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2年8月份上市的一本《让木乃伊跳舞》最近在业界被炒得很火，两个月时间内竟然卖出7000多册。如此相对冷门的书受到热捧，反映出目前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热度不减，也说明了国内美术馆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滞后性，毕竟这是一本20年前的著作。此书的副标题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说的是美国著名的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该馆历史上的第七任馆长托马斯·菲尔德·皮尔索尔·霍温（Thomas Pearsall Field Hoving，1931-2009）。在任职的十年间（1967-1977），霍温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已经将博物馆打造成为理想中的缪斯神殿，不仅有壮观优美的建筑设施，更重要的是，里面保存着高品质的艺术品。他的信条之一就是：博物馆应该是“民主的接生婆”（“midwife of democracy”），言下之意就是让更多的公众走向博物馆并体验艺术品，这也是该馆初创时的重要宗旨之一。2013年，伦敦的《艺术新闻报》（The Art Newspaper）公布了2012年全球艺术博物馆参观人次排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超过600万的数字稳居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

本文结合该馆的形成历史、馆藏形成概况，侧重于从公共教育活动开展的视角来尝试分析这座世界级艺术殿堂在阐释作品、拉近公众与艺术之间距离的具体策略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和可借镜之处。

一、馆藏形成略窥

2014年9、10月间，译林出版社走“通俗路线”，把一系列介绍诸如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华盛顿国立美术馆、德累斯顿老绘画馆、奥塞博物馆等名馆的印刷精美的册子翻译过来，受益者当然是大批的文艺青年和热衷于赴海外旅游的普罗大众们。在去那里观摩、品鉴名作之前先做一下功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总比漫无目标的走马观花好多了。相形之下，今年5月份面世的《商人与收藏》（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The Story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LongmanGroup Ltd，1970）是一本相对“严肃”的书，但里面的许多秘闻、笑料、大数据、收藏家、社会贤达的生动肖像描绘无疑使他面对了更为广泛的公众，虽然此书撰写于上世纪70年代，但其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仍不可小觑，毕竟作者是下过不少功夫的。

拥有此老练笔法的人便是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他曾在1980 1988期间主持《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艺术世界”（Art World）专栏，并为马塞尔·杜尚、约翰·凯奇、乔治娅·奥基芙、弗兰克·斯泰拉、克里斯托（Christo and Jeanne-Claude）夫妇、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甚至是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Damier Herst）等等很多艺术圈子里的大咖撰写过文章。不难看出，在艺术圈子里如此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老汤，练就了敏锐的眼力、犀利的文笔和善于抓住人物性格和作品特征的过人能力。

不过，他在此书的致谢中保持了低调和谦和。因为在他看来，撰写此书并非是他的专长和初衷，言下之意是，如此重要的的庆祝百年庆典的“主旋律”专书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接下来便提到了阿尔伯特-埃克·加德纳（Albea T.Eyck Gardner），一位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内部人士，此公曾在该馆的图书管理员、档案保管员、美国艺术部副研究员辗转腾挪的人物，自1941年起就在酝酿写作一部馆史，搜罗资料外加遍访群贤的活动坚持了21年，遗憾的是其年不永，未能完成宏愿便弃世而去，实在可惜。好在汤姆金斯能够在各个部门的研究员、董事会诸位董事、档案管理员、几位馆长及其遗孀及其他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反倒可以利用“局外人”的身份，凭借过人的文字能力和艺术感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该馆诞生100周年期间的趣闻轶事。应该说，这部摆在我们面前的“奇书”成功完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年庆典委员会的重托，成为“经典”。

汤氏在扉页上引用了莎翁名剧《第十二夜》里的对白：“咱们干点什么事儿？要不去看看这座城市的文物？”莎翁用了古英语“reliques”一词，意指“纪念物、遗迹、遗物、圣物、圣骨”等等，译者在这里译为“文物”似乎稍显宽泛，用“纪念物”是否更合适一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创立以来的100年间确乎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如何去叙说呢？汤氏用四章进行了概括，分别是“富裕的社会上层人士”、“风靡一时的藏品征集”、“博物馆研究员与收藏家”、“门庭若市的博物馆”，脉络十分清晰。要读此书，建议读者怀有一种摄影师的“想象力”，善于跟随作者的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视角和“蒙太奇”手法，去领略其中的精彩动人之处。

