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具有魔性，转眼史铁生离世四年多了。史铁生在世时，我曾发表《我眼中的史铁生》一文，后来他去世，这篇文章又被人翻出来，被数家报纸杂志转载，但题目却被改成《史铁生和〈我与地坛〉》。我能接受这种改动，原作的题目从“我”的视角出发，难免狭隘，而改动的题目给人一种客观感，也显得不容置疑，无形中抬举我了。

不止一人看后对我说，没想到你是在他活着时写的，怎么看上去就是一篇纪念文章？有人干脆就认为是一篇怀念逝者的新作，这或许是史铁生个人的特质所至，他散发着生死一体的气息，身前身后，仿佛分别不大。

2010年12月31日那天清晨，刘庆邦和另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史铁生凌晨三点多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下意识地转移情绪，将自己置身在忙碌之中，好像一细想就会确立这个事实，但他的形象还是顽强地冒出来，一个接一个，我一次次地截断它，不让过去的岁月复原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当晚，上海《新闻晨报》一位女记者打来电话，说要采访一下我，我感到她有些气促，也许因为激动她显得像个新手，提问有些零乱，问题也极为普通。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提问，问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是否感到意外？我说很难受，但不觉得意外。一个月前我梦见他不太好，可能这也是个预兆。虽然我知道报纸不会登梦魇一类的细节，但我还是习惯实话实说。

那个梦很短暂，就是史铁生的上半身，像证件照，却是有呼吸的照片，他像过去一样笑着，突然间脸面变黑，没有任何过度，惊悸之下就发现他变模糊了。

很凑巧，次日刘庆邦有事打电话找我，我就顺便问他史铁生的状况，刘庆邦说前不久看到过他，还可以，就是瘦了点。我听后竟有些惶恐，也有些自责，好像自己干了件坏事。想起陈希米曾在一月份时写信告诉我，说史铁生肺炎刚见好。她的信总是不长，短句，明确，不拖泥带水。一年了，我也没再听到希米说史铁生有什么危情，刘庆邦的话也使我放下心来。我想，如果病情真有什么反复，他的轮椅车也会越过这个坎，继续无碍地跑上长长的一程。这一年我和他们联系甚少——退休生活使我进入另一种状况，我也不再有出差去京的机会，与文坛也似乎隔了段距离。可这真不应该呀，如果我有足够的警惕心，这个梦后，我应该去京看他们。

2011年的年初，天好像莫名的阴着，或许是我们心冷着。我不是刻意地拒绝接受这个现实，却是如失亲人般的恋恋不舍，要说疼痛，那是一种钝痛。我们共同的朋友严亭亭打来越洋电话，她因宗教信仰而显得平静，但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忧伤，她说史铁生的去世，不单单是文学界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些人的不幸，他的友情是无可替代的。严亭亭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想到他，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更像孤岛上遇到的同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每次去京，上他家，就是一大乐事，他走了，心里就空了一块，去北京的动力也减了一份。

史铁生去世后好一段时间，我还是无法集中心力回忆相关的时光，不知为什么，一想就有股力量跑来截断，好不容易想真切了人就变得难受。有人劝我再写一篇纪念史铁生的文章，我想这样好的一个人，不知结了多少善缘，有多少人要借文字去追述那些时光，我怎能在这时候挤进去占有一席之地？史铁生曾有遗嘱，要把器官捐赠出去。这样的大善定然趋于光明之境，我相信愿力会起作用。我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祝福他。

现在，我能比较平静地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了，说起史铁生，我的思绪很容易回到1978年的时光，有人称此段日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我尚年轻，正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用春光明媚来形容周围的氛围并不为过，看到的文字和听到的音声都带着一种自由与浪漫，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就在那一年，我听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史铁生。一个是从里面往外掏情感，一个从外往心里反观。这是我的简约感受与理解。同学播放了走私的邓丽君磁带，我第一次听闻到这类缠绵入骨的歌声，确实感到世界很新，记得几个岁数大一点的女同学迷得眼睛发亮，排队买饭都在哼唱邓氏歌曲。而关注史铁生却是小范围内的事，那时史铁生还未出名，班里有几个同学与史铁生交往甚深，比如刘树生、晓剑，据说他们经常去史铁生家聚会。七年后我做《上海文学》编辑，也开始跑这个地方，它就是雍和宫大街26号，站在院门口能闻到南面飘来的藏香味，往北不远则是地坛公园。他说住在这里好像一个宿命。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有些象征意义。当然这是后话。当年，我只是从文字上认识他。也应该说是因缘吧，从刘树生那里读到了一本内部读物，好像是崇文区的文学沙龙杂志，还有一些装订的油印册子，里面就有史铁生的文字，一开始我分辨不清，因为有两个写作者，都名铁生，只是姓不同而已，但很快地我分辨出来，史铁生的文字更见个人风采，它们干净纯净，极具思辩色彩。同学告诉我，史铁生是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我很惊讶，文字中看不出啊。敬佩之余，我生出见他的想法，同学也答应有机会带我去见他。很快地我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一直没机会见史铁生，直到1985年我从美术电影制片厂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京津地区的小说编辑工作，才终于名正言顺地和史铁生见面了。

