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地方因腐败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发生窝案、串案，不适合在当地选拔官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派高素质的京官到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开展更有好处。”

8月5日，安徽卫视晚间的《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日前，中央决定，李国英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此外，8月初，还有两位京官空降地方，分别为：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空降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常委。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22位中央和国家机关官员赴地方任职副部及以上级别职位。京官如此频繁空降地方，其背后到底有何玄机？

谁“空降”到地方

翻看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官员的履历，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绝大多数官员此前长期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任职，仅毛伟明等少数官员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的中央部委官员大多为“60后”，大多不到55岁。其中最年轻的是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出生于1967年，今年只有48岁，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超过55岁的“50后”官员有6人：赴任天津市委常委、副书记的王东峰，赴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伟，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彭清华，赴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刘赐贵，赴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付建华等。年龄最大的是1955年出生的刘赐贵，今年60岁，从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他也是统计名单中，唯一一位从副部级提拔为正部级的官员，而由于中国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60岁的刘赐贵作为正部级官员的年龄并不算大。

统计显示，在此轮官员“央地互动交流”过程中，“60后”逐渐成为主力。汪玉凯表示，国家是要培养年轻干部，“40年代出生的官员基本都退休了，50年代出生如果不是正部级也会慢慢退休，‘60后成为领导架构的主力是必然趋势，所以选拔这些官员，相对年龄比较小，有一定培养前途，同时能在地方接受一些锻炼。”

统计发现，中央部委官员赴任地方，副部级别的多为“平调”，多就任省委常委，还有个别厅局级干部实现了“升级”。比如，中宣部原副秘书长张西明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组部干部三局原局长喻云林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原司长蔡振红升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他们现在都晋升为副部（省）级。

调去哪的官员最多

统计的22位调任地方的中央部委官员中，有5位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他们到地方后依然担任纪检等相关职务，其中又以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居多。

现任中纪委常委、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黄晓薇，可谓是中纪委“科班出身”。从1998年5月任职中纪委办公厅干部，到现在的中纪委常委，黄晓薇一直在中纪委任职。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拥军，履历显示，他第一份工作是中纪委信访室干部，之后任中纪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中纪委办公厅副局级纪律检查员，1999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办公厅副厅级干部，之后又回到中纪委担任外事局局长。2014年1月，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位置上，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纪检系统的大规模“空降”成为十八大以来人事调整的重要特征。在胡仙芝看来，“纪检监察官员交流任职偏多，这种现象与我国当前中央重拳治腐的大环境基本相适应，这也说明了我国各地打击腐败治理贪官还远没有结束，中国治理腐败还继续在路上。”

记者统计的22位离京官员中，调往东部沿海地区的有9人，数量最多。在调往东部的官员中，涵盖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

背后有何玄机

中央官员为何频繁调任地方，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培养年轻干部的需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因为县郡的工作经历对于干部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2009年下半年，中央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其中特別强调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将干部交流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逐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省部级干部调整为标志的干部交流力度明显高于往年。而这些调任地方的京官多是“60后”，可见国家是有意在培养年轻干部。

胡仙芝说，干部年轻化是事业发展可持续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中央部门的一些优秀干部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客观上更需要得到地方工作的锻炼，才能拥有更全面的工作能力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央地干部交流中基本上都选择同一个层级中具有年龄优势的中青年干部。这也是干部成长的客观需求和规律性选择。”

三、适应反腐大环境的需要。自2013年5月起，根据中央部署，中央巡视组启动了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与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至今为止，已完成对地方的巡视。巡视之后，一些地方的省级官员应声落马。这些岗位造成的空缺不会全部从地方填补，派京官任职顺理成章。

此外，与当地的反腐倡廉也有关，“某个地方因腐败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发生窝案、串案，不适合在当地选拔官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派高素质的京官到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开展更有好处。”

最为严重的是被称为“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包括时任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统战部长白云、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官员均被调查，其中5人为山西省委常委。

另一腐败重灾区江西省的落马高官包括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而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则被作降职处理。广东省亦有包括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在内的多位省级官员被查。

这也被专家认为是山西、江西、广东三省份被派京官较多的原因。在中央重拳整治山西官场之后，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薇，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的付建华，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王伟中，均在2014年9月被调往山西任山西省委常委。

而李炳军、毛伟明也在中央巡视之后分别从国务院办公厅副部长级秘书、工信部副部长任上调往江西，目前均已进入江西省委常委班子。

汪玉凯说：“在反腐败以及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情况下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地方官员选不好会影响当地的整体发展战略，所以选调一些经过考验的、比较廉洁的、有能力的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

（《决策》丁春霞、王运宝/文、《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33期 王红茹/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