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狄　谢红

[内容摘要]陈豹隐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在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能看到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基本解释，能看到发端于西方的政治学科的基本状况；尤为重要的是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但是.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也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启示我们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活动的斗争性，应更科学地认识人类政治现象的历史性。陈豹隐关于政治态度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要高度重视政治启蒙，要科学培养政治理性，要积极投入政治热情。

[关键词]陈豹隐；政治学；民治政治；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5）01-0047-11

一、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政治学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维新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理念的介绍，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尤其是严复的大量政治学译著，让人们对“政治”这个讳莫如深的社会怪兽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更广泛地接触现代政治学则是与民国初期留学海外的政治学学者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面的代表人物有留学英国的杭立武、留学美国的张奚若等。若从留学海外的时间、人数和影响来看，留学日本的政治学学者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包括高一涵、李大钊、邓初民等。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政治科的陈豹隐应是学成归来，传播现代政治学理论和理念的政治学学者中的重要代表，他和其他的留学海外的政治学学者们一起，以他们的著书立说，讲演教学，时论文章，架起了一座现代政治学传播的学术桥梁。

在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我们能看到关于人类政治现象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帝王政治、专制政治的全新解释，这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在陈豹隐看来，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生活就是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人类关于政治权力的活动的进程”。然而，当陈豹隐进一步解释政治权力的性质时，就超出了仅用武力解释政治权力的专制政治。他指出：“政治除武力的成分之外，包含一种社会的承认，换句话说，就是还包含一种社会的通用效力。”在这里，他触及到了现代政治的最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正因为他把“社会的通用效力”即合法性视为政治权力的核心要素，所以他在阐述他认可的理想政治形态时，他带着批判的眼光，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介绍了民主政治，不过，在陈豹隐的政治学著作和政治学学术论文以及时政文论中，他没用“民主政治”这个词汇，而用的是“民治政治”，而且在陈豹隐那里，“民治政治就是资本政治”。他认为，在“封建政治被资产阶级领导各种势力，起来推翻之后，继它而起的政治形式就是资本政治”。“为什么叫做资本政治呢？因为，一则这种政治的经济背景本是所谓资本经济；二则在这种政治形态下面，在实际上大抵只是一些拿着资本去剥削别人劳动结果的人们（即资产阶级），握着政治上的统治实权（在形式上虽然也许是一个君主或者多数人民充当主权者）。”他甚至讲到：“即不然，也必定只是一些运用着国家资本去剥削别人劳动结果的人们（即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握着政治上的实权。这个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从这种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指出，这哪里有什么民主，只有运用资本对民众的统治，这哪里是“民主政治”，明明是“资本政治”，只是“为避免别的阶级的嫉视起见，对于这种新的政治形态特别给予一个好听的名称，他们不把它叫做‘资本政治，倒把它叫做‘民权政治或‘民治政治或‘立宪政治”。不过，陈豹隐仍然按照他的分析逻辑，充分地肯定了这种政治形态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他甚至详细地勾画了这种政治形态的发展轨迹：现实的民治政治在实际的发生顺序上，大致是按产业资产阶级的民治政治发展到金融资产阶级的民治政治，然后就是过渡到“以实际的普遍选举，财产权的社会化，大企业的公有化，大资本的节制，地域选举和职业选举的并存等等为内容的”、“渐进的无产阶级的民治政治”，再进一步发展到“急进的无产阶级的民治政治”。他把这种“急进的无产阶级的民治政治”称为“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必须经过的桥梁，是一头带着资本主义的色彩，一头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这些论述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其蕴藏着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前瞻性、预见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前瞻性、预见性还体现在陈豹隐对政治权力自身的发展的认识中。按照他的研究，政治权力是会循着“权力的固定化（制度化）”——“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人格化”——“权力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的。其中权力的固定化就是权力的制度化。这种权力的固定化是为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共同承认的，因为权力固定化“能够对人类给与一个法律秩序，靠它去增加全人类的经济生产力”。这一点对于治者阶级是十分乐意的，就是对于被治者阶级而言，相对于“原先的那种毫无秩序的被剥削”，也“不得不在比较关系上乐于承认权力的制度化”。陈豹隐以此阐述了人类政治权力的产生。所谓的权力的神圣化指的是统治阶级在经济关系的运动、从而带动政治关系的变化时，出于维持他的政权的一种考虑：“统治阶级这时就想出一种不专靠实力而兼靠信仰力的办法。”陈豹隐指出：“这是从奴隶政治以来，直到封建政治末期在各国政治史都发现过的事实。”不过，在陈豹隐看来，这种“想出”来的、靠“愚弄被治阶级”的办法是不能真正抗衡必然成长的新兴阶级的，而新兴的治者阶级也必须转变权力的存在方式以得到更好的维护，“这样一来，权力这东西，便由一个神圣的怪物，变成一个抽象的，和人类相近的，可以和人类同样行使权力、负担责任的，在想象上指定制出来的人格者了。关于权力的这种变化，就叫权力的人格化。”权力的人格化也就是“民治政治”的政治权力的存在形式。在陈豹隐看来，政治权力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终结它的发展，政治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倾向“就是权力的社会化的倾向，详细说，就是前一般说的那种抽象的，统一的，人格化了的权力，渐渐又有变为具体的，不统一的，社会上大多数从事生产事业的群众的权力的倾向了；换句话说，就是渐渐有变成无产阶级的民治政治时代的权力的倾向了。”虽然这样的时代在陈豹隐看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来”，但是，那个时代是否可以成为“民主政治”时代呢？陈豹隐的这些关于政治权力的性质、政治权力的发展、政治权力的存在方式的分析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人类政治文明的进一步思索。