以前发表过的相关文字在此不再重复，我只想说约到史铁生的第一篇作品是篇小说，名《毒药》。他的文字有种魔力，看的时候自然生起一种阳光缕缕透进幽暗的异域氛围，我不自觉地进入其中，好像身处这个看上去平常却又隐含着悬念的小岛。小说故事简单，说的是一个以养怪鱼为荣的小岛民众，在追求这种荒诞的名利中，生活的本质被颠倒了。一个养鱼屡屡失败的人只想求死，结果一神医送他两颗毒药，吃了可以无痛苦地死去，但面对大海时他突然想开了，反正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还不如先去外面看看，毒药就这样赐予了他多活一刻的信心，在他九十岁时，他回到小岛，想谢谢恩人，可是那位神医却不认他，还问他看出小岛有什么异样没有，他看到人们欢天喜地，争相猜测谁能成为新一届的鱼仙。直到神医点拨了他，他才发现原来岛民们都得了不孕症，神医请他带走仅存的两位孩子，后来两个小孩抢了他的毒药吃了起来，他大惊中才发现原来它们是两块口香糖。结尾好像有一声喊，“救救孩子”，不同的是，这不是狂人的心声，主人公非革命志士，他甚至是恍惚的，行走都是隐蔽的，他和他要找的人，个人史都是模糊的，但时代背景荒谬。而且它不仅是要救救孩子，更是要救救自己。小说的布局是智谋的，人物的对答竟有戏剧语言的韵味，可能和我学过戏剧创作有关，对台词有份本能的敏感，它需要一种精凝的内在动作。这离不开史铁生的文字修养，更是他化身其间的关系。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似乎不太被人提及，是因为寓言体小说不如现实题材的份量重吗？也许作为编辑，我本能地偏爱它吧？上海文学两年一度的小说奖中也有它，史铁生很高兴，来上海领奖时，还和李锐一起，各买了一盒西点，送给我和卫竹兰编辑。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打开盒子时，他凑过头来看，还夸张地咽了下口水，嗳，上海人手巧，点心都做得这么漂亮。

那是1988年的事，我独自去北京接史铁生来上海领奖。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更正某些误传。一是有人写文章说，我去北京时陪史铁生一起游地坛，其实相反，他以几近请求的声调对我说：姚育明，我想陪你去地坛走走，不知你愿意吗？人们习惯性地以为总是编辑陪作家玩，没想到史铁生偏偏不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他动机单纯，地坛于他浑然一体，他希望与人分享。谁陪谁，虽然一字之差，似乎也无伤大雅，但在我的感受中却不一样，这和史铁生一贯为人着想的习性相符。还有人赞我，说当年姚育明独自接史铁生回上海，一个人把轮椅车扛上扛下，还把170斤重的史铁生背上背下，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场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女汉子，我真有这个力量当然好，可我不想掠人之美，当时同行的是蒋原伦教授，我忘了他是嘉宾还是理论奖得主，但记得他是个低调的人，是他背着史铁生上车下车，我则是用力提着轮椅而已。中途停靠站，他也要背史铁生下去透透风。他们两人各怀自在，让我看了心里感动。

一开始我每年或隔年去一次北京，每次都能看到史铁生，他不像别的作家，会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跑，他就像一棵树，扎根在那个小屋里。第一次看到陈希米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段，不是1989年年底就是1990年年初，她正陪史铁生从地坛回来，那个小门上的帘子，像过去一样被一双手掀起来，但不再是父亲苍老的手，而是一双女性的手，揭开了温暖的一幕。记得史铁生给我写信，说到和陈希米结合的事，有几句话说得幽默，他说陈希米也是你们上海人，一分钱记得很清，一元钱常常不知去了哪里，非常适合娶来结婚。听到这个消息，我寄去了一条床单作为贺礼，那感觉就像邻家大哥有了好事，自己也会跟着喜庆。

