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鹤

2014年6月6日，午后的北京正飘着细雨，我只身一人来到三里屯使馆区，因置身于某种独特的情境而无心避雨。我应约邀前往伊朗驻华大使馆参加伊朗开国领袖霍梅尼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这便成了我和我所期待已久之人——阿里·雷公的首次会面。

活动在伊朗驻华大使馆会议厅举行，当诵经师庄重而悠扬地诵读完《古兰经》开场经文后，大使馆文化参赞向与会者致欢迎辞，介绍应邀到会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以及各位专家、学者、贵宾。介绍到中国著名穆斯林艺术家阿里·雷公时，我看见一位头戴黑色礼拜帽、留有花白胡须，精神抖擞、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从头排站起身向中外嘉宾和后排的众人挥手，并点头示意。

作为一种文化身份，阿里·雷公既是当代中国穆斯林画家，也是中国与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因他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被吴思科、华黎明、王世杰等中国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特使称赞为“中国和伊朗及伊斯兰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另外，阿里·雷公还被伊斯兰世界和国内外艺术权威人士公认为“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派创始人”，并于2011年获得了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中国友好协会授予的“杰出穆斯林艺术家”称号。

阿里·雷公，原名雷孝书，字恭天，号雍阳渔者，原籍天津武清，1954年10月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回族工人家庭。年少时虽家境贫寒，但作为一名铁路工人的父亲仍对他寄予厚望。或许从一件童年逸事中，我们可以寻到这一厚望的“短暂影像”——1961年的除夕夜，刚上小学的雷公去邻居家玩耍时，看到了一幅精致的《文姬归汉图》，这带给他的不单单是心灵上的震颤，更使他对绘画产生了兴趣，从而把自己满腔的热情化作笔触来表露对美的追求。

自此以后，雷公开始在课后啃读《西游记》《水浒传》，这为他幼小的大脑在成长中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想象空间。同时，《岳飞传》《杨家将》等连环画不但成了他绘画的范本，更为他那少年心灵注入了精忠报国、行侠仗义之正气。一切美的事物，都成了他汲

阿里·雷公

取养分的艺术源泉。然而不幸的是，“美”所遭遇到的历史境况使其幻灭得太快。1966年，文革的爆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其父因蒙受政治冤屈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雷公则因故一度颠沛流离，甚至饱尝乞讨之苦。但是，那段艰难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磨砺，并没有泯灭他自幼萌发的艺术热情，待其辍学数年而境况有所好转后，雷公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初中，但最终还是因为贫困导致高中肄业。从那以后，雷公先后从事过自行车修理工、电工、珐琅美工、工会干事、橱窗美工等职业。

1971年金秋，缘于北京画院专业画家马泉、吴休、周思聪和范曾等国内诸多艺术名家到昌平文化馆讲学，雷公在这些艺术活动的切身体会中大受启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踏上了艰辛而漫长的从艺之路。就这样，他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拜师学艺，坚持骑车到昌平、海淀区文化馆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学习素描色彩的绘画技巧。在学艺的过程中他虽历经坎坷，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真切的生活经验，为其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雷公到北京画院正式拜师学艺，受到了很多艺术名家的悉心指导，绘画技艺有了极大的提升，他身上所透露出来的朝气和执着于绘画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几位艺术前辈。1974年，著名画家范曾先生还为雷公创作了一幅个人肖像画，以勉励其在艺术探索中继续学习。为此，他曾在一次节目访谈中这样说道：“……我很幸运，那个时候就已经迈上这个门槛了。”无疑这段佳话，可以被视为雷公青年时期所获得过的最大鼓舞。更为幸运的是，雷公于1978年成为了著名美术史论家、工笔画大师潘絜兹先生的入室弟子，开始更为专注地研习美术理论和工笔画艺术，并陆续得到了任率英、黄均、俞致贞、刘力上、文怀沙和刘炳森等艺术前辈的关怀和教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几年的绘画创作中，雷公的作品便从1976年开始参加国内外的诸多画展，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有《采莲图》（1980年）、《荷仙》（1985年）、《三打祝家庄》（1987年）等。有评论者认为，这些早期的佳作成为他跻身画坛的资本。1981年，雷公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即便在这种可以称得上是“旗开得胜”的情形下，雷公也没有丝毫松懈，反而趁热打铁，他不断努力广拓画路，终于在1988年获得了中级美术师职称，又于次年参与创办了隶属于中国少年报社的《中国初中生报》，并担任该报的美术编辑一职。然而就在他事业顺风顺水之时，不知是受影响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界的风起云涌，还是更多地归因于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艺术追求，雷公在1991年毅然辞去了报社的这一公职，成为了一名澎湃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自由职业画家。