在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我们能看到发端于西方的政治学科的基本状况。在陈豹隐那里，政治学首先被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广义政治学是一种包含着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学问。”这就指出了人类关于政治现象的两个认识视角，一个视角关注政治的实然状态，研究政治生活的具体操作，是谓政治科学；一个视角关注政治的应然状态，研究政治生活的价值引领，是谓政治哲学。在陈豹隐那里，我们看到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在进人中国学术界的初始阶段时就有了这样的区别，时至今日，我们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仍然存在这样两个有不同学术价值取向的向度，它充分说明了这两种研究向度的必要性。其次，陈豹隐按照各种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即“依照它的观点的差异”，将政治学“分为四种：即（一）帝王学；（二）革命学；（三）国家政治学；（四）国际政治学。”这个概括可能显得简单粗疏，但是正是这样，它反映了刚刚进人中国学术界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水平。再次，在关于政治学的产生问题上，陈豹隐说得很明白：“一切有系统的政治学说，都是为应付实际的需要的缘故，为主张或拥护某种阶级的利益的缘故而发生出来的东西。”陈豹隐以卢梭的民权自由说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例，充分论证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也为我们把握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最后，陈豹隐关于政治学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对政治研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他看来：“治者阶级为要保持他们的利益的缘故，常常不愿意政治上的真事实和真道理被人研究，发见，说破出来，所以政治学这东西的发达机会就格外被压抑了。”尤其当他说到关于政治学之“革命学”的研究时，他指出这“当然在被治者阶级禁止研究之列。”如果用这些观点来观察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波三折，陈豹隐的论述真是一语中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学在一个国家的命运，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政治文明水平的精神标尺。

