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伟

“朦胧诗”这一名称源于一篇批评“读不懂”的诗的文章，这一名称后来被用来指称异质于“传统”的青年诗人的作品。 “朦胧诗” 这一提法也存在争议：有人从民间刊物《今天》的名称出发，将其命名为“今天派”诗歌。而超越这派诗歌的“新生代”诗潮出现之后，又有人用“新诗潮”包容《今天》以来的诗歌探索。不过，“朦胧诗”这一名称，经过1980年代初的激烈论争和《朦胧诗选》的大量发行，已经成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北岛和舒婷曾被认为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

一、北岛与舒婷朦胧诗的共同点

（一）重视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揭示，通过对“自我”情感、心理内容的表现，传达他们对世界的感情体验。北岛和舒婷都是些“内向”的诗人，认为对心灵的陶冶、对人性的改善、提高人对自我本质和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是诗的首要任务。他们抱着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构筑沟通心灵间桥梁这一动机来写诗。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这是北岛宣言式的凝练、简约的表述。当舒婷发出“人啊，理解我吧”的声音时，她的哲学不是斗争的哲学，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我们从这些最初的宣言中，不难辨认出他们对“神”的否定以及对人和自我的肯定。他们的感受方式与表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却有本质上相通的一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诗是一个由诗人创造出来的、超于现实之上的独特世界;诗应当以人为表现核心，并且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二）在艺术表现方面，北岛和舒婷都比较注重新的探索，他们不惜借助外力，努力发掘传统诗艺中的死角。北岛、舒婷通过各自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以象征为中心的多种新的表现手法，主要有：象征。这种手法用的最多，如北岛的《五色花》、《结局或开始》，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 视角变幻。如舒婷的《赠别》中抒情行节与景物描写的剪辑交杂，变形，打破时空的固有顺序，如舒婷《回乡》中往事与现实的交错出现。

二、北岛与舒婷朦胧诗的差异

作为同一时期的青年诗人，北岛和舒婷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题材内容和创作手法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异。

（一）与北岛相比，舒婷更注重对细微情结的捕捉，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结和内心波澜。她要“写一行饱满的诗/进入所有心灵”。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自画像》、《呵，母亲》、《夏夜，在槐树下》、《雨别》、《四月的黄昏》等大部分作品中，舒婷通过对祖国、亲人、朋友的感情的真切抒写，提高了人的感情生活和独特、真挚情感内容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和价值。

舒婷擅长表现人的情感的曲折和复杂性。她抒发的情感，常常不是单一的。其中，包含着因时代、社会和个人生活等影响、制约而产生的多种复杂因素。这种感情冲突，有时表现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实现的艰难之间的矛盾;有时表现为意识到历史责任与是否有力量承担的矛盾;有时则表现为自我二重性的冲突。《中秋夜》诗中讲话人坚定表示：“道路已经抉择，/没有蔷薇花，/并不曾后悔过。”——历史的责任感排除了对“花朝月夕”的流连和眷恋。

不过，舒婷复杂的心理矛盾所产生的忧伤，是明亮的忧伤。因为她的这种感情是建立在对“人类善良的天性”的信任上，是为“理想的太阳”所照耀的。 北岛的诗歌作品，大部分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争取觉醒的青年对不合理社会环境的批评，同时也展现了个人为身心血液的更新所进行的自我冲突。尽管他的诗，对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力量有更多的抨击，对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网结有更多的强调，但是，展望民族斗争和未来，坚信理想，是贯穿其诗中的激情。

（二）舒婷的诗，常常在梦和现实之间缓步而行，沉浸在生命体验的痛苦与喜悦之中。到处都是流动的眼在看着我们，痛感和美感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卑微，进入到一种幻美的世界。 北岛则更表现为一种较为急切的探寻，常常沉入冥思，对所生存的世界进行质疑和反讽。生命的意志贯穿其中，一种非人间的音乐如大水漫过我们的双肩，泛着崇高的光芒，喘着沉重的粗气，使我们即使在深睡中也会突然被惊醒。 北岛曾翻译出版过一本《北欧诗选》，而他也从中汲取了许多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只有北岛，在借鉴外来艺术上较多地受这方面的影响，而其他青年诗人如舒婷等，则多受英美现代派的影响。北岛的诗总是有很强的历史感，其立脚点也显得较高一些。他不是由一个具体的意象铺展开去，而是大把大把地去抓那些充满棱角的感觉，如《走吧》、《陌生的海滩》、舒婷用女性的柔情抚慰孤寂的心，北岛则用浑厚的男低音向世界宣布：“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舒婷的伤感是一种美丽的忧郁，而北岛在这方面却更注重现实感受和对往昔痛苦生活的回忆。

（三）北岛的诗具有浓厚的抗衡色彩和英雄主义风格。他的成名作《回答》中充满激愤和反讽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结尾时“我-不-相-信”的宣告，既体现着受蒙騙的一代青年的怀疑与觉醒，又表现了这个诗人孤独的英雄主义气质。他的诗总体上有孤独的“自我”与环境的尖锐对立的特点，以黑夜与冬天的意象、情境为主，诗中孤绝沉重的说话者或是在走向冬天，或是在黑夜沉思，或是面临着最后的时刻（如《走向冬天》《宣告》《结局或开始》等）。它们是一代人生存经验与精神历程的“履历”，在《履历》一诗中，北岛惊心动魄地表现了一代人“寻找太阳”的“倒挂”过程：“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

以上对北岛和舒婷的作品分析，也使我们得出了几个更明确的结论：从艺术美的角度来看，舒婷显然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北岛更像一个思想者，诗只是他表现思想的一种媒介。北岛的诗总是哲理先行，一开始就营造一个大的基调。舒婷的哲理往往溶合于诗的整体结构和形象中，她用整首诗来表明自己的思想情绪，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所以说，舒婷更是一位诗歌的建设者。.在语言方面，北岛和舒婷都力所能及地为中国当代诗歌贯注了活力与弹性。“我要葱绿地每天走进你的诗行/又绯红地每晚回到你的身旁”（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渔夫舍弃了船，炊烟般离去”（北岛《随想》）等由语言的新颖组合而造成感觉上的新鲜感;“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一类“通感”的神奇曼妙以及种种诸如此类的语言变形都给人欣喜。现在看来，这种欣喜又缺乏持久度与深厚感，以至后来的许多诗歌作者都很少能将零散的象征单位化合成诗歌构成上的内在素质。有限的新鲜感一旦逝去，一切很快便会重新定型化。尽管如此，北岛和舒婷在诗歌语言上所做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