与此同时，雷公为自己身份的转变也做出了相应的“正名”，他先后改本名“雷孝书”为雷公、阿里·雷公，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某种社会身份的命名，实际上其身份所标示的文化意义更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作为来源于中国神话的“雷公”这一人物称谓，似乎从本质上就为其艺术创作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象征性预言。其次，同样作为人物称谓的“阿里”则明显具有伊斯兰信仰的身份认同，而这一贯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之间，近二十年左右的身份表达，也为雷公的创作带来了迥异于当代画坛其他画家的美学特质和艺术魅力。

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寻根”热潮的影响，回族文化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断裂期后逐渐恢复了元气，而这必然离不开当时活跃在文艺界，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诗人、作家，以及各个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毫无疑问，雷公就是其中一个用绘画语言为本民族发声的艺术家。他曾在1991年的一次北京穆斯林画展上对记者说：“作为

少数民族艺术家，我们有责任为提高本民族的素养竭尽心力，更有必要要求自己准确把握伊斯兰的精神。”在这次画展中，雷公以中西合璧的创作技巧，将印象派、纯工笔与中国画的泼墨大写意手法交融在一起，并融入自己对伊斯兰精神的文化理解和艺术创造，为现场的观赏者提供了一幅清新冷峻、神秘雅致的画作《皎洁光明 一尘不染》。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举意博得了众多伊斯兰国家驻华使节的高度赞扬。当时这幅画也被视为雷公二十年绘画生涯的巅峰之作。

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该画展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其艺术创作打开了更为独特，且极具视野的新局面。此后雷公又在潜心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借鉴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风格，试图寻找中国绘画与伊斯兰绘画之间相通的人文精神。为了让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不断探索并陆续创作出了《沟通》（1993年）、《无尽甘泉》（1994年）、《波斯织女》（1997年）、《铜匠》（1998年）、《乐园》（1999年）、《张骞出使西域》（2002年）、《和平使者——郑和》（2004年）、《阿舒拉之光》（2010年）等一系列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伊斯兰细密画，其中以表现伊斯兰文化中的錾铜工艺、赞美劳动创造人类文明为主旨的作品《铜匠》，成了雷公所独创的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派艺术成熟的标志。对此，其同乡恩师刘炳森先生曾在《功崇惟志  惟勤业广》一文中给予雷公以中肯的评价：“……为光大中华大民族传统艺术，为其穆斯林民族艺术而拼搏创新……（他）定位于中国传统，吸取中东艺术精华，开创了中国伊斯兰细密画之先河。”曾被誉为“画坛伯乐”的著名美术教育家、回族著名画家丁井文先生生前也曾有过这样一段题词：“雷公先生是我国享誉国内外的穆斯林画家，他开创的中国细密画为中国艺林的创举。”凡此种种，关于雷公在艺术创作中所获成就的诸多肯定，都促成了他被伊斯兰世界和国内外艺术权威人士公认为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派的创始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雷公不断致力于探索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声名鹊起于国内外的伊斯兰文化界。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应邀远赴伊朗举办个人画展，其中1995年在德黑兰所举办的活动，是中国—伊朗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个中国穆斯林画家的书画展。当时，这一展览不但受到了伊朗观众的喜爱，而且得到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重视，伊朗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次活动，可以说，在伊朗国内掀起了不小的“中国画旋风”。此后，雷公又陆续到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采风访问、办展讲学，并在温州、兰州、平凉、大同、泰安和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而且许多作品也曾被国内外纪念馆、博物馆、驻华大使馆、商务机构，以及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文莱等国的王室所收藏。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二十世纪末渐趋成熟，且创作颇丰的雷公来说，拥有一个稳固而牢靠的艺术阵地，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鉴于1997年自美国访问回来后的

阿里·雷公作品《铜匠》

所观所感，雷公在1998年创建了阿里·雷公艺术工作室，这为他提供了创作环境上的保障，同样随着新世纪网络时代对文化领域的刺激与影响，雷公也因此得益于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带给他的良好业绩。

有一次，受某出版社的邀请，雷公创作了六幅名为“世纪腾龙”的组画，并制作成挂历被海潮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公开发行，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其踏上另一条文化主题的探索之路。为此，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谈道：“……把中国文化中的龙文化发挥到当代一定的高度……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自此雷公便在全新的主题探索，及其与伊斯兰细密画的并举创作中，显现出了他充沛而精湛的艺术创造力。

