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向春将自己写作的起点确定在 2000年，这是她的写作元年。彼时，严酷些说，她已经算不得是一位很年轻的作家了。在那样的年龄开始写作，让向春的处境略显尴尬——同龄者在文学的名利场中，或者已经遥遥领先，而身后，又有无数更年轻的同行们蜂拥而至。如此的处境，也许是会令人焦灼的，但以我对向春的了解，她似乎并没有被焦灼过多地戕害，她的天性中有着非常闪光的一面——大大咧咧，只在最低程度上保持了对于功利的敏感，而这种敏感，也只是建立在宝贵的自尊之上。于是，向春在十来年的写作生涯中，姿态一直比较端正，没有投机，没有取巧，经历着一切应该经历的过程，暴露着缺陷，也展露着才华，她不伪饰，老老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所以，她没有爆得大名，但也足可安享名实基本相副的平静。这样的作家是令人放心的，我们还可以说，这样的作家也是值得被期待的。

正如许多为文者那样，一提笔，首先从自己的切身感悟写起，向春最初的那些作品，也是从一己之感入手，在密密麻麻的生计中，捕捉心灵里不时经验到的震颤。因为有经验打底，这部分作品向春写得相对轻松，轻车熟路，很本色，透过文字的表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站在作品背后的向春——一个都市女性，在情感上不免有些跌宕和起伏。她所感悟到的，大约与许多这样的女性有着类似的共鸣。于是，因其“类似”，看起来就有些简单的亲切。你要知道，我们如今的文坛，正是这些简单、亲切的作品，最容易获得读者的青睐。遗憾的是，写出了同样作品的向春，却没有因之红火起来。这便是简单地凭借经验写作带来的风险，因为有广泛的共鸣，它不会受到过多的排斥，但是，也因为失之于个性，它又往往容易被淹没在共性的洪流之中。

这一时期，向春还写下过一部分“乡土小说”。我之所以将她的“乡土小说”引起来，只是因为，在我看来，她的这部分小说从本质上而言，依旧没有脱离经验性写作的藩篱。向春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吗？似乎在幼年时有过一些，但那些幼年时期积攒下的经验，并不足以支撑她写起“乡土小说”。那么，她书写这样的作品，经验何来？——来自阅读与学习。我们的文学中，从来不缺乏书写乡土的范本，这甚至已经是我们最顽固的文学财富（毋宁说是负担？），向春写作之初的文学修养，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这笔财富的，这些，构成了她间接的经验。然而遗憾的是，我觉得向春最初的文学启蒙似乎有些显得单一了，很有可能，她的某些养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学期刊。某些当红的作家在期刊上写着标准的乡土小说，不免便会影响到大批的跟从者，于是，即便你压根没有可靠的乡土生活履历，也可以跟着模仿个八九不离十。

经验对于一个作家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作家，如若只限于对自己经验的复述，无所超拔，又能走多远呢？何况，向春还选择了小说这种文体，而现代小说的基本要义便是：你除了应当学会呈现，更应当学会“照亮”。

以上应当算作向春的学艺期。这当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谁没有个蹒跚的开始？一部文学史中，不需要熬炼的天才有没有？似乎是有。但我更信任那些经过熬炼之后脱胎换骨一般光芒夺目的作家。重要的还在于，有些人蹒跚之后，依旧走得跌跌撞撞，待到走熟了，也就只停留在一个四平八稳的步态上;而有些人，蹒跚之后，稳步提高，在你稍不留神的时刻，便已经健步如飞地奔跑乃至翱翔起来。其实，这里面依然关乎天赋。文学与艺术，岂能无关于天赋呢？大约谁都会承认，并非简单的历经熬炼，我们就能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曹雪芹。向春无疑天生便是一个小说艺术的可造之材。我从来相信，她那种汹涌的结构故事的能力，终究会在某一天令人大吃一惊。写作之初，向春似乎是太克制自己了，同时也有些心不在焉，有些犹犹豫豫的心虚，被某些庞然大物一般存在着的“范本”所规约，同时也被自己一己的细碎感受所绑架。但她真的是在酝酿，也许这种酝酿都是她所不自觉的，但客观上，她的每一笔书写，都在为自己蓄积着力量。