1990年年底，史铁生把《我与地坛》的稿子寄给我，让我意外而又感动，之前不久我还问他有没有写什么呢？他一点口风也不透，他的散文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当时编辑部想把它作为小说发，除了次年一月号缺重点小说稿外，他们认为小说重于散文。我很不乐意去劝说史铁生，这是明明白白的一篇散文，怎么就能以小说论呢？但是身在兵营由不得自己，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史铁生，幸亏史铁生没有商量余地，他说如果你们为难，不发也行。我很开心，知道编辑部不至于为此而失去这篇好稿。

编辑部后来以“史铁生近作”之称发表这篇散文，发表之后的影响不用我多说，很有意思的是，那时各种选本选它，散文选刊选它，小说选刊也选，甚至故事类的选本也选，台湾也将《我与地坛》编入教课书中，听说这是大陆唯一一位作家的作品入选。从这个现象来说，它的文体具有非常宽泛的因素，与其说这是散文写作的一场革命，不如说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一种境界坦露，它出于最真诚最光明的心地。

可在我印象中，《我与地坛》竟没得过什么散文奖，结果无意中看到有人说它得过1992年上海文学小说奖。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作为责任编辑，这么大的忘性，确实很不称职，也许是我在潜意识中自动过滤掉了，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它当小说来读。史铁生不承认它是小说，我同样不认为它是小说。

前年我给某校高三学生上散文课，这帮曾经气走前任老师的散漫学生，对《我与地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对我说，老师，你见过史铁生，真幸福。

是的，每一个与史铁生交往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份心的热度，权且用这个词吧。

读过《我与地坛》后，我有了写史铁生的冲动，无意间和副主编周介人谈起这件事，他问你准备给谁，我说想给解放日报，他说写好后给我看看。《我所认识的史铁生》很快完稿了，他看后说谁也不要给了，我们自己发。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因为以前有过规定，编辑不能在自己杂志上发表文字。这篇散文由此开了编辑在本刊上发文字的先例——真是借了史铁生的光啊。

一般我去北京之前，都会打电话或写信给他们，问有什么事要办，史铁生除了托我寻觅废名的《桥》外，从没为其它物事麻烦过我，记得有一阵他对禅宗文化感兴趣，也一直在搜集废名的文字。作为一个贤妻，陈希米则直截了当，她说你带些那史吃的东西过来吧。她称史铁生“那史”，听上去像“那厮”，我会忍俊不禁。虽然她曾在电话中数说史铁生这个那个，我现在都想不起是些什么芝麻绿豆的事了，只记得她的娇憨口气，他比我大嗳，他就应该让让我。实质上她对史铁生的照顾很费心血，她实在心疼史铁生，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的，所以，我给史铁生带些海泥螺、腌制肉、多味豆腐干甚至上海玫瑰腐乳之类，也只是为了让史铁生的嘴巴有些许味道。

没几年，上海文学杂志社陷入经济危机，周介人说没钱出差了，甚至有一次还让我们少写约稿信，好节约些邮票。还记得编辑们反对时他流露的羞愧神色，现在想来真是不忍，周介人去世后，蔡翔也为钱的事头痛。那时编辑都很知趣，不会主动出差，我去京的次数也在减少。好像是1998年，我去北京，刘树生和我同去史铁生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刘兄家。史铁生就说，讲好了，下次你来，住我家。我说不用不用，我能找到住的地方。陈希米大概以为我客气，补充说，你不嫌弃就住那个小间，很方便的。我说我当然愿意住你们家，好和你们多聊聊，可是没必要麻烦你们呀。史铁生又说，姚育明，只是对你哦，我们从来没叫过其他编辑住我家，这样你可以省下住宿费了。我向他解释，是刘兄和朱大姐硬不让我住外面，其实我住宿的钱可以报销的。史铁生这才松了口气，也许他也听闻了杂志社的窘迫吧？此时史铁生已有了三年的透析史，写作数量开始减少，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宽裕，却为编辑的几个小钱着想，想让人不感动也难。

2001年我有私事去北京，在史铁生家遇到了钟晶晶，听说钟晶晶是陈希米的西北大学同学，钟晶晶的丈夫又和史铁生同年插队在陕北，两家人关系甚好，但钟晶晶依然像学生聆听教授之言一样，表情认真，坐姿恭敬。史铁生在小保姆和希米的帮助下，起身坐到轮椅上，他把车摇到客厅门口，指着书橱对我说，看，刘易斯送我的。他的脸上闪着小孩子似的快乐。于是我看到了一双大号的耐克鞋，好像是蓝白色。记得我当时说，刘易斯真幽默啊。认识史铁生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会为这一类话伤感或反感。史铁生只是眯着眼笑，一副很享受这种况味的神情。他喜欢刘易斯由来已久，总算满愿了。