作者的视野十分开阔，将该馆的历史置于美国社会、政治及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中，以十分清晰的结构勾勒出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场景：收藏家、政客、艺术家、研究员、馆长、捐赠人……他们的参与整座博物馆的辉煌密不可分。应该说，该馆的诞生起自一个偶然事件：1869年，著名的律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孙子约翰·杰伊（JohnJay），在巴黎向一群为庆祝美国国庆而聚集在一起的美国人发表演说，当时他有鉴于卢浮宫的蒸蒸日上之势头，倡议在新大陆建立艺术博物馆。他坚信会得到来自两个社会群体的支持：纽约早期荷兰移民的后代的家族（“the Knickerbockers families”）；另外一个便是因工业获得财富的“新富阶层”（“nouveau riche”）。其实这两个群体都想在市政当中巩固和明确其身份与地位，并意在提高纽约作为一个文化国际都市的声望。尽管这里面充斥着争斗、政治丑闻，但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纽约，乃至美国的文化自信，无疑博物馆是最合适的行动目标。正如约翰·考恩霍文（John Kouwenhoven）所指出的：“……美国人越是对艺术感兴趣，他们便更多地使得他们屈从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它不仅与在西方文明中具有开创性的力量格格不入，也趋向于使得任何对于本国固有的形式和典范的欣赏感到沮丧。他们越来越感到美国文明与艺术之间的不协调。”这段话一方面体现出富有的美国收藏家们在疯狂地在欧洲“掳掠”艺术珍品方面表现出的热情，也折射出他们在美国本土艺术和欧洲古典艺术之间做出选择的“纠结”。19、20世纪之交，来美国的欧洲人在得知1876年后流入美国的艺术品总量时感到十分震惊。他们说，美国人对欧洲的文化“下了毒手”。对于欧洲旅行者来说，美国人收藏的艺术品越多就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损失——失去了民族财富，失去了文化财富，便失去了个人财富，当他们走进私人画廊，猛然看到自己钟爱的作品就在某个美国富翁手中时，这种失落感愈见强烈。

当然，美国人对欧洲艺术品的兴趣，甚至是对艺术的热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高的。美国政治家、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0月30日-1826年7月4日）公然宣称：艺术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威胁。1780年，亚当斯在致其夫人的一封信中坦言他对艺术的看法：“……为了给与其子孙以修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及瓷器的机会，我们的儿子们应该去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学、自然史、航海术、商业和农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最初家底是首任馆长，就是卢吉·帕尔玛·德·塞斯诺拉将军（General Luigi Palma di Cesnola，1832-1904）收藏的大量塞浦路斯艺术珍品这些藏品上可追溯至青铜时代，下则至罗马时期末期。就欧洲绘画来说，187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执行委员会首任主任威廉-布洛杰特（William Blodgett）在欧洲疗养期间，争取到受雇于比利时皇家博物馆（the Royal Museum in Belgium）鉴定专家艾蒂安-勒鲁瓦（M.Etienne Leroy）的支持，以116180.27美元购藏了174幅画作，后转售给该馆。在此之后，该馆的藏品数量急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系列社会上层人士的捐赠行为，在此仅罗列几位关键人物以证明我们所言不虚：

第一，1883年，来自新泽西州的火车机头制造商雅各布·罗杰斯（Jacob Rogers）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会员，此后每年均要支付10美元以维持自己的会员资格。1891年，罗杰斯在进行他的年度参观时向塞斯诺拉索要一整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许可证、章程、租约和文件。1901年，罗杰斯在联合同盟俱乐部（the Union College Club）的一场活动中中暑虚脱毙命。遗嘱中将1000美元赠与两个侄女，25万美元留给侄子，把起初估算的价值8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捐赠基金，将其收益用于“购买稀有、出色的艺术品，以及为所述博物馆图书馆购买图书，并只能专用于此。”后来这个遗赠事件经过一段诉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获得500万美元。

第二，1889年，布朗兄弟投资银行公司（Brown Brothers）合伙人约翰·克罗斯比·布朗（John Crosby Brown）的夫人将自己收藏的270件乐器赠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在此后的18年间不断扩充这部分藏品；到了1906年，该博物馆的乐器藏品数量达到了3500件，涵盖了五大洲的不同文化，成为世界著名的乐器收藏。

第三，1913年，纽约百货业巨头本雅明·阿尔特曼（Benjamin Altman）将自己价值超过1500万美元的1000件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提出的条件是：“提供一个拥有足够面积的展厅，以永久性地保存我的绘画、雕塑、水晶制品……再提供一个合适的展厅，展示我的中国瓷器；上述两个展厅必须毗邻并相互连通”。

