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磊

摘要 由广受好评的美国FX电视台热播剧《美国恐怖故事》出发，探讨这部表面上以“恐怖”“惊悚”为题材的剧集中暗含的文化意义与激进潜能，亦即“酷儿身体”（非常态身体）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霸权的冲击与挑战。资本霸权试图规训一切不符合自身增殖逻辑的身体，将所有异数斥为鬼魅，而酷儿身体则冲破了资本霸权的表征框架，暴露了霸权的深层恐惧，其不断丰富的“生成”（变化与壮大）过程也为人们开启了常新的想象，带来了别样的启迪。

关键词 恐惧：酷儿；身体；表征框架；生成

一、恐惧与身体

2011年10月，《美国恐怖故事》（American Horror Story，又译“美国怪谭”，以下简称《美恐》）在美国FX电视台开播。该剧甫经推出便取得了极佳的成绩，目前已进行至第四季。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其他国家，《美恐》都大大激发了大众的兴趣与讨论，亦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例如，第四季第一集的美国本土收视率就高达617万人次，也创下了FX电视台的收视纪录。而在中国大陆，截至2014年11月，仅在优酷网，前三季《美恐》已经创下超过l亿人次的观看记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大众收视率还是从评论家的反映来看，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在艺术层面，《美恐》都堪称同题材、同类型影视作品的新颖典范——作为以“恐怖”为主题的剧集，《美恐》完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惊悚”题材影视作品。该剧的内容更为深刻，其风靡与成功当中包含了更多同我们这个时代相关的微妙讯息。

提及以“恐怖”或“惊悚”为题材的美国影视作品，人们的脑海中往往浮现出“怪兽”“杀人狂”“生化危机”“时空穿越”等等刻板印象，而这些主题也的确是美国惊悚类影视作品中最为常见的题材。换言之，美国文化当中似乎缺乏东方人所熟知的、以“鬼魂”为代表的恐怖元素。即便有，其行为方式也同东方语境中以祖先崇拜为根基的鬼魅大异其趣。如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所言：“美国看起来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会接受鬼魅的国家，它不相信过去具有神圣性。在美国的宗教中，祖先崇拜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杰斐逊总统曾说过：‘死人没有权利。他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的创造者创造地球是供活人而非死人使用的。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美国缺少鬼魅喜欢出没的地方……美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它在公众眼中的主要形象一直都是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金黄色的玉米田及信息高速公路。”

纵观《美恐》各季的主题及其主人公：“凶宅”（一个个无法逃脱地狱的鬼魅）、“疯人院”（强制收监的各类精神“罪犯”）、“女巫团”（各怀法术的女巫）、“畸形秀”（众多身体异于常人的戏班演员），我们不难发现，真正让《美恐》成为经典的，并不是一幕幕光怪陆离的视觉景观，而是触及当代个体灵魂深处的恐惧：身为异端而无从逃脱的恐惧。由文化研究视角观之，《美恐》的这一条主线恰好同当代“酷儿”（queer）理论发生了微妙却清晰的共鸣：“酷儿”一词最初用来诋毁一切性少数族群（意近中文语境中“变态”“怪胎”等仇恨词汇），而在当代欧美学界，该词已经历“去污名化”与“去性化”过程，不再仅限于指称某一特定人群。关键在于，既然人人身上都有异于他人（所谓“常人”）的特质，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酷儿”。这一词汇也因此逐渐成为肯定、褒扬个体差异的关键概念。

尽管《美恐》的英文维基百科页面只是暧昧地将其标注为“酷儿相关电视节目”，但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部作品：所谓“美国恐怖故事”，就是“美国酷儿故事”。换言之，问题不在于鬼魅与恐怖本身，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之下，我们会将某些人、某些身体斥为“鬼魅”，让他们堕入人造的地狱，成为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幽灵”“愚人”“女巫”或“支离疏”？而成为异于“常人”者，是否就意味着身处地狱、万劫不复？就此而言，《美恐》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起点、契机与启示，其视觉景观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隐喻。藉此烛幽之光，我们可以管窥所谓“酷儿身体”在当代的境遇，了解身体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霸权的厮杀角力。

二、理论与身体

在“纯粹”理论层面，结构主义继分析哲学之后完成了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式“语言学转向”，而随后兴起的解构主义哲学则在进一步榻橥语言重要性的同时拓展了对语言的认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是，语言并非某种固化僵死的结构，亦非某种“自然之镜”式的认知基础；语言是某种非固定、无所指、流变的物性活动过程。但“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现代意识哲学的问归，相反，法国当代哲学纷纷通过强调“心灵的肉身化”与“身体的灵性化”而突出了身体经验，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身体主体的地位。藉此，感性与身体经验得到极度张扬。不仅如此，哲学的语言式转向偕同精神分析等诸多新兴学科，共同揭示了身体不仅仅是物质性问题，更是话语问题：身体并非自明的自然事实，而是话语与权力的建构，因此，身体亦具有了语言般的流变特质；也正是因为身体是被建构的活动场域，它才会成为新时期众声喧哗的争论焦点，成为“沉重”的“肉身”。