在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按有的学者的分析，新文化运动中追求现代民主政治者有两派：一派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派仍坚持西方传统民主理念。当我们姑且同意这个划分的话，陈豹隐是属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派的，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代表学者。首先，在陈豹隐的政治学术思想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这个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他一方面较为准确地运用了马克思的从人类的经济现象人手来分析政治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陈豹隐在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非常深入地了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地位的思想，也自然了解到马克思的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由此，他是这样来定义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就是人类关于那些为经济利益的有秩序的取得而存在的强制权力的生活。”在他看来：“一切政治斗争的目的都在经济利益，同时，一切关于经济利益的斗争，归根结底，必定会变为政治斗争。”他已经意识到了政治的变化是源于经济的变化的，因为“政治现象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关系。但是，人类的经济关系却是必然的会随着生产力的增进，生产方法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化等等东西而有变化的。”所以，“所谓政治权力的神圣化，政治权力的人格化等等东西，没有一个不是因为经济关系有了变化的缘故才发生出来的。”另一方面，陈豹隐确立了政治现象解剖的五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那就是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的运动变化原则、新陈代谢发展原则、因果必然联系原则、内在动因原则和矛盾冲突统一原则。他认为“如果不先揭出一些关于政治现象的解剖上面的应有的根本原则，我们的解剖工作，就难免有因为方法不定的缘故而得不着真相的忧虑。”其次，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中十分强调政治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政治现象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在他看来：“政治现象根本就是阶级强制的现象啊！”所以，他认为：“真正行着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政治现象了”因此，政治权力就是治者阶级的权力，强制团体（他称国家为最主要的强制团体）是以阶级组织为核心的，是治者阶级用一种有秩序的办法强制的取得被治者阶级经济利益的工具。即使是民治政治亦不例外：“从民治政治的本身说来，它在事实上也还和以前的封建政治，奴隶政治等等政治一样，是一种由一部分人用武力压迫另一部分人，去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结果的现象。”其观点正如恩格斯关于国家本质的理解：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与当时中国的其他政治学者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当时的政治学者高一涵就认为国家是“合万众之生以为生”的“创造团体”，“共和国家的主权存在于组成社会整体的人民总意之中”，“政府为奉行国家意思之公仆”），更靠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正因为如此，他批判了卢梭等民主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契约论虽然在近代政治史上曾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学说的本身却完全是错的。”他也批判了林肯的“三民主义”（政治是为人民而行的，由人民自己统治的，为人民自己所有的政治），认为林肯把“全民的政治（即治者全体同时都是被治者，被治者全体同时也都是治者的政治）看成理想的政治，却不知道政治这东西，永远是带着阶级的矛盾性的。”最后，陈豹隐在他的《新政治学》里，辟出专节介绍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他的介绍虽然很简单，却基本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立场，即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并陈述了“斗争和互助”、“干涉与促进”是这个方法的根本原则；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观点，即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以消灭人压迫人的政治权力为路径，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目标。

二、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的历史局限

由于陈豹隐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政治学术思想必然打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这就使得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不得不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因此，在研究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在现在的政治发展中应该被超越的地方。

首先，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几乎是人类一切政治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陈豹隐坚持的基本观点是政治权利来自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为政治权利之母；政治权力却是自生的，它并不依赖政治权利。在他的政治学专著《新政治学》的开始，他就讲到：“权利纯粹是根据现行法而来的东西，权力却是根据武力而来的东西——纵然有时在形式上仿佛权力也会被规定在某种法律如宪法上似的。”正因为如此，他严厉地批判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第一，这学说找不出一点历史的根据；第二，它说的什么权利，什么契约种种的话，完全是政治现象成立以后的观念。”其实，陈豹隐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观点的内在矛盾，因为他在论述权力时，除了看到“武力”这一重要因素外，也看到了“通用效力”即“政治合法性”因素。但是他在论述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时候，却只见权力不见权利了，或者把权利这个因素看成一种“仿佛”存在的因素。实际上，“通用效力”也罢，“政治合法性”也罢，它体现的就是权利因素。为什么在陈豹隐这里会出现这个内在矛盾，原因还是出在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上面。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普通老百姓的一切权利，莫不来自政治权力在握者的恩赐，如陈豹隐所言，从奴隶政治、封建政治、民治政治，概莫能外。然而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就应该对政治权力逆来顺受吗？非也！这就是民主革命的由来，从天赋人权到社会契约的理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人类政治文明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正是在关于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形成了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以权力为权利之母，必然带来的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治；只有坚持以权利为权力之母，才可能生成“合万众之生以为生”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战胜专制政治是人类的政治觉醒，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应更科学地认识政治活动的斗争性。在陈豹隐的政治学术思想里，他特别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要知道，政治斗争这东西，原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东西。”他还以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范围的扩大为根本原因，阐述了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政治斗争的必然性。这个认识本是对政治现实的客观反映，由于陈豹隐所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遭遇大灾难的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的碰撞比其他时期都来得更剧烈。对于经历了清末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政治斗争，民国初年军阀政治与国民革命的政治斗争，以及之后的抗日救国的民族斗争，抗战胜利后的国内阶级斗争的陈豹隐，对政治的斗争性的认识自然也就更强烈些。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会掩盖政治现象中本来就内含着的另一种运行可能性，即利益相互冲突者之间的妥协、协商以致和谐共赢，这一点在陈豹隐的政治学术思想里是不容易看到的。从客观的政治现象看，由于政治关系双方利益的尖锐对立，妥协、协商的政治运行方式在奴隶政治、封建政治以及被陈豹隐称为民治政治或资本政治中是十分少见的，最多只是在两次剧烈斗争之间的间歇时期短暂出现，还大多是虚晃一枪！但是，在人类政治活动中，毕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不能忽视这种政治运行的性质而只见政治运行的斗争性。实际上，从政治的本质来看，政治的本质是解决利益的冲突，而解决利益冲突的武力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必然带来当下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以致社会生活的整体破坏，人类要花大的代价才可能从破坏中走出来。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政治斗争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悲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人类在多次试错之后，就会逐渐认识到政治对立双方的妥协、协商实在是比暴力方式更优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的运行前提是政治关系的双方的力量越来越趋向平衡（在这之前的奴隶政治、封建政治以及以资本为后盾的民治政治那里，治者阶级与被治者阶级的力量比太悬殊，以至于治者阶级不必“屈尊”与被治者阶级妥协、协商）。当人类政治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冲突双方或多方的力量越来越接近，这就为协商与妥协创造了条件，协商与妥协也就会逐渐取代斗争而成为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当人类政治走出以武力为唯一后盾的专制政治的暴力丛林，就走出了政治蒙昧、政治野蛮；当人类政治走进阶级和谐、族际和谐、国际和谐的和谐世界的时候，就走进了政治文明，以协商与妥协为主要手段的均衡就成为文明的政治的本义。

