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科贵

1974年，韩先楚已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当年3月22日，在他第二次下部队回到兰州后，就收到中央直接寄给他个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文件”中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批林批孔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

“9号文件”犹如泰山压顶，使他身心不宁。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分明就是没点名的点名。皮定均任兰州军区司令还不到四年，这兰州与福州对调，不就是调的他韩先楚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个“9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不把人调走，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还能“彻底揭开”吗？他依据当时党内的状况，以自己的经验断定：“四人帮”要整他了。

果不其然，按“文件”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召开四委联席会议。会议从3月开到9月，就是“彻底揭盖子”“揭出福建的林彪死党”“彻底清算韩先楚的罪行”。

“9号文件”的由头是：1971年3月3日，福建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倪南山和另一位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写了一份检举张春桥的材料，揭发张春桥1967年7月18日在北京接见江西省军区赴京代表会议上说的“我不是发动夺枪，你们不要贴出去。如果一个部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夺枪？枪发给谁就是谁的？如果我在那里，我就赞成夺枪”这段话。事实上，全国夺解放军的枪，就是从江西开始。倪南山把这个材料交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将这个材料亲手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看了材料后说：像这样的材料还有，主席、中央没有空处理，以后再说吧，将材料又给了韩先楚。但这件事被福建省军区的一位领导知道了，抓住不放，要求福州军区处理倪南山。

韩先楚主持召开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同省军区党委常委集体谈话，批评了倪南山，要他在省军区党委内部做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不要揪着不放。那位省军区领导说：中央公安六条规定，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倪南山恶毒攻击张春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行为！韩先楚说：倪南山同志是个老红军、老革命，工作一贯积极，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随便，刚才他已经做了检讨，认识到了就不要再提了，我看此事就此打住。

韩先楚讲完，有人表态同意。有人固然不服，眼见众怒难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1974年2月，“四人帮”派两名记者到福建、江西省军区“蹲点”。在师团干部会议上“记者”说：批林批孔就是要挖“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抓“林彪死党”，号召大家要“敢造反，矛头向上”。省军区那些不服气的人见火候到了，就贴出一张大字报，将倪南山的事情抖搂出来。说倪南山是“公开指名道姓的攻击中央文革领导同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现行反革命”，并宣布省军区党委这一决定，召开所谓“对敌斗争大会”，当众撕掉倪等三位领导的帽徽、领章，予以逮捕。当时，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特别是皮定均司令员不同意省军区的决定和做法，认为这在政治上、组织上是错误的，要予以纠正，并将上述情况报中央和军委。“记者”说：“反革命是中央定的，听中央的。他们不同意没关系。”

在“9号文件”之后，“四人帮”旁敲侧击，怂恿福建、兰州的某些人围绕“韩先楚参与林彪搞政变”这个臆说，“南腔”“北调”一起上，韩先楚受到“三面包围”“上下挤对”“南北夹攻”。他们甚至用卑劣的手法以谎言隐瞒真相，搞移花接木“假案”，为批判簒改原文，用龌龊语言诬陷，等等。身陷重围的韩先楚“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讲事实真相。他向中央报告说：“他们不搞调查研究，不讲实事求是，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采取臆测、歪曲、捏造等种种手法，妄图欺骗舆论蒙骗群众，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这种政治上极不负责的、庸俗的思想作风在我们党内是绝不容忍的，我绝不赞成这种做法……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1974年8月23日至9月10日，“四人帮”趁毛主席在外地养病，周总理住院治疗期间，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要韩先楚、许世友、李德生等几位大军区主管做检查。会前政治局委员两三拨人找他谈话，动员他做检查。9月4日，某政治局委员又来要他对“9号文件”做“是正确的，表示拥护赞成”的表态。他说：“你这是逼迫。”坚持不做什么“正确”“拥护”之类的表态。

他的态度是：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弄清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复建议中央主持召开解决福建问题的会议，三人对六面，摆事实讲道理，解决福建问题。

“9号文件”网织了韩先楚几大“罪行”，围绕这些“罪行”，1974年8月，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他按照会上印发的《检查提纲》做检查，他逐条进行了驳斥。