作为受到“语言学转向”以及解构哲学影响的具体实践形式，平权运动的发展以及“酷儿”文化的兴起印证了哲学理论的启发能量。众多色彩斑斓的身体与个性实践恰恰确证了流动、去中心、差异、生成式的语言流变思维。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分别以各自方式探索得知：身体在世界各地形态万千，一如语言的分。身体差异的释放，最先是在理论话语的层面上完成的而毫无疑问地，多样的身体实践也启发了哲学家发展出更为广阔的思维面向。我们甚至可以不惮僭越地说，如果抽离丰富的生命体验（包括身体体验），任何一种“生存美学”都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20世纪身体与性实践的先锋代表，“酷儿”族群的身体及其实践见证了“生命权力”（bio-power）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崛起，并直接触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层面的权力施用。正因此，在讨论这一新时代背景中的身体时，现实中“酷儿”身体的生存境遇将有助于我们观照身体本身的浮沉。可以预见，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性”（ sexuality）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身体”仍将继续影响与激发“生命政治”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转变。

三、权力与身体

如同《美恐》第三季中身怀绝技却遭到猎巫者追杀的女巫一样，身体实践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必然招致权力层面的极大反弹。而由于性处在身体与身体、身体与生命、个体与公众的交界处，也就是说，性处在身体与国家（乃至超国家）机器的边界。所以，性与作为“异端”的“酷儿”可以作为非常恰当的切入点，由此出发讨论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众多理论家中，盖尔·罗宾（ Gayle Rubin）对草根社群身体实践的民族志调查以及对“性政治学”的理论分析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她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性”被政治化的倾向空前明显，人们的情欲处于被管制的处境中，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随着身体表达多样化的兴起，权力的关注焦点转向了“性异端”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艾滋恐慌的到来，美国的权力反扑聚焦于性少数族群。传统、保守的本质主义曾认为性是自然的力量，先于社会生活而存在并造就了社会制度。但身体实践的多样扩张从生命实践层面上松动了本质主义的桎梏，性不再被认为是永恒不变、非社会、超历史的神秘之物。除了本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五种关于性的传统意识形态体系：对性的否定态度、对性的错误度量、对性活动价值的等级划分、性危险的多米诺理论，以及良性性差异概念的缺席。随着身体表达的日趋多样，所有这些陈词滥调都在权力对身体的反动中被再度“招魂”：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主流“科学”话语在对性的研究中，频繁复制着这些先人为主的传统价值，并通过“科学”的手段，以群体“生命”之利益的名义对身体展开全方位的反扑。

复杂、多样、差异让权力感到胆战心惊、难于控制。为了让多样化的身体实践回归僵化的“秩序”，就需要将“僭越者”的实践认定为“犯罪”，就需要混淆暴力性犯罪和自愿行为，就必须把它们描绘成对健康、安全、妇女儿童、家庭，甚至文明本身的威胁，即使某种实践、某种身体已经被承认为无害的，它仍有可能被禁，其理由是它会“导致”某些不良的后果。不仅如此，权力甚至收编了一些激进的政治团体，将其行动导向自身的反面。罗宾批评了“激进女权主义”的反淫秽运动，她指出，反淫秽运动谴责所有多样化的身体表达，其中妖魔化话语大于理论建树。反淫秽运动已被资本权力收编，成为规模宏大的“制造‘牲人（homo saccer）”运动，它将社会的恐惧导向无辜的个人、行为和社群。更为可怖的是，激进团体与右翼势力的合流，重新创造出了极为保守的性道德，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社会既得利益者（如银行、开发商、政治机构等）身上转移开，以最无权无势者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少数”团体中较为体面者得到“正名”的愿望。

蒂姆·迪恩（Tim Dean）延续了罗宾的思路，通过考察生命权力在网络时代的新变化，在进一步揭露身体表达之境遇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身体对权力的抵抗方式。他对身体性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即“背空”亚文化）进行了深度的体验、采访与分析：随着时代的变迁，草根社群中进行各类性实践的“浪荡子”遭遇到了更多来自多层面的冲击与压制，其中包含了国家层面的权力运作（如，加州政府对身体活动场所的骚扰），甚至包含了新时代的网络冲击（如，新型社交方式的流行）。而身体技术的亲身实践者们也发展出了一些抵制性的身体实践，“背空”性行为即属此例。迪恩指出，此类行为在对待身体实践的风险时，表现出了某种无畏甚至欢迎的态度。而这其中包含了某种深刻的伦理潜能，它代表了对他人乃至自身他性的直面态度，这种身体实践对待权力的反抗形式因此包含了正面而积极的价值但情况也并非完全积极，迪恩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对性文化及公民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退缩到网络的“交往”形式是对权力骚扰的消极应对，在线的“社交”行为恰恰代表了某种回避接触交往的退化形式。而且，霸权可以通过网络，更为高效地收编草根、挤压最底层群体的身体实践空间，并加剧对它们的弹压与污名化。