最后，应更科学地认识人类政治现象的历史性。人类政治现象的历史性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的存在时间历史的问题。在陈豹隐的政治学术思想中，他把政治现象看成阶级社会的独有现象，他说“谁也不相信‘有人类就有政治”，“政治这东西，永远是带着阶级的矛盾性的”，政治现象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如果阶级消灭了，“那就是已经没有政治而只有理想的社会了。”他的这个观点看到了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突出作用是有根据的。他观察到自奴隶政治以来，直到民治政治，一切政治活动从现象到本质都是阶级利益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是他忽略了人类政治运行内含的公共权力的本性，正是由于这一本性的存在，政治才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实现着冲突调适的政治功能。在这一点上，陈豹隐甚至落后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不能侧身政治生活以外，一天也不能离开政治生活的。在这一点上，陈豹隐与马克思也是有区别的。从表面上看，陈豹隐与马克思都十分强调政治的阶级性，都把阶级社会的国家机器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和陈豹隐不一样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在阶级社会的特殊表现共性化、绝对化。马克思一方面从政治权力的现实性的角度看到了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公共性实际异化为阶级权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从政治权力的本质的角度看到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性，即对社会生活中的冲突进行调适的公共权威性，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他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样一来，关于政治历史性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权力是（异化为）阶级权力，为统治阶级服务；在阶级消失了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就显现出公共权力的本性，实现着协调社会利益冲突，管理社会的本来职能。