我虽然也笑着，但心神不安，他明显地黑了，瘦了，看上去有些疲软。陈希米看上去也有些憔悴了，她像过去一样，话很少，动作很快的走来走去的忙。

没想到这次见面，史铁生主动给我一叠手稿，它就是六七年后出版的《记忆与印象》的第一部分，共八篇。他说我相信你懂我写的一切。原话我不能确定了，但大意就是对我的信任。

意外地得到史铁生的稿子，就像当年得到《我与地坛》一样，体会到他对我的抬爱，不免感动，但这一次的心情不像那回轻快，我抑制住沉重的心，祝愿他能顺利地完成系列，早点出书。离开他家坐上公共汽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一次为史铁生涌动起悲伤的心潮。

之后一直没去北京，直到2004年王安忆请史铁生来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正好我的美国朋友格格来上海，她希望我能转达自己对史铁生的仰慕之情，她说我没别的奢求，就是想请史铁生吃顿饭。

史铁生哪缺饭吃，到处都是吃请，根本应付不过来，但他善解人意，答应抽一个晚上和格格见面。格格也是个心善的，她说不要劳累史铁生，就在宾馆里吃。

在银星假日酒店的那顿饭，与其说是宴请，不如说是请史铁生观赏饭菜，他微微前倾，仔细地看了菜肴说，哎，眼睁睁地看着这一桌好菜，却不准你吃！简直是一场刑罚！依然是那样宽厚的微笑，脸色却黯淡，也明显瘦了，这顿饭吃得我们很不好受。格格小心谨慎地让他尝尝汤的味道，他用嘴唇沾了沾小勺，品味着，嗯，真好吃。过了会儿，又含了口水，却没咽下，片刻又吐出来。哎，哪怕让我多喝几口白水呢。多么低的奢求！我们看着他，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史铁生察觉了我们的感受，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就喜欢看你们吃，你们吃得越多我越高兴。

吃饭其间我们闲聊了各种话题，其中讲到人的面相问题，史铁生指着我对格格说，你看她，永远不见老。我说不是不见老，而是早就老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额上皱纹就很深了。他说那不算，许多小孩天生就有额头横纹，女人老不老要看嘴边的皱纹，连颈上的横纹也不算。我当时真有些吃惊，没想到老史兄还懂这些，更奇怪的是他的表情和说宗教类的话题一样诚恳。我被他说开心了，神色肯定好看，要不陈希米还说，姚育明心态好，脸上老有光。格格说，她整天听经坐禅的，精神气自然足。我说嗳呀，在这里尽听好话了，可是在佛友中经常受批评，比如师父来讲经，我因为妈妈生病不能前去，就有人说我不精进。史铁生略微倾了倾身子，姚育明，你不去是对的，修佛首先要讲孝道，一个不孝顺的人修什么法都是入魔道。我说老史兄，你怎么说得像佛经似的？佛就说父母恩重难报呢。他又呵呵笑起来，嗳嗳，不能这么说，我一凡夫，就是闲话，谈不上圣言。

在吃饭的过程中，他掏出只有半截的烟来抽，但只是一口，然后就掐了，过一会又点上。他像做错事一样地看着陈希米，嗯，我知道，烟也要少抽。又对我们说，其实真喝一点肉汤也没关系，是我自己不敢，希米够累的了。

看着陈希米，我心里也生疼，她的变化同样大，明显的疲惫，眼袋也出来了。我把包里准备好的红珊瑚给陈希米，告诉她，我的心意全在这108颗珠子上了，每粒珠子拨动时我都念过好几遍观世音菩萨。她笑了，虽然疲惫神态依然未褪去，但那嘴角带出的笑意依然坦然无邪。这是小小的短暂的轻快。她捏在手里问，怎么戴呀？格格蹲下身，认真地在她手上套了几圈，陈希米举起手腕，眼神里又闪出娇美的小女儿态，好看吗？

虽然话题始终轻松散漫，但史铁生明显的黝黑和陈希米黯淡的枯黄，让我和格格不忍心畅谈下去，格格主动表示散席。她抢着推轮椅车，感慨地对我说，别说写作，就是对付这种生活，也不容易呀！

一靠到床上，史铁生就叫我把冰箱里的粽子之类带走，他说全是人们送的，他们根本吃不了，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带回北京，太重，去给你们兰天吃。

