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原籍浙江诸暨。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其著作辑有《蔡元培选集》。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语录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至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对于学生的希望：1.自己尊重自己。2.化孤独为共同。3.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4.有计划的运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

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王开岭

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而在现代中国，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却无愧此誉。

从晚清翰林到彻底的革命党

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最终却走上了清王朝的对立面，致力于启民智救国的事业中。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却冷眼旁观，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然受变法失败，特别是谭嗣同为变法而甘愿流血一事的激励，使蔡元培走上了一条探寻救国之路。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放手一搏：蔡元培决心改造北大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初掌教育部。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时，有朋友力劝：“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蔡元培选择了锐意进取，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

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竭力提倡“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当年，可以这么说：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人才基地。

“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亲而不可劫”

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

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绝对不是那种只知点头如鸡啄米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态度极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讲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才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无论在哪儿，蔡元培都能聚拢人才，培养人才。

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只真虎

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endprint

中国社会对人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有删改）

【操千曲而后晓声】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本日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章，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他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只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原载《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重庆，有删改）

【问渠那得清如许】

博览群书方为雄

“古越藏书楼”是绍兴城的首富徐树兰于光绪年间创立的。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而得以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自1886年至1889年，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蔡批注的书籍，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楷，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后来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此后，蔡元培再研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学拉丁文，师事马相伯）等外国文字，并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他的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高深学问。

兼容并包雅量高

蔡元培自己身体力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以身垂范，雅量高致，绝不以权压人。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胡适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endprint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几人能有？

思想自由，开创北大新风气

蔡元培实行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引进了一批新文化的倡导者进入学校，如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同时，一些旧派人物如黄侃、辜鸿铭、刘师培等也在讲堂。蔡先生还提倡美育，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社、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等社团，使学校形成浓郁的学术讨论、思想争辩的风气，充满了勃勃生机。可以说，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对五四运动起了孕育催生的作用。

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大佬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绝知此事要躬行】

请运用蔡元培这个人物素材，围绕“读书与救国”“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严与宽”三个话题，各写一个200字左右的语段。

参考示例：

1.读书与救国 “读书”与“救国”在蔡元培的思想中是有所侧重的。蔡元培饱读诗书，是清朝翰林，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但是，五四时期，在学生潮出现异动后，他却发表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从这两句话来看，无疑在“五四”前，他更强调的是救国，而且也一直积极筹备各项救国事项;到“五四”后，他显然强调了下半句，那就是学生的职责更在于读书。他认为，“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在教育这一领域中，学生最大的爱国其实在于读书，读好书，才能更好地救国。对此，他还发表了《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报告，把“读书”远远高置于“救国”之上……

2.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蔡元培执掌北大，遵循两大方针，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推动北大成为新青年的精神坐标;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任教，推动文学革命;还聘请鲁迅、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吴虞等一批倡言新思想新文化的学者……同时，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如辜鸿铭，拖长辫，持复辟论，但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蔡元培聘请他讲授英国文学;刘师培是有造诣的国学家，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是拥护复辟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蔡元培聘请他讲授古代文学。这样一来，北大包容了各种思想和流派，师生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民主自由风气，使北大成了新思想的集散地、新文化的发源地。

3.严与宽 蔡先生宽以容众，不严责人，但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曾有一学生，一副小官僚的行事样子，惹得学生们纷纷写匿名文章，把这个同学骂得个“不亦乐乎”。对此，蔡先生在一大会中严辞批评：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他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北大此类的匿名文章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蔡先生做人做事时严与宽的艺术，启迪后人良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