三、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的政治生活早已走出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鼎盛时期的那种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搏杀的动荡时代，也走出了陈豹隐晚年的曾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年代，那么，陈豹隐政治学术思想除了学术价值外，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在陈豹隐《新政治学》的最后，他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对于政治的最好的，最合理的，最科学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随后，他自问自答地给出了“由七段行为合成的态度”，高度概括地凝练了人们关于政治的从感性到理性，从认识到实践的科学态度。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高度重视政治启蒙；第二，科学培养政治理性；第三，积极投入政治热情。陈豹隐关于政治态度的观点直到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政治启蒙。在“由七段行为合成的态度”中，陈豹隐所说的第一段行为是：“努力认识政治的本质（不要被政治的表面现象所蒙蔽）。”陈豹隐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学术研究中，深刻地了解到政治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也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那里，从广大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淡漠的现实中，看到了普通民众对人类政治生活科学认识的极度缺乏，所以他从来都十分重视政治的启蒙教育。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欣然应允，三上泰山为冯玉祥将军和他的军官、士兵讲授政治学，意在提高旧式军队的政治思想觉悟，以将其改造成能为民众谋安康福祉的新式军队。冯玉祥在听了陈豹隐的政治学课程、并自学《资本论》后在日记里写到：“我是诚心诚意打破这旧的社会，从这自私的自杀的当中，把所有的人类被压迫者救出来。然必须从读书求学上下手，方能得到真的门径”。陈豹隐的子女在回忆父亲对他们的教诲时，也还清晰地记得1936年陈豹隐为他们买了生活书店新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其中就有汉夫著的《政治常识讲话》、钱亦石著的《中国怎样降至半殖民地》等政治书籍，并“嘱咐我们认真阅读”。也正因为如此，他把“不要被政治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作为关于政治的首要态度原则。这个态度原则对现代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讲，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余毒尚未肃清，封建专制政治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所形成的一些旧意识、旧观念还在现今社会散发着臭气。同时，由于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与国际社会相脱离，在政治意识上存在着一些误解，存在着把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如“平等”、“自由”）当作西方价值观予以排斥的现象。还有，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意识中，也还有一些需要重新审视、甚至必须纠正的地方。所以，政治启蒙是我们仍然应该关注的原则。了解人类政治现象的本质，厘清政治文明追求的基本价值，规范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仍然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功课。

第二，科学培养政治理性。陈豹隐从自己的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深知政治现象波谲云诡；陈豹隐从自己的深入的政治学学术研究中，看到了关于政治的学说的众说纷纭。因此，他认为在破除蒙昧之后，必须树立科学的新知，一定要科学地培养政治理性。在“由七段行为合成的态度”中，陈豹隐所说的第二段到第六段行为，都是在强调关于政治的科学理性态度，它们包括要认识政治的发展规律（第二段）；要清楚政治发展的具体阶段（第三段）；要从政治的实际出发（第四段）；要有系统的科学的政治信仰（第五段）；要有合理的、现实的政策（第六段）。作为政治学家，陈豹隐早在1920年刚出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时，就充分强调了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一次讲演中他做出安排，从本学年起，添设（政治）演习一门，添设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以后关于政治学理，教员与学生可以常常共同研究。到了1924年，他要游学苏俄欧洲，临行前他在欢送会上演讲的主题仍然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政治学？”（即为什么要深入研究政治学）。在他看来，一方面，政治是一种动力，支配带有危险性；另一方面，政治几乎没有公认的道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对政治没有透彻的了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幸福是难以达到的。科学培养政治理性的态度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当代中国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理性；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实践，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理性。当中国社会谋求更多发展，真正跻身现代化社会的今天，确立科学的政治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已经汇聚共识，凝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人民大众缔造共同的幸福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个核心价值观，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看成新时期中国政治理性的最新概括，是当代中国民众应确立的政治理性。

第三，积极投入政治热情。关于政治的从感性到理性的科学认识的目的，是科学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生活。所以，在“由七段行为合成的态度”中，陈豹隐所说的第七段行为是：“积极的去参加政治（不要消极的自欺欺人，当什么清高的旁观者）”。从陈豹隐留学东瀛学成归来，一腔热血投入国民革命的滚滚洪流；到抛开政见对立，供职国民政府，为抗日救国出谋划策；再到满腔热忱以政协委员加入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陈豹隐是用他的一生来践行这个态度的。这个态度也是陈豹隐学术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治热情的投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现代的民主政治和传统的专制政治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的专制政治是统治者阶级的政治，现代的民主政治是最广大民众的政治。在传统的专制政治里。“侯门深如海”，面对这样的黑箱政治，最广大的民众是难以参与的，是不能参与的，是不敢参与的；“莫谈国事”就是传统的专制政治下民众的最典型的政治心理，政治冷漠、政治逃避是最自然的政治行为选择。现代的民主政治是最广大民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治，人们大众才有可能，也应该积极投入到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中去。在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应满怀政治热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旗帜，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努力奋进，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廖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