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雁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上海《民立报》停刊原因初探

胡雁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号角”，轰动一时。然而，创刊3年之后，即因自身因素和外部压力被迫宣布停刊。

《民立报》；停刊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分化，革命派发动反清革命运动。为促进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报界掀起了国人第二次办报的高潮。先后创刊的有《新民从报》、《中国日报》、《苏报》、《民报》等。《民立报》是于右任继《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后创办的第四份报刊，创刊于1910年。后来，随着“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民立报》也在创刊3年后被迫宣布停刊。

一、《民立报》介绍

《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创刊于上海，系“竖三民”之一，由于右任与友人朱少屏、邵力子合办，是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1911年成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它以“揭发清政府鸩毒，唤起民众”、“研讨实际问题，做建国准备”[1]260为办刊宗旨，刊登了大量揭露清政府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社会新闻，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关于实行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的政论文章。《民立报》对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事件进行了大量的客观报道，尤其是对“武昌起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被誉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号角”。后来，由于《民立报》自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3年9月4日被迫宣布停刊。

二、《民立报》停刊原因

研究盛行一时的《民立报》被迫宣布停刊的历史，我们结合《民立报》创办的时代背景、《民立报》自身办报的艰难以及《民立报》作者群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民立报》创刊的时代背景

《民立报》是国内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建国思想主张的重要阵地。创刊之时，恰逢清政府放开报禁，国内掀起第二次办报高潮，《民立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对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无能和帝国主义侵华本质进行了大量客观报道，揭露了清政府“伪立宪”的真面目，为清政府所不容，然深处租界、适逢辛亥革命，清政府无可奈何。民元初始，《民立报》呼吁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揭露袁世凯买凶刺杀宋教仁，公开支持“二次革命”，结果，“二次革命”仅仅持续了1个月，就被袁世凯强力镇压。身为反袁报刊的《民立报》，虽有着很大的舆论影响力，且地处租界，却也逃不过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封杀，“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久，1913年9月4日《民立报》即被迫宣布停刊。

（二）《民立报》受到袁世凯和革命派内部的双重压力

由于《民立报》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所以，自它创刊初期直到停刊，都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服务的。因此，它一直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受到北洋军阀等守旧势力的攻讦。在“二次革命”还没爆发以前，它就因宣扬责任内阁制，揭露袁世凯买凶刺杀宋教仁，为袁世凯所不容。“二次革命”时期，《民立报》更是公开反对袁世凯、支持“二次革命”，刊登了大量社会新闻和政论文章宣扬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主张，必然会遭到北洋政府打击。

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分歧扩大化，《民立报》身为以宋教仁为首的稳健派阵营期刊，主张通过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实现民主共和，公开向袁世凯妥协，为激进派所不容，两派互相攻讦。例如，1912年7月29日《民立报》主笔章士钊发表《毁党造党说》一文，认为政党应以意见而不是以政策相争，现在的党争纯以私见不同而争，主张“毁党造党”，即要使政党建立在合理的纲领之上，“今之政党悉自毁其党，相与其同讨论，以求其适于己之政纲，而因就政纲而再造为党之谓也”[2]，企图通过改组排除激进派使稳健派掌权。对此，激进派报纸《民权报》发表戴季陶《敬询行严先生》一文回应“毁党造党”说，“行严先生近日开口便是党争亡国，请问行严先生，中国应有党不应有党？能无党不能无党？若曰不应有党，并且有法可以使之无党，则此话或可说也。行严先生既明知此刻不能无党，又明知党争为正当之争，则现在绝不应糊涂一语抹杀之曰党争亡国”[3]，可见两派针锋相对已成公开化趋势。宋教仁遇刺后，稳健派失势，身为稳健派期刊的《民立报》自然免不了被激进派排挤，丧失同盟会各项支持。

（三）作者群办刊原则对《民力报》的影响

《民立报》的作者群大多为同盟会骨干人士，如于右任、宋教仁、景耀月、马君武、叶楚伧、范鸿仙、吕志伊等，然而这些人坚持“言论独立”原则，尤其是章士钊担任主笔期间，《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与同盟会利益多有不符，如1912年8月，袁世凯、黎元洪为维护个人权力，杀害革命功臣张振武与方维，引起舆论哗然，同盟会报纸大多披露真相，揭露袁世凯、黎元洪丑恶嘴脸，但《民立报》在章士钊的要求下，公开撰文认为责任内阁制下总统袁世凯和黎元洪无权，该事件应由陆军总长段祺瑞负责[4]，弃“党义”于不顾。类似事件还有不少，这些报道不仅会引起同盟会不满，黄兴就曾告诫于右任说：“行严此后文字所主张必与吾党政策一致，因党报之性质绝无不偏不党者也”[5]，也会降低《民立报》的社会公信度，最终也会导致《民立报》发行所面临的阻力大大增加。

三、《民立报》自身的困难

首先，任何一份报纸都有着一定的办刊宗旨，都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为这一个阶级服务的同时，就必然损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另一个阶级所不容。所以，《民立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报纸，向社会公众真实报道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案”、“二次革命”等社会新闻，并公开支持“二次革命”，就必然会被清政府、北洋政府等守旧势力憎恨。与此同时，《民立报》作者群坚持所谓的“言论独立”原则，不顾自身党报定位，公然发表与同盟会离心的新闻或政论，这种办刊风格也会为自身发行制造困难。

其次，虽然《民立报》有着较为稳定的作者群，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报刊重要作者大量出走，如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宋教仁任农林部长、朱少屏任总统府秘书、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致使报馆各方面力量大为削弱，加大了《民立报》办刊困难。报馆“交给一两个人办理以后便不大过问，党内更重要分子也不随时参加报的工作……即向来的报人，一朝离开报馆另有其他任务，好像从此改了行”[6]55-56。

此外，《民立报》虽然在报纸售卖的方式和价格等方面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也建立较为完整的销售链，但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民立报》对袁世凯的妥协倾向明显化和“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施行报刊禁售政策，《民立报》的销售量锐减，终因经济困难于1913年9月4日宣布停刊。

[1]傅德华.于右任辛亥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行严.毁党造党说[N].民立报，1912—07—29（2）.

[3]天仇.敬询行严先生[N].民权报，1912—08—2（2）.

[4]行严.张振武案解决法[N].民立报，1912—08—20（2）.

[5]某君答于右任书(续)[N].民权报，1912—09—18（2）.

[6]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胡雁（1990-），男，安徽潜山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