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已有十几年之久，他们庞大的间谍网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最偏远的边塞。他们编写的有关中国的报告，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百科全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远远超过了庙堂之上的清廷……

1894年8月4日，清政府对日宣战的第4天。天津，一个背着行李的年轻人刚走出一所宅院不久，就被官兵扣住。此人就是刚刚在天津改装易服潜伏下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开始后被清政府抓获的第一个日本间谍。这起间谍案震惊朝野，此后清政府才开始重视起这条炮火背后的隐秘战线。

“重庆号”事件牵出大案

1894年8月1日夜，已满载乘客的英籍客轮“重庆”号停泊在天津矿务局码头等待起锚。午夜时分，天下着雨，码头上突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三四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登上“重庆”号。带队的军官对船长休斯说，他们奉总督李鸿章之命，前来逮捕船上所有的日本人。

就在几天前的7月25日，日舰“浪速”号在丰岛海面击沉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高升”号上搭载的一千多名中国士兵，除了200多人获救外，其余都葬身大海。事件发生后，在一片激愤声中，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中日业已宣战，日本在华使馆人员下旗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想到，船还没开，一队中国士兵便杀将上来。士兵们砸开每一间舱房的门，逐一进行搜查，许多日本人被中国士兵拖出船舱，捆住手脚，扔到栈桥上。

凌晨4时，又来了一名中国军官，他检查了一番后下令松绑，把这些日本人带到码头旁边的一个煤棚里。随后，中国军官向“重庆”号船长休斯开列了一张日本乘客的个人行李单，让船员将这些行李集中到前舱。又过了一个小时，被押走的日本人被全部放了回来。结果事后查明，这个所谓军官，不过是个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假冒。

“重庆号事件”以一个假军官被捕而落幕，但蹊跷的是，当晚官兵竟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的行李中搜出了一封密函。这封密函牵出了一桩日谍大案。

石川伍一、钟崎三郎、宗方小太郎等日本间谍都出自同一个间谍组织——乐善堂，而一手创办乐善堂间谍网的就是曾被日人誉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伟人”荒尾精。

石川伍一招认，自己是上一年9月随日本海军武官井上敏夫到天津的，住在紫竹林松昌洋行。他得知刘是军械局书办，便由护卫营汪开甲引荐结交刘。后来，刘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开过一张炮械数目的清单，还把自己的亲戚王大推荐给他当差。石川伍一则向刘行贿80银元。后来，朝鲜衅起，石川伍一又向刘打探情报，刘拿了些不着边际的假情报敷衍了事。此外，石川伍一还向在水师营当差的于邦起打探情报，并送了于邦起50银元，但于邦起拒绝提供情报，把钱退了回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领事撤走，石川伍一便改装易服扮成中国人。没想到，刚搬着行李从刘家出来，就被抓住了。刘供称，他曾向石川提供过3次情报：第一次是在1894年2月间，给石川“开过海军炮械清单”;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上旬，石川托刘查清北洋海军驻防情况，他“照册写出，封在信内交王大顺便带回”;第3次是在丰岛海战爆发前，又向石川提供中国“派兵情形”。这些都能跟石川伍一的供词对上榫儿了。

扑朔迷离的一封密函

那么，从荒川行李中搜出的密函上究竟写了什么？现存史料中都语焉不详。但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当年8月4日的日记中，却能找到蛛丝马迹。

8月4日，经历了一番波折的“重庆”号抵达中转站烟台。潜伏在烟台的宗方小太郎如约与荒川等人会面。荒川等人告诉宗方小太郎“重庆”号被搜查的情况，还说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泷川具和托他带给在烟台的日本海军少将井上敏夫的密函也被搜走了。宗方在日记中虽然没提信中的内容，但从中国军方的行动推断，这封密函提到的很可能是日本间谍在中国潜伏的人事安排。

“高升号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只是时间问题。为了部署日后的间谍潜伏工作，7月28日，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召集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钟崎三郎等骨干间谍在天津密会。

据宗方小太郎当天的日记记载，下午4时，宗方乘火车从烟台抵达天津。此时，在位于英租界的间谍据点松昌洋行里，石川伍一、泷川具和等人已经到场。密会商定：北京、天津的领馆撤退后，上海作为日本间谍在华的指挥中心;泷川具和、山田继续留在天津;前陆军少尉川火田丈之助到北京潜伏，宗方小太郎仍回烟台，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当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表示泷川和山田要继续留在天津时，欧格讷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泷川、山田二人都是日本军官，中日两国开战后他们若仍滞留天津，必然会旁生枝节。日本特务据点设在天津英租界里，欧格讷不愿意日本间谍扰乱英租界的安全，所以坚决反对二人留在天津。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只好派没有官方身份的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改装易服，扮成清人模样潜伏在天津。

8月3日，英国公使欧格讷已经明确向日本代理公使小村表示不希望石川、鐘崎二人呆在英租界里。当夜，石川伍一便从英租界紫竹林搬到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家中。8月4日一大早，石川伍一刚刚踏出刘家门，就被守城营官兵抓住了。而与石川伍一同时逃出英租界的钟崎三郎，此时已经逃出山海关，不知所踪了。

拔起萝卜带出泥

日本乐善堂间谍组织出版的《清国通商综览》，两个分册，长达2300多页，堪称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两三年了。刘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4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所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竟然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还纵容部下给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弹药的清单，如果这是事实，便可推断刘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伍一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里居住，其实是有上峰撑腰的。

作为甲午谍战第一案，石川伍一案震动朝野。从此，清政府开始着手实行严格的反间谍行动。不久，川火田丈之助、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间谍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被抓获。但是，清政府的后知后觉，还是为时晚矣，侵略者的间谍网已经无孔不入，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老大帝国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北京日报》201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