2001年，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和北京市朝阳文化馆联合举办了“送龙年·迎新春·雷公画龙作品展”。在画展中，很多前辈，如潘絜兹、文怀沙、黄均、丁井文、吴休、刘炳森、雷正民、李力生等数十位书画家和数位伊朗使馆官员前往祝贺，并纷纷题词赋诗、撰文给予雷公高度的评价，称其工笔重彩绘龙、写意水墨晕染、造景抒情的立意和手法，是继承优良传统，不同古人的成功艺术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其恩师潘絜兹先生还在当天早上为他题写了一四尺《苦学百日成》，并在画展上高声诵读道：“愿阿里·雷公永远走在中国伊斯兰画派的前列，再造殊荣、再创新功。不要老盯过去，只要不务浮华，更下十倍苦功，才有望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的希望……”就这样，雷公带着其恩师的殷切祝福，于2003年应邀为“天下第一城”创作了两幅二点二米高、九米长的“唐式”敦煌人物巨型壁画《万方来仪图》，使许多艺术界的知名人士都叹为观止，并被文怀沙、黄均、刘力上、刘炳森等工笔画大师称为“当今天下第一工笔人物壁画”。另外，雷公还于2004年应马来西亚之约，历时三个月创作了丈余长的巨型细密画《和平使者——郑和》，并在吉隆坡参加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600年国际展”，这次参展大获成功而且引起了轰动的效果。2005年4月，雷公远赴沙特阿拉伯参加了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活动。2006年2月，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了“首都部分（十八位）回族书画家作品联展”，同年8月又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海峡两岸民族情大型画展”等活动。

原北京画院院长、著名书画家吴休先生在《勇攀艺术高峰》一文中，也曾谈到了雷公的艺术探索与建设之路，他说：“三十多年来，雷公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艺术道路。他在不懈地打造深厚的艺术功底，吸收广博的文化素养，积累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构建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对艺术也具有信徒一样的真诚，他愿以真、善、美的艺术贡献给全人类。”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称赞为“一位属于全人类的画家”马哈茂德·法尔希奇扬，他是目前享誉全球的伊朗细密画艺术的杰出代表。相对来说，雷公凭借其在中国伊斯兰细密画艺术探索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获得的显著成就，而被理所当然、名副其实地赞誉为“中国的法尔希奇扬”。当然，这可以称得上是对阿里·雷公在中国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创作上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整体来看，以雷公在绘画艺术中最为抢眼的“中国伊斯兰细密画”作为考察点，毋庸置疑在艺术成就上与此有着同样分量的当属“雷公画龙”。事实上，这两个熠熠生辉的艺术标签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当代中国画坛的赞许和认可。著名研究员西沐在《雷公画龙》一文中说道：“中华民族具有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是一个奋发图强、勇于奋斗的民族……随着国运的兴盛，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雷公画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的重要现象，这与其说是一种个性化文化心

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雷公以自身独到的创作理念，为龙的传统象征意义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在富丽堂皇、凛然大气的艺术形象中刻画出了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吉祥符号。结合雷公的身世及其成长经历，西沐还在此文中说道：“在他的笔下，龙是一种正义、一种君临天下而又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既是他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其内心深处的无以言表的寄托，更是对正义力量的一种向往。同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心性的解读，一种新的体悟所沉积下来的痕迹。”

现在看来，我们有必要就其具体作品再作一次文化意义上的考察，同样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丁井文先生对“雷公画龙”也曾作出过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他画的龙别具风范，超越前人，不同今人，尤其是那刚健严谨的线条和金红丰富的墨色塑造出的威严崇高的“九五之尊”，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沉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神圣不可欺的神威。我认为这幅作品是近现代不可多得的画龙佳作。”当然，他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界定与其他几位艺术家的一致性，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曾为雷公题赠：“龙亢彼无悔，雷公画笔知。”著名画家黄均先生也曾在题诗《赞雷公画龙》中写道：“雷公画龙称第一。”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些评价，才使得“雷公画龙”成为了当代画坛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

纵观雷公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绘画历程，其艺术创作涉猎广泛，且成果丰硕，在山水、花鸟、人物等众多题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无疑这都归功于他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自身的伊斯兰信仰相结合，并以此为根基把“和谐观”视为重要的创作理念，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了兼具古典情怀和时代气息的美学特征。

本文收笔之时，正值阿里·雷公、雷传翼父子画展“经典与传承”开幕，该展览似乎是阿里·雷公一个甲子的艺术人生和育儿教子的小结，同时也是其爱子雷传翼于北大毕业、清华工作四年后，远赴土耳其留学，迈向更广阔的知识海洋和艺术世界的新起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去年秋天，阿里·雷公首次踏上了新疆这块神奇的土地，并带着美好的举意，于今年开始创作一幅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的细密画《火焰山的秋天》，该幅画是其绘画生涯中献给新疆的首次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