我和向春是严格意义上的好友，她视我为兄弟，我视她为大姐，这种情谊，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于文学的同好之上，很单纯，单纯到几乎有些“不合时宜”。我们常常会交流一下各自的创作。忘记了是哪一天，我听到向春说：我会写了。当向春说出“我会写了”的时候，她差不多已经写了有十年之久。这是多么诚实的一个自我判断，当我们已经见惯了太多的虚张声势后，我必然由衷地信任向春的这个自我判断。这个自我的判断，带着我们为文之时必须懂得的谦逊，同时，也因了谦逊的恳切，才焕发着骄傲的自尊。

2010年，写了十年小说的向春，“会写了”的向春，写出了《河套平原》。对于这部沉甸甸的长篇，我充满了嫉妒之情。而“嫉妒”，在我看来，就是我对于一个同行最诚挚的致敬。关于这部长篇，我曾经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向春是女作家，我们的文艺多少已经给女作家们的创作固定了诸多概念，譬如纤柔，譬如细腻，当然，还有譬如风花雪月。在读向春的这部长篇新作之初，我照样是带了这样的概念的。这种概念若是偏见，也自有其“偏”的依据。不可否认，除了读者们偏颇的阅读立场之外，女作家们的整体表达也实在是给这个概念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佐证。譬如向春本人，这之前就写有《妖娆》，写有《身体补丁》。但这一次，向春写出了《河套平原》。我得承认，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有效地平衡乃至矫正了我对女作家们的阅读偏见——向春真的如那块平原一般辽阔地书写出了一段传奇。这么说，并不是我以为‘辽阔就高于纤柔、细腻和风花雪月，是说，面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时，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都不免碰壁。”

不错，这一次向春终于令我感到了震惊。她不但一笔抹去了从前那些经验型写作的痕迹，而且，从写作者的身份上，也跨越了男女有别的境界。这个时候，你将难以通过文本来猜度它背后的那位作家，作品本身已经具足完满，甚至，它以“故事”本身的力量，便已经证伪了我们许多关于“现代小说”的短视的偏见。

《河套平原》是一次故事的胜利。《河套平原》是小说家向春自我证明“会写了”的一个确据。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那著名的论断里，对故事与小说做出了泾渭分明的区分，以他对这两个词的定义为参考，我觉得小说家向春的创作，更接近于“故事”。但是且慢，在这里，我并无区分“故事”与“小说”的优劣之意，毋宁说，在一定意义上，我还有褒扬“故事”的愿望在其中，正如迈克尔·伍德在那本《沉默之子》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小说正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

《河套平原》的确是一次故事的解放。向春的天赋在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她的那些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都和谐地融进了澎湃的叙述之中，而这种澎湃的叙述，在我看来，有着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虚构。终于，向春在这部作品中结结实实地践行了一个小说家的工作原则。她不仅仅在形式上讲了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更是在小说的书写精神上摆脱了“现实”的束缚。从此，她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令人感到“亲切”的经验型作家，她的写作由此丰富与复杂起来，从一种单线条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作家。

而今又是五年过去。这五年里，向春的写作分为了两条路径：一条，依然延宕着《河套平原》的余韵，这笔财产太阔气，足够她花销一阵;另一条，似乎又重回了写作之初的那些题材。但是，这种“重回”绝对不是倒退，所谓“螺旋上升”，正可比喻一个成熟作家的书写轨迹。已经证明自己“会写了”的向春，在依仗个体经验的同时，更懂得了去捕捉个体的“意义”。如果说十多年前的向春，通过书写个体经验释放的却只是公共的感受，那么今天的向春，的确明晓了“个人化”的独特价值。她或者依旧在讲述着人人都感觉到“亲切”的故事，但是，故事之外，她所“照亮”的，却是某些也许会令人感到“不适”的角落。

如今的向春，同样经历着自己的人生，但这个“会写了”的向春，这个会“虚构”了的向春，这个在作品中已经不惮令人“不适”的向春，却必定会越来越像是一个标准的小说家。

本栏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