关于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问题。他讲道，由于庐山云雾突变幻，他和多数代表一样不知所措。他看见许世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也写了一封信，杨得志也写了一封信。他的信封上写的“汪东兴转呈毛主席亲启”。信是按规定各自交给中办会务组的，不知怎么压在林彪那里了。为此，他同汪东兴还发生过一次争执。这封信埋下大祸患。批他“上了林彪贼船”，“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等。

关于要他交代与林彪见面、写信、打电话的次数，还有说林彪好话等问题，他细想同林彪见面不到十次。第一次是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前林彪要他同去看地形；第二次是林彪当国防部长时到福州检查工作，他是军区司令员一路陪同；之后就是他到北京开会见过几次。而关于写信、打电话的次数，“四人帮”掌控的福州军区提供的材料是300多次，他严正要求他们“提醒”还有哪一次。因为是臆造，“四人帮”始终不敢提醒还有哪一次。

“四人帮”为了倒韩，把从林彪住地清理出来的1967年5月6日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作为“罪证”。其中心内容是：中央内部还没有传达的事情红卫兵很快就知道了，这很值得警惕；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外出串联，造反派就是不听，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中央文革乱批文件也应该检查，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都没有效果我们很担心；建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派人到各地看看。韩先楚坦坦荡荡，正面回应，没什么好检查的。类似这个内容的电话，他也于6月15日打给了周总理，倾吐衷肠：总理啊，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呀，很值得警惕！我觉得朝里有坏人！

关于说林彪好话问题，他承认1970年12月在一个讲话中有一段讲林彪好话多了些。自1971年8月29日主席在南昌召见他谈话之后再也没有说过林彪一句好话。其实，要他检讨说林彪好话问题，他内心并不服。他说主席说了以在南昌召见时唱《国际歌》为界，以前说了不要追究，以后不要再说。何况1971年8月《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发表署名峻岭（江青）的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学习的照片，虽然署名是峻岭，这不是向全国甚至向国外宣传林彪吗！

关于周赤萍写的小册子，某政治局委员要他表态“是支持同意”的，又被他怒斥顶了回去：政治委员出书要司令员批准吗？！至于九一三事件后《福建日报》《军区前线报》上还有讲林彪的话，这也被当作他的“罪行”就更加荒谬。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中央有部署，在没有公开传达前全国性报刊、省报刊或多或少还有讲林彪的话甚至刊登林彪的大幅照片，并不难理解。

《检查提纲》中关于“不同意在宪法上提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问题。那是1970年7月他参加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宪法时，总理要大家畅所欲言。他毫无顾忌地说了意见：按主席“‘五二〇’声明的提法把帝修反都包括进去了，还显有策略性”。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就借机整他，被他顶了回去。没有想到在他提了这个建议四年后，这次会议上又要他做检讨，“这还有什么民主？！”

关于中共九大投票时不让中央文革那些人得全票问题。那是“四人帮”那伙人布置下来不能让“老右”（指副总理、老帅等）们得全票。他觉得这么做很不正常。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也向福建等一些代表说：“不要都投那些人（指陈伯达和王、张、江、姚）的票，我就没有投张春桥的票，让他们知道有人反对他们。”

为了对“9号文件”安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申诉，自1974年3月开始，韩先楚向中央呈请的电报、信件、与领导人谈话纪要、报告以及在中央、军委的发言等33次之多；先后向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主管负责人20余人汇报、交谈40余次。1977年12月，军委全会第34期简报刊登福州军区政委说“9号文件”是正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同意这种说法，并要这位领导人收回简报。重新印发的34期简报删掉了那句话。1978年10月、1979年1月邓小平两次找他去谈事，他说到“9号文件”时，邓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某某某说的不对，叫他们不要讲了，还讲！”1979年5月9日，李先念同他谈话时说：“‘9号文件’是‘四人帮’搞的。‘9号文件’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这两句话是江青加上去的。”1978年8月16日，他向叶剑英汇报“9号文件”时说：“中央应对一些事承担责任。”叶帅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1979年10月19日，叶帅在他的报告上批示：“中央‘9号文件’确是‘四人帮’搞的，应予撤销。对因‘9号文件’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应予以落实政策。”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原政委，曾任韩先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