第四，1911年，英国大幅提高了遗产税，这使得大藏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约翰·皮尔朋特·摩根（John P.Morgan）不得不为他置于该国的数量庞大的艺术品的将来做打算。这批藏品先被运往伦敦，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年之久。通关后的包装工作是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间库房内进行的，监督人是老于世故的古董商雅克·塞利格曼（Jacques Seligmann）。藏品包装箱总计351只，其中不包括手稿和珍本书；包装和运输工作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年（1912年2月-1913年1月，第五批发货原计划搭乘“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2号离港，因未及时准备妥当而错过了船期）。1916年，摩根藏品的四分之一被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先，其子小摩根捐出了拉斐尔的《科隆纳祭坛画》（colonna Altarpiece）、一组极好的16世纪墓雕等。1917年，小摩根将约8000件艺术品（包括绘画、雕塑、古代玻璃、陶器、埃及文物、雪花石浮雕、金器、珐琅、象牙制品、木雕珠宝）等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18年，这些藏品被置于装饰艺术厅，同时更名为“皮尔朋特·摩根厅”）

第五，192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哈夫迈耶藏品。自此之后，无人会诟病该馆的藏品存在空缺。亨利·奥斯本·哈夫迈耶（Henry Osborne Havemeyer）是美国制糖业的领军人物，身家超过几百万美元。在他的第二任妻子——路易森妮（Louisine）及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的指引下，搜罗了为数众多的艺术珍品：印象派绘画、中国瓷器、威尼斯玻璃器、日本茶叶罐、珍贵手稿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对夫妇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收藏方面。1929年，路易森妮在遗嘱中要求将1972件艺术品赠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六，霍温任职期间促成的罗伯特-雷曼藏品（The Robert Lehman Collection）2600余件艺术珍品入藏该馆，无疑使得它跻身世界一流艺术博物馆之列。

二、观众的“乐园”

1870年的1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届董事会成成立，共有27位成员。同年4月，纽约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社团组织的主旨：“鼓励和发展学术研究，鼓励和发展艺术在产业中的功能，鼓励和发展同类学科基础知识的提高，并提供受人们欢迎的教育指导及消遣。”但是，正如欧洲一些博物馆的情况一样，对于普通公众能否进入博物馆观展的问题，董事会的态度一直忽上忽下，甚不明朗，他们也饱受媒体诟病，即过于“精英主义”，对普罗大众的诉求视若无睹。

1897年的一天下午，一名穿工装裤的水管工被挡在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门之外，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朴实技工被赶出艺术展厅、为衣冠楚楚者服务的艺术、敏感、斯文的水管工遭遇公开羞辱。针对这个事件，馆长切斯诺拉对记者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想也不允许一个一直在挖肮脏下水道，或与动物油脂和油状物打交道的人进入博物馆，而且，他们身上的污秽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使周围的其他人感到不适。”后来这种状况稍有改善：“人们不再公开或用篮子偷偷带狗进博物馆：展厅地面再不见让人倍感厌恶的咀嚼过的香烟渣；再没有保姆把孩子带到角落，随意弄脏博物馆的地板：再也没有人带着‘柯达相机来博物馆‘抢拍东西和观众；再没有人吹口哨、唱歌或从一个展厅对另一个展厅的人高喊……”野蛮部落正在缪斯圣殿里小心翼翼地移步。

1914年，由于摩根藏品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整体亮相，所以吸引了大批观众，该年的参观总人次为913230，这个纪录一直到1920年才被打破。1918年，作为战时试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在每周六的晚上举办免费音乐会，那似乎是使得博物馆呈现拥挤画面的唯一动因。音乐会在博物馆大厅的阳台上举行，管弦乐队由五十多位音乐家组成，他们来自不同的交响乐团，在著名的第一提琴手大卫·曼勒（David Mannes）的指挥下演奏，所选曲目既包括古典轻音乐，也有完整的浪漫交响乐。起初，博物馆方面有些担忧音乐会的听众规模。1922年的一场音乐会曾吸引了10000人参加。在第四季音乐会结束时，时任馆长的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高兴地通报说：“音乐会没有出现混乱，没有发生人群互相拥挤，没有一件博物馆展品受损；纽约人似乎变得相当文明。”193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的平均年龄为60岁，公众对该馆忽视公共教育的批评愈见激烈。激进的批评者们指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为有钱的上流社会服务，对自己的教育项目“极不关心”。1940年，弗朗西斯·亨利·泰勒（Francis Henry Taylor，任期为1940-1954年）当选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得这座艺术圣殿易于为公众所接受。

