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走进一座村庄，一座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那里的房屋、草垛、院墙、猪圈都很熟悉，像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们，一经见面热情洋溢，像我的亲戚邻居……那个村庄，是我笔下的村庄，叫上塘，那些人们，是我笔下的人们，叫刘立功、徐兰、鞠文采，他们虽然出自虚构，却是我一直以来的想念，大约还在童年，我就与他们厮守、相伴，到我长大，成为一个写作者，他们从记忆涌出，在我的小说《上塘书》里生老病死打发日子。小说里的日子不管过得好与不好，总要结束，就像剧场里的戏剧，可戏剧结束了，人物卸妆离去，小说结束了，那里的人物却卸不了妆，他们不但卸不了妆，还一直尾随你，成为你的影子，某一天，他们突然现身，你竟惊出一身冷汗。

那是2009年春天，从故乡返回大连的途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非要我在县城停留一下，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朋友是热爱文学的生意人，他对文学保有热情的方式除了有限的阅读，就是不断地请文人吃饭，不断地让你认识一个人。而十有八九，他领来的人你不感兴趣。那天中午，他领来的人是一个开矿的老板，他刚刚遭遇一场灾难，妻子在家里被害。朋友让我认识，显然不是为了提供写作资源，我们刚刚坐下来，他就指着朋友说，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都混到企业家、人大代表了，还这么个熊样！你说至于嘛！今儿个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这老哥在外面早就有相好了，老婆死了等于给她让位儿，可你看他，还不理人家了，还动不动就去老婆坟地，一坐就是半天，你说至于嘛！你是作家，你好好开导开导他……

那次饭局只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一方面，我知道摊上这种事，开导根本没用，你不是当事者，你无法体会当事者的感受;再说，他一直低头抽烟不肯说话，你即使想开导，也无从下嘴。当然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天中午，闷闷地看着那张汗津津的国字脸，我的汗也淌了出来。我深深记得，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室内的气温也不过十度左右，可我确实出了汗，因为我发现我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叫刘立功，曾经是歇马山庄村长，他当年一夜之间辞掉职务，进城发展，是发现当小学教师的老婆徐兰跟鞠文采私通，赌一口气;我还知道，他出身卑微，为了改变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户人家女子，却像一只蚂蚁追到一只蚕豆，不知该怎么办……

《上塘书》的写作已经五年了，五年过去，还能在一个场合与那里的人物相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奇迹是灵感的种子，它降至眼前让我兴奋，竟至于出了汗，可绝不意味是种子就一定能够发芽，它需要土壤，需要阳光雨露和空气。我是说，离开朋友餐桌，本以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写成，可两年都过去了，才写下不到两万字。我似乎只认识他们的过去而并不认识他们的现在，我似乎也能想象他们的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了上塘，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直至面目全非……可是，我的困难在于，我能够在理性层面推理他们的现实遭遇，却给不了他们遭遇现实的物质外壳，具体说，我不知道刘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写《上塘书》时，他还生活在封闭的上塘，我的想象可以凭借记忆，现在，他从上塘出来了，经历十几年二十几年摸爬滚打，他跟家，跟背后的家族、土地，跟身份赋予他的一切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触摸不到……虚构的文学需要一个坚实可信的物质外壳，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可我却看不到我笔下人物吃喝拉撒生活起居的真实场域，他们就像空中飞人，飞速旋转让你眩惑，让你心跳，你却觉得和他不在同一世界……

《上塘书》里的人物睁开了眼睛，活了起来，我却无法让他走到现实的地面，无法把他感召到同一世界。眼睁睁看着他们拥堵于笔端，痛苦的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走出家门，返回乡村现场。