在批判美国文化霸权时，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深刻地指出，媒体与表征领域的呈现“框架”其实正是权力运作所依赖、所建构的霸权框架，它框定出了合法、真实、良善、优美的表征客体。换言之，“异端”能否出现在表征领域、又如何呈现于公众视野，早已受制于权力的筛选、框定、否定与扭曲。在此意义上，作为影视产品的《美恐》正如同一个个讽刺霸权的“寓言”，一个个冲击框架的“单子”，以最隐晦而又最透彻的方式揭露出“酷儿”身体在文化霸权之下的境遇。其深刻与独到之处就在于，观众终将意识到，恐惧与无望的境遇并不只属于“异端”，在资本霸权的作用下，恐怖完全有可能不期而至，笼罩并席卷每一个普通人。

四、身体与生成

所以，归根结底，性、性体验、性倾向本身绝非要旨所在，与身体实践相关的自我塑形、交往形式、社会控制、社会话语才是问题根本。福柯的《性史》研究早已表明，“权力对性的控制、刺激、规范实际上是权力对生命管理的强烈表现。”经过身体觉醒、艾滋恐慌、全球化、网络时代的一波波洗礼，“生命权力”的兴起与施用也变得愈加频繁和深入。至此，权力已发展至全新的阶段，它不再简单粗暴地施用于某一具体的身体，也不再喋喋不休地试图改造身体的“灵魂”；权力拥有了自己新的秘仪，它已然戴上“科学”的面具，以“生命”之名对众生发言。对身体行使管控的具体部门也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暴力机关与安全保卫部门，加入这一行列的是公共卫生署、疾病预防处、健康保健科……作为其施用对象的身体也从个体、群体或人群，化约为抽象的数字、数值与代码。

身体见证了权力的变迁以及权力施用方式的变化。时代变迁，而权力关系永恒。身体仍将成为权力与话语争夺的核心场域。但身体并非某种经历兵燹后的废墟，相反，身体永远常新而神秘，让一切意图驯服它、固化它的思维捉摸不透，从而一直激发着各种话语的争夺。权力关系虽无可避免，但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施用方式却并非一成不变；对权力的抵抗与驯服也必然富于变化。

身体应当指向的是审美与伦理，而非权力强加的科学或道德。换言之，“只有美的举动才是道德的”，而表现出风格、表现出主动性的举动就是美的举动。而所谓“生存美学”的理想，实际上也是要释放身体的主动性，为身体“去蔽”，涤除一切加诸其上的观念、道德、科学，无论它们假借了何种名义：君主、神祗、国族、生命……唯此才能够恢复活生生的身体经验。作为各类权力施用的载体与受体，身体是力量交锋的场域，但并不是“弱者的反抗武器”。对权力的反抗需要从身体出发，以更加主动而丰富的“身体艺术”来抗拒“身体技术”的规训，直面无孔不入的权力技术，嘲笑其建构的“理性铁笼”。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身体的多样，人们所知仍然极其有限：身体并不只有性别、性倾向、族群、种族、年龄等意义上的差别，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差异也尚未得到考虑。

而所谓“酷儿身体”，并非指某位“怪咖”（“queer”的污蔑本意）的身体；它不是“超人”，更不是“支离疏”。它也不仅是“酷儿”族群的身体；它毋需通过高举任何旗帜以标识自身的殊异个性。这身体甚至已经不属于某一个体、某一族群；在这样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交织的新时代，“身体”早已溢出了个体乃至族群的边界。“酷儿身体”应当更为广泛地指涉一种新时代的身体境遇，也就是处在多元、流动、生成之中的身体。它如同语言一般，是难以摆脱却又无法切实把捉的神秘之境，甚至就是语言的言说本身。它（们）难以被轻易归人任何一种先验的理论框架之中，任何形式的身心二分早已不合时宜：区分即对待，对待即有限，有限即束缚，束缚即桎梏。

在此意义上，凡具身体者皆“酷儿”，只因无人能够符合任何一种量化、僵死的“身体标准”：无论它是以何种名义——君主、神祗、国族或生命——制定的。而承认身体的“酷儿性”（ queerness）或曰“生成酷儿”（becoming-queer），并不仅是承认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存在着无数“细微的性”（micro-sexualities），更是承认一切知识实践中的“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亦即所有身体皆可以自身方式进行的“生成壮大”（becoming-more）。

我们有理由期待身体与身体经验的持续多样化，并切身参与到身体与权力的交织浮沉之中。建构这世间万物的物质、文化、社会、语言等条件如同一条条汹涌交错的河流，从未停止过改变，身体与权力的交锋也将继续。而且如同《美恐》这部“酷儿”戏剧流变不羁却又一往无前的主题变奏所昭示的那样，身体的壮大生成、身体同权力的交锋远非龅可按同定剧本演出的剧目，它也无法保证“观者”不受牵连而永葆无恙。身体如同宇宙大化，生成流溢却又无法确定。惟其如此，人们才有可能、有必要在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下发掘、期待、促进身体不断带给世界的冲击、惊奇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