作为一位中世纪艺术方面的专家，泰勒没有将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园地”，而是十分重视公众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他将博物馆原有的教育工作部、博物馆拓展部（the Department of Museum Extension）和产业关系部（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合并为一个新的独立部门

教育和博物馆拓展部（the Departmentof Education and Museum Extension）。他倡议与纽约大学合作，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为纽约的公立高中和初中组织了一系列巡展。青少年博物馆（the Junior Museum）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部策划的“馆藏集萃”（“E Pluribus Unum”）展览。莉迪亚·鲍威尔（Lydia Powel）使得它为少年儿童广为接受。195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参观人次为200万，是1940年的两倍。1955年，在筹备修道院分馆期间与洛克菲勒密切合作的中世纪藏品部门主任詹姆斯·罗瑞墨（James Rorimer，1905-1966）接替泰勒成为馆长，并继续在前任的业绩上再建辉煌，入馆人数继续攀升。1967年，霍温回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馆长，标志着该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霍温更因为在策划艺术展览方面的杰出才能而获得公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甚至自封为“巨型展览”（“blockbuster exhibition”）的缔造者。但事实上，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担保国外艺术品赴美国展览的结果。他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馆长J·卡特·布朗（J.Carter Brown，1969-1992在任）一道，成为巨型展览的主要推手。菲利普·德·蒙特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生于1936年）和托马斯·坎贝尔（ThomasCampbell）两位继任者的持续努力使得该馆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美术馆。

坎贝尔在上任之初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建设博物馆的公众形象。2011年，一个经过全新设计的博物馆网站宣告面世，为全球大众提供了与博物馆互动的新渠道。人们可以通过该网站浏览馆藏的340000多件艺术品的图片和信息，包括大都会当前展出的所有藏品。不仅如此，更多的在线数据库、展览图录等资源的共享也使得该馆为全球观众所广泛关注，其在线互动游戏及教育项目非常成功。

“儿童项目”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针对小观众的一项计划。据他们统计，每年约有20Zf儿童和青少年观众。他们之中小到幼儿园、大到十二年级，常常以班组为单位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因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部也就一直是忙于安排学生和教师们的导游接待工作，以保障学生团体与其他接受导游的人流的持续循环和前后衔接。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公共教育部专门设立了教师培训工作室、课程资源袋，以及博物馆信息网页，供学生和教师使用。尤里斯（Uris）图书馆的馆藏艺术图书、录像和其他辅助材料，也可以供给教师和学生使用。公共教育部除了大量地组织参观游览活动之外，还负责编印出版有关的资讯材料，以便于教师将艺术纳入到平时的课程中去。他们在这个项目中的目标是，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成为学校课堂的实质性延伸。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Museum Kids”项目也值得一提。由专业人士设计的专门针对少年儿童的网上互动项目统称为“博物馆孩子”，该项目为儿童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体验资源。该网页的设计基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丰富馆藏之上。2009年，该馆的公共教育部对网页进行了改造和调整。总的来说，“Museum Kids”大致可以划分为互动型和信息型两类。譬如，“凡·高如何成名”（“How Van Gogh Made His Mark”）当中包含这样一个环节，孩子们可以读到艺术家的简短传记，欣赏画家所绘制的墨笔素描作品，下一步就是在电脑上借助软件创作自己的素描作品。如果用鼠标画素描使小观众感到力不从心，“舞者与德加”（“The Dancers and Degas”）这个互动游戏则相对容易一些。在这个界面里，小观众们可以倾听一位名叫Marie的芭蕾舞演员讲故事，以德加绘制的芭蕾舞者的形象为原型创作卡通风格的装置艺术作品。