他还记得我女儿的名？让我高兴。记得有一年，他给我寄自己画的贺卡，向我以及我丈夫拜年，写到我女儿名字时后面用了个括号，里面是个问号。我后来告诉他，没错，就是这个名。他还真记住了。

2007年5月，我去京领一个编辑奖，结束后去看史铁生，他家坐着几个作家，正围着他聊天，聊了一会他想起什么，指着书橱对我说，姚育明，有人送了我几块贝壳化石，你去挑一块。化石有五六块，我挑了块最小的。结果，有一个作家说，我也要。话音刚落，几个人蜂拥而上，小孩似的抢起来。史铁生坐在轮椅车上呵呵地笑，这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哪像姚育明，挑最小的，你们呢，挑最大的！听了史铁生的表扬，我很受用，而其他的人也不惭愧，他们嘻嘻哈哈的，竟然一块也没给史铁生留下，透过那种氛围，完全可以看出史铁生平日与朋友们相处的随意和大度。我没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但我也确实发现他的眼神有微妙的变化，过去他的眼光是有温度的，看你一眼，就温暖到心里，很慈悲。几年不见，他那沉稳的眼神里明显有了遥远空茫，好像魂魄已住到那里，现在只是分身来应对这个世界。

2008年我打电话给史铁生，告诉他，自己要退休了，七月底将正式离开杂志社，希望在走之前，再发一篇他的文字，以作美好的留念。他告诉我，现在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一时没东西给我。他的口气充满歉意，也有真心的叹惜，我真有点不习惯你的退休，看来要适应一段日子了，又提到在整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忘了是哪本书了，只记得当时问他里面的文章发表过没有，他说基本都发过，然后他有点不确定地说，你看看我的自序行不行？就是有点短。我很高兴，短无妨，哪怕数行，只要是史铁生的东西，没有差的。《原生态》就这样到了手。在这篇二千多字的散文中，他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原生态非状态，而是生命的最初心态和神态。为此他还举例，比如为了人民是原生态，为了赢得人民就是非原生态，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有信仰是原生态，为了指挥和拯救别人是非原生态，为了爱情是原生态，为了父母以及媒人是非原生态等等。我有些意外，原来他并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魂魄远离尘世，只参生死大事了，他还挺现实主义的呢。不过，虽然他的分辨令我忍俊不禁，但我还是觉得举的例子削弱了他的观点，也经不起严格求证，用什么来证明生命的最初的心态是零呢？好在结尾中的结论比较圆满，他认为原生态并不都在历史和风俗中，也不在一时一域，它们只存在人的心里。我知道史铁生也是接触过一些佛学书籍的，对一些基本教义不会陌生，我觉得《华严经》里的“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能说到根本上，它准确地解释了世间的各种人生现象，用不着举一些例子，然后再为例子注明，为注明再举例子这样补缺了——说服众心并不容易。但我没和他交流看法，又不是哲学讨论，再说真要论起来我也论不过他，编辑编好稿就是了。我只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对杂志社的支持，以及对我多年来的支持和关爱。他也很高兴，说你喜欢就好。他的口气如释重负，我很熟悉他的为人，经常帮人解难。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散文进入2008年中国散文排行提名榜了。我知道，许多人和我一样，期待着他的新文字。

史铁生去世后，一位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告诉我，说史铁生已经皈依了基督教。我没去陈希米处求证，他已告别这个尘世，生前有什么信仰也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生命的问题：原罪、忏悔、救赎、苦难、爱。他的眼神很真挚，也深邃，这和他长期的思考有关，也和他热爱生命有关。

我从来没和他讨论过佛教的教义，事实上我对佛教教义也不甚了解，我关注的只是受用。但他曾主动对我说过，他说我的腿成这个样子，按照佛教的说法，应该是前世的造孽，后世我承担这个果，只是这个因果谁能说清？

我没有接他的话题，这个题目太大也太具体了，面对一个兄长般的朋友，怎么说都是错。随便什么宗教，随便什么说法，只要能慰藉史铁生，我都以为是好的。而他平日里处处流露的悲心，以我凡俗眼界，又怎知道是在什么果位？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有过很糊涂的时候，把轮船方向盘看成法轮，还觉得风车饰件也像法轮，他笑着拍了拍身下的车轮，说我也是法轮常转。

是啊，从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车轮就一直圆融地转着，他首先破除的是自己心中的障碍，他的思索就是他的足，前景辽阔，无所障碍，在这种前行中，他成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