那是整整两年的时光，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放逐乡野，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采访那个餐桌上认识的企业家，因为朋友告诉我，他和那个相好的结婚生了儿子，早就不再痛苦，这结局让我失望。两年时光，我不光结识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各色人等，还在法院的审判厅，信访办的接待室，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探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访倾听了许许多多来自于那里的人生故事，有段时间，我还随心理学朋友参与了对农村自杀一族们的调查，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如果不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图景，如果不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我写不了《生死十日谈》，同样，没有《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刘立功们依然无法行动。因为在这次自杀调查中，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立志改变乡村，二十几岁就当上村长，可20世纪90年代，他经不住外面诱惑，和刘立功一样，一夜之间辞掉村长到外面打拼，然而赚了上亿资产，家从乡村迁到县城迁至大城市，到有一天，国家鼓励有钱大户承包土地搞现代农业，他居然又回到乡村，重新竞上村长，可因为土地太吃钱了，因为当了村长，进入了复杂的官场，因为老婆绝不跟他下乡，常年两地分居，还因为他后来爱上为他打工的民工妻子，陷入混乱的伦理关系，不堪重压卧轨自杀……《上塘书》里的刘立功和自杀者在这一维度相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到了2010年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有可能重返乡村承包土地，有可能重新竞选村长，这一现实对我可是太重要了！它不仅照亮我一直以来寻找的乡村人精神还乡这一主题，还将刘立功往返与城乡之间的物质外壳呈现眼前——他在上塘，又不在上塘，他渴望还乡，却无法还乡，灵魂在上塘与上塘外面漂泊，生活场域广阔而虚妄……关键在于，因为有了对更广阔社会背景的了解，我能在刘立功的生活空间之外，看到人心在变革中的动荡与失控，看到失控灵魂的不安和惊恐，惊恐灵魂对安详安宁的渴求，我还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灵魂的救赎——挣扎、救赎，刘立功迅速站立并行动起来，他的老婆突然被害，他需要报案，需要接受调查，需要向儿女亲人报丧，需要面对前来哭丧的所有亲人，需要思考把老婆葬到城里还是乡下——在这之前，他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他不需要思考跟死亡有关的归宿问题;在此之前，他是农民企业家、人大代表，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可突然之间，警车的汽笛响在家门口，他由成功者变成受害者家属，他被从正常人生轨道拉了下来，他的人生不得不倒立在黑暗中……在这倒立的黑暗时光，他是否思考过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是否看到创造财富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像血迹一样除不掉的原罪？

刘立功开始了行动，我的笔终于不再艰涩，跟着他，我走近他身后的家族，走进他遭遇灾难之后的黑暗瞬间，走进不曾料想的绝望和痛苦，尤其当他已经遇害的老婆不甘沉默，其灵魂在死后的十几天里四处游荡，我的笔不得不在灵魂的沼泽里深深下陷……吞噬我的，是乡村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是他们在寻找中心灵的孤独、脆弱和恐惧，是为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呈现出的心灵真相……

反响

在这里，孙惠芬一改《上塘书》叙事语言的舒缓有致、隐忍、犹疑和从容，她写得尖锐锋利，敢于挑战读者感官甚至不避冒犯。她嘈嘈切切，急管繁弦，将故事讲述得任情任性、风波动荡，始终充满内在的紧张和悬念，使小说一直处于烈火烹油的焦灼中，人物的感情亦是历经沉重现实压抑后爆发的不疯魔不成活。或许是对现实的认识令她不得不用此凌厉文风，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表达她的思想与情感，或许一旦进入那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人物便遵循着生活的强大逻辑，脱缰而去，自成一套节奏与语言。

——评论家 王颖

在《后上塘书》中，孙惠芬让死者徐兰的亡灵有机地参与到了叙事中，这不仅仅是为着调度叙事的节奏或增加文学意味，也不仅仅是为着弥补限知叙事的局限或者增加小说的魔幻色彩;最主要的，孙惠芬是要借此让脱离了肉身和凡尘的徐兰能自由行走于城乡之间，能游刃有余地窥探到一个个生者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更能借机重新理性审视自我拷问自我。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乔世华

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由刘杰夫的叙述、冤魂的悲鸣和四封来信这三个视觉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悉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以及身与心都处于悬空与漂移状态的困境与窘境。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熟悉孙慧芬的读者会感觉到，《上塘书》的出版到《后上塘书》的发表，上塘村长了十岁，作家则精进了十年。故土的人与事，曾是布满乡情的扇面，容得下条块状相连的温暖和忧愁;现在，扇子被收束起来，成为一把贯通感和穿透力极为充沛的长剑，从少儿时期的歇马山庄出鞘，直指成熟起来的上塘村的心病。

——评论家 郭梅

孙惠芬，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伤痛故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等。曾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现居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