤不可不急为整饬”。然而，据清代档案粗略统计，乾隆朝以督抚侵贪为代表的高官腐败案数量却是清代最多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共十余件，乾隆一朝就达到了二十九件之多。若以乾隆四十五年为界，前四十四年共十七件，后十六年共十二件。且侵贪款额巨大，手段多样，到了乾隆朝后期往往还带有集团作案性质。从具体官员的贪污情况看，以《清实录》和《清史稿》为依据初步统计，光是处斩的就有将军4人，总督5人，巡抚10人，布政使8人，按察使2人，学政2人，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乾隆朝受到惩处官员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官员因为案件没有查清，草草结案，从而逃脱了处罚。但即便如此，后世在评论乾隆朝对高官贪腐的惩治方面也是赞扬有加的，例如晚清思想家薛福成就曾说过：“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二、乾隆朝惩治高官腐败的措施

面对不断发生的高官贪腐案件，乾隆均亲自严厉查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制度建设、立法以及刑事治罪三者相结合。真正做到了对那些“干犯法纪之人”的严惩不纵。

（一）制度建设

改革官员的考核制度。乾隆四年（1739年），将八法考绩制度改为六法，宣布今后“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从而使贪污官吏的被参劾、被严惩不再拘泥于定期考核而成为随时之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进一步规定，对于各省犯贪、酷官员，督抚、科道可以随时题参，“不入计典”，如所弹劾事情属实，将犯罪官员革职提问，永不叙用。此外，乾隆朝还调整和完善了督抚养廉银制度，使其趋于合理和平衡；在用人政策上，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常用儒家思想教育臣下，注意从具有一定儒学休养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中选拔督抚大吏。

（二）立法建设

乾隆帝即位伊始，针对督抚收受属员土特产的不良风气，曾颁布御旨：“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对各省督抚、藩臬等衙门购买物品予以限制。如果所需用物件托付首县、中军购买，封疆大吏要被革职，首县中军也要被革职，如果购买中出现少给银两的情况，除了革职，还要被治罪。

（三）刑事治罪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为使犯有侵亏的官员明白“法在所不赦”，乾隆宣布“嗣后除因公那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着永行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规定，官员审无入己坐赃致罪的，如果能于限内全完，仍照挪移亏空钱粮之犯“准其减免”。如限内不完，那么“死罪仍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即行发落，其应追赃物照例勒追完结”。

三、乾隆朝高官腐败案高发的原因

为什么乾隆朝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惩贪措施，而高官贪腐案件却越来越多？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专制皇权在清代达到了顶峰，因此，处理贪腐案件基本被皇帝一人的思想所左右。这使得皇权在发挥其最高权威惩治贪官的同时，又成为反贪的障碍。此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恶果，是君主的行为只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为目的，他们最关心的只是使其权位免受侵犯，对于各级官吏，首先要求的是他们的忠诚，而清廉与此相比只能位居后列。

第二，乾隆时期已进入了整个王朝的中期，官僚队伍已趋于腐败。可是他仍然占据国家机关的主要职务。而汉族官僚也步其后尘，整个官场形成了贪图享受的风气。攫取金钱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目的。何况他们都心存侥幸，以为能逃脱惩处。这种腐败甚至已蔓延到基层官吏，即使有乾隆的大力惩治也已独木难支。

第三，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缺陷。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陋规的存在。所谓陋规，就是地方沿用已久的不成文的规定。说白了就是法律的盲区。乾隆时期陋规的大量存在，使得许多官员把陋规当作贪污的护身符。他们利用陋规，公然贪污受贿，当东窗事发时，就千方百计把问题推到陋规上，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这就造成了法律的执行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1]（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清朝通志选举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