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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理论视角下的政治语篇翻译

2015-07-04潘莹禹一奇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5年7期

潘莹 禹一奇

摘 要:政治语篇往往体现了特定政府和组织的官方立场,反映出权力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根据自身的立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事实进行不同方式的建构,从而实现再叙事。本文以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政治语篇为研究材料,从莫纳·贝克的叙事理论视角来分析它们的叙事建构,希望能够为政治语篇以及叙事理论的研究增添一点新的思考。

关键词:叙事理论  叙事建构  框架设定

一、引言

政治语篇涵盖范围广泛,它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外宣报道、会议讲话等各种形式。由于其体现政府以及组织的官方立场,如今在对外交流中愈发重要。

叙事学(Narratolog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其研究范围一直局限于文学文本领域,直到近年来才与非文学文本结合起来。莫纳·贝克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她首次提出将叙事学与翻译结合起来。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Translation and Account:A Narrative Account)一书中,她借鉴了考夫曼(Goffman)的建构理论(framing),探讨了翻译中的叙事建构。贝克指出,叙事建构主要依靠以下主要策略,即时空建构(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文本素材的选择采用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标示式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以及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本文將以上述策略为理论依据,分析、比较及总结有代表性的政治语篇的叙事建构,以期对政治语篇以及叙事理论的研究引起一些新的思考。

二、政治语篇中的叙事建构

(一)时空建构

贝克认为时空建构即选择一个文本,将其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新的语境会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Baker,2006)。

在政治语篇中,常常通过引用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译者将那些深入人心的叙事置于一个新的时空中,从而起到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如,今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做主旨演讲时说道:

“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艰难时刻,在抗击印度洋海啸和中国汶川特大地震等灾害的紧要关头,亚洲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克服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展现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正可谓患难见真情。”

译文:Over the past 70 years, Asian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transcended their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and social system. No longer cut off from each other, they are now open and inclusive, with suspicion and estrangement giving way to growing trust and appreciation. The interests of Asi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tertwined, an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has increasingly taken shape. Be it the arduous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or the difficult period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or the hard time in the wake of devastating disasters including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earthquake in Wenchuan, China, or a series of such incidents, the people of Asian countries have always come to those in need with a helping hand and worked together to overcome one challenge after another, demonstrating the power of unity in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the spirit of sharing weal and woe.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连续提到民族独立斗争、亚洲金融危机、抗击印度洋海啸与汶川地震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目的就是通过时空建构勾起与会者的联想与情感,把这些事件与博鳌论坛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叙事手法,能够拉近与会代表的距离,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并没有采用完全直译,而是采取了增译的方法,特意标明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时间,加深大家的情感认知。在翻译时还特意留下了伏笔,这一连串的其他事件可以引发与会者的思考,更加增加亚洲国家之间的认同感。

(二)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对于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是通过省略和添加的方式实现的,目的是要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高一层叙事的某个方面(Baker,2006)。除了省略和添加,译者还可以选择翻译或者不翻译哪种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

在政治语篇中,这一策略被广泛使用。比较常见的是译者通过斟酌用词甚至是省略不译的方法,来传达对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以及自身的政治立场。

(三)标示式建构

标示指使用词汇、用语和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以及事件。这些用于指示和识别关键元素和参与者的标示提供了一个诠释框架,引导和制约我们对当前叙事的反应(Baker,2006)。

在政治語篇中,比如西方的救济金pension,在中国很多媒体中就被委婉地表达为welfare benefits。还有西方政治中的一些丑闻等等,都会称为某某事件,从而淡化其社会影响,像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之类。在翻译此类文章时,译者通常会十分注意此类标示性建构。他们通常不会按照原义去进行直译,而是委婉地进行处理。否则,他们相当于是在传播异国的意识形态,会造成不良的传播后果。

(四)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即译者重新定义和改变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和读者、听众之间的位置关系(Baker,2006)。译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积极参与叙事:在副文本中添加评论和对文本内的语言参数进行微调。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以下是中外媒体对该句三个不同版本的翻译:

(1)Only the wearer himself knows whether his shoes fit or not.(新华社)

(2)You know if the shoe fits only if you try it on for yourself.(路透社)

(3)Only one's feet know whether shoes fit.(中国日报)

其实,这句话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清朝魏源所说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而且,后期很多媒体都把这句话上升为“shoe theory”的高度。不过,可以看到译者在处理时,没有将其复杂化,把它完全处理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典故或是高深的理论。相反,他们都选择了简单化的表达,既保留了原文口语化的风格,又能准确传达原文的内涵。翻译拉近了总书记与民众的距离,符合接近叙事者的意图,重新定位了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叙事接受者、原作者与叙事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三、结语

本文基于最新的政治语篇实例, 应用莫纳·贝克的叙事建构理论,从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采用、标示式建构以及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四个方面对原文和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通过对比叙事差异,从新的视角对政治语篇的翻译做一些新的思考。从中不难发现,由于译者处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下,因而其叙事选择往往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最终造成新闻语篇叙事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Baker,Mona.Translation and Account:A Narrative Account[M].London and NY: Routledge,2006.

[2] Baker,M.Narratives in and of translation[J].SKASE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2005(1):4-13.

[3] 赵文静.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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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骁华.翻译中的西方主义——以18—19世纪中国的政治、外交文献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2(2).

[6] 黎珂.从Mon Baker叙事理论看严复《天演论》译本的重构翻译[D].华中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