“塞尚令人吃惊的苹果”（“Cezannes Astonishing Apples”）这个项目包含四个环节：第一部分提供了与塞尚的艺术作品及艺术家创作生涯相关的文字资料：第二部分主要侧重于欣赏作品，观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塞尚的苹果静物画作品并在线回答问题：第三个环节为观者提供了一个倾听故事的机会，当然，主角是艺术家塞尚。在这个过程中，背景音乐响起来，孩子们可以阅读页面上的文字并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随时翻动页面。最后一个环节是创作活动。小朋友们可以在线创作，也可以用卡纸作为媒介，依照网页上的指引材料绘制画作。如果选择在线创作，使用者需要发送一张电子卡片，通过一个与艺术家为主题的小测试。然后依照网页上提供的演示，用塞尚静物画中反复出现的几何形体制作一幅作品。对于选择用卡纸作画的小观者们，网页上会提供画静物画所需的材料和详细步骤。除此而外，这些观者还可以以塞尚的某幅作品为主题写一个小故事。这个教育项目的最后页面提供了与塞尚的生平与艺术作品有关的书籍、文章、网页等材料，很显然，这是为想进一步了解艺术家的人们准备的。

除了在线游戏之外，在这里需要提到“十二年级以下艺术工作坊”，该工作坊教授教师如何与他们的学生充分利用该馆丰富的在线资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和学员们一起设计课程、分享观点、运用新技术APP Evernote。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教师们得以与他们的同行们互通有无，交换意见和共享资源。与此同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员工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网上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网上讨论会（Webinar），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2013年全年，该馆召开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参与者达1100余人，分别来自全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2013年的克洛斯阐释研究员（Kress Interpretive Fellow）与博物馆员工一起研发了一个颇具创造力的项目，负责人为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伊丽莎白-珀金斯（Elizabeth Perkins）。在对该馆的欧洲绘画馆和观众需求进行了一番调研之后，设计出了一部电子书——《留意与欧洲绘画的联结》（Looking to Connect with European Paintings：Visual Approaches for Teaching in the Galleries），毫无疑问，它为利用欧洲绘画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师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20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Teen Blog为该馆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起初，此博客仅仅是为了配合在馆内举办的临时展览及其相关活动所设，逐渐地，它成为与青少年讨论艺术品原作和博物馆参观体验的重要平台。自博客上线以来，已经有40000多名世界各地的观众浏览过该博客。需要指出的是，里面的不少博文出自Teen Advisory Group的年龄为十几岁的小会员。此外，著名的《少年时尚》（Teen Vogue）杂志曾将其旗下的博客链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Met Teen Blog，无疑会获得更高的点击率。

结语

2014年7月，美国博物馆联盟发布了《构建教育的未来：博物馆与学习生态系统》白皮书，这份重要的成果诞生于该联盟与亨利·福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一次教育大会。这次会议及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博物馆如何与学校合作开创教育的崭新未来？该报告综合了一些前沿思想家的案例研究成果，探讨了以下议题：第一、如何加大投入，支持和管理合作关系；第二、如何加强家庭参与，将父母看成是共同学习者；第三、如何创建跨社区机构的开放学习网络：第四、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学习与合作技术。美国博物馆联盟博物馆未来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创始人伊丽莎白·梅里特（Elizabeth Merritt）指出，在未来的美国，作为浸入式、体验式、自我引导式、动手学习方面的专家，博物馆将成为教育的主流模式，而不再只是补充角色。

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坎贝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uide）的序言中所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确比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展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5000年历史的视觉文化菁华。当然，最紧要的目标是将你们带入我们的展厅并能够直接体验艺术作品。”纵观该馆近几年的年度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各个专业部门之间协作开发的公共教育活动花样不断翻新，藏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所在。2009年全年，共有21246场活动，参与人数达到829892，共有超过197089位12年级以下的学生在上课期间参观本部和修道院分馆，195460人使用了提供100余小时解说的多语种语音导览器；2010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举办了21435场活动，参与者的人数达到827022，194960位学生参加了所在学校组织的参观活动；27879名观众参与了公共教育部设计的家庭活动项目，1663名青少年加入了该馆组织的兴趣班、工作坊及相关培训活动课程：2011年，谈话、导览、需提前预约的参观活动将263284位观众吸引进展厅，比2010年增长了20819人。该年度的学生观众总人次是214662，其中有90249人来自纽约市；2012年全年的公共教育活动（含讲座和演出）有25283个，参与者为693116，比2011年增长了9%。共有217850名学生参观了博物馆，600多名教师参加了该馆组织的培训项目：2013年期间，该馆共有25815场公共教育活动，吸引了652898名观众参与进来，前来接受培训的十二年级以下艺术教师的人数也比2012年翻了一番。由此可见，该馆的理念和实际行动均在不断追求创新，《年度报告》上刊载的新的项目层出不穷，可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拥有一个完美的视觉和智性体验。

（刘鹏/江苏省美术馆学术研究部馆